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大智

　　“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情進一步發酵帶來的影響，正在向整個中小銀行群體擴散。恐慌之下，中小銀行的信任危機進一步放大。儲戶的恐慌心理可以理解，看似是“存款”的產品，卻可能出現極大的損失，這對于本就風險偏好極低的銀行存款用戶而言，毫無疑問是巨大的沖擊。

　　但是，中小銀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對于居民而言更是避免不了存款、理財、貸款等業務的辦理，也是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到底要如何看待中小銀行這一群體，其中包含哪些銀行，不同的中小銀行又有何區別？

　　中小銀行都包含哪些銀行？

　　以監管的角度看，銀保監會下設的不同機構，可以簡單區分不同銀行間的區別，包括政策銀行部、大型銀行部、股份制銀行部、城市銀行部、農村銀行部、國際部（港澳臺辦）等對于銀行監管的內設機構。

　　而所謂中小銀行，一般是從資產規模上進行區分。從廣義上來說，中小銀行泛指除了中、農、工、建、交、郵儲六大國有行之外的所有銀行，對應了監管中的股份制銀行部、城市銀行部、農村銀行部這些內設機構管轄的范圍。

　　因此，中小銀行其實是包含了招商、興業等十二家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以及城商行、農商行、民營銀行、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不過，幾年來隨著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的快速發展，很多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已經很難稱之為中小銀行，如股份制銀行中的招商、浦發興業等銀行，資產規模已經可以比肩六大行，且資產規模仍在快速增長中，而城商行中的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等，資產規模也在兩萬億到三萬億之間，已經超過部分股份制銀行資產規模。

　　股份行與國有行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股權結構、行政級別等方面。但在經營范圍上，股份制銀行與國有行基本沒有區別，兩者都是全牌照、全國性的經營，如在衍生品投資、托管、外匯業務、發卡資質、理財子公司等方面都別無二致，這也是為何說股份行雖然可以歸類為中小行，但與一般意義上的中小銀行有很大差異的原因。

　　股份制銀行之后是城商行，截止2021年末，城商行共有128家。城商行主要是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來，還有個別為重新發起設立。如果追根溯源，城商行在最初其實與股份制銀行并無太大差異，但隨著業務的發展和經營范圍的拓展，二者的差異逐漸體現，特別是在異地展業及各種業務資質牌照的區別。在原銀監會限制城商行、農商行異地開設分行后，城商行、農商行異地擴張就成了一個夢想，并與股份制銀行形成了顯著的差異。

　　與城商行同屬銀保監會城市銀行部管轄，但又區別于城商行的還有民營銀行。民營銀行成立時間較短，數量少、資產規模小，業務資質也比較受限，是伴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而誕生的新生產物。不過民營銀行比城商行在分支機構上管理更加嚴格，僅能設置一個總部機構。

　　其余的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農村合作銀行以及農村資金互助社五類銀行機構統稱為農村中小銀行，主要由銀保監會農村銀行部監管，是目前數量最多的中小銀行，合計共有近4000家。

　　各類中小銀行有何區別？

　　為了更好的區分各類中小銀行在經營范圍、監管要求等方面的差異，本文暫且將全國性股份制銀行這一群體排除在外。并重點分析近期引起市場關注的村鎮銀行這一群體。

　　對于城商行而言，正如上文所述，從城市信用社合并、改制而來后，其核心監管框架與國有行、股份制銀行并無顯著差異，且均適用于《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的有關規定。同時，在銀行經營中的流動性指標、各類集中度的監管，以及存款、貸款、理財等業務的監管也都沒有顯著差異。

　　民營銀行與城商行同屬銀保監會城市銀行部監管，是順應互聯網金融大潮的發展而成立的新型銀行。誕生之初就秉承“差異化競爭”的理念。在《關于促進民營銀行發展的指導意見》中，監管明確指出：促進民營銀行發展是加強中小微企業、“三農”和“社區金融服務”的重要突破口。可以說，民營銀行是帶著監管對于銀行金融科技創新、踐行普惠金融、服務小微的使命而誕生的。

　　與城商行、股份行有顯著差異的地方在于，民營銀行的股東明確為注冊地省內的民營企業，且出資必須為企業自有資本。經營范圍上，非互聯網銀行的民營銀行僅限于注冊地省內展業。

　　在股東的要求方面，民營銀行有著比其他同類的中小銀行更嚴格的要求。如股東要求最近3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年終分配后凈資產達到總資產30%以上，權益性投資金額不超過凈資產50%等條件。更重要的是，民營銀行需要承擔剩余責任。也就是說，即便民營銀行出現經營風險時，股東所承擔的責任并非是以出資額為限的有限責任制，而是以股東自身凈資產為限的連帶責任。同時，對于民資控股銀行的關聯交易現象較為普遍的問題，監管也鼓勵民營銀行股東及其關聯企業自愿放棄獲得關聯貸款的權利，以此來減少可能產生的風險。

　　最后則是包含農商行、農信社、村鎮銀行、農村合作銀行以及農村資金互助社在內的農村中小銀行機構，也是近些年來銀行業風險發生和處置的重點。在這五類機構中農商行、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三者可以說以一脈相承的機構，其中農信社最早是農民之間的合作性金融組織，股金主要來源于農民社員，是定位于服務農民、農村經濟的集體所有制企業。

　　農合銀行是在1996年國務院出臺《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提出的，對于農信社改革的一種機構。按照當時的改革方案，已經商業化經營的農信社可合并建成農村合作銀行，與農信社相比，農合銀行的股本金不僅來源于自然人社員，還來源于企業法人。從性質上看，農合銀行是介于合作金融與商業金融之間的一個過渡性金融機構。

　　農村商業銀行則是對農信社的進一步改革的產物。在農信社、農合銀行、農商行三者區別上，是從合作制到合作制與股份制結合再到完全股份制的改革進程。在合作制中，“社員入股、一人一票、服務社員 ”的合作制金融定位于服務社員，而非商業經營。而在股份制中，“一股一票、商業經營”是銀行市場化、商業化經營的商業行為。在2001年末江蘇一批農信社改制成為獨立法人、獨立經營的農村商業銀行后，農信社改制農商行成為接下來農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

　　雖然農村已經有數量較多的農信社、農商行，但是囿于農信社時代留下較重的歷史包袱，即便改制為農商行，農村金融服務仍然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三類被稱之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誕生，其中貸款公司缺少可用資金來源，難以滿足農村經濟主要為貸款的需求。農村資金互助社則是回歸到農信社的初心，以資金互助的模式服務社員，但規模小，服務范圍小，也難以大規模發展。

　　村鎮銀行由于其低門檻的銀行牌照，成為了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角。與其它的農村中小銀行相比，村鎮銀行有幾點顯著區別。一是注冊資本方面，理論上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注冊資本最低可以達到100萬，堪稱是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最低的門檻。二是特有發起人制度，即主發起人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鎮銀行股本總額的15%，且發起人中至少有1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三是對股東的要求非常低，無論是任何性質的資本，民營、外資、國有等都可以參與進村鎮銀行的設立中，同時，對于股東各項財務指標要求也遠沒有民營銀行那么嚴格。

　　應該說，這些有利于民營銀行發展的優勢所在，確實在初期使村鎮銀行有了飛快的發展，無論是數量還是資產規模，都很快的增長起來。但也正因為此，這些便利的進入條件，也在以后逐漸發展成為村鎮銀行的風險所在。

　　村鎮銀行為何問題頻出

　　回到本次“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在6月18日河南許昌公安局公布的通報中，提及本次事件為新財富集團實控人利用其參股/控股的村鎮銀行實行的犯罪行為。無論是第三方的互聯網存款還是通過APP存款，都淪為其犯罪的手段。這就如同有些人通過開設假銀行、在線下開立假銀行網點進行犯罪一樣。

　　但不可忽視的是，本次事件中，村鎮銀行暴雷出來的公司治理、股權治理以及內部風控等問題，一樣的觸目驚心。

　　在《從“破局者”到“取款難”，村鎮銀行怎么了？》一文中，我們曾經提及監管設立村鎮銀行的初心，但囿于現實的發展，村鎮銀行問題頻出。

　　首先在于品牌認識度上缺乏社會認同。村鎮銀行無論是名稱還是其設立的所在地，都與傳統銀行“高大上”的形象相差甚遠，用戶難免對其產生懷疑，進而導致缺乏對于村鎮銀行的認同，使其在吸儲方面面臨較大的劣勢。

　　其次是資金不足，吸儲能力弱，但農村的貸款需求卻大得多，村鎮銀行體系基本都面臨可貸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截止2019年末，村鎮銀行存貸比為78.5%，到2020年存貸比更是高達80.4%，與過去銀行監管規定的75%相比，遠遠高出。雖然如今不再對于存貸比做硬性指標要求，但毫無疑問，村鎮銀行的可貸資金是遠遠不足的。

　　再次，貸款的短期化、脫農化、大額化，嚴重的偏離村鎮銀行設立的初衷和主業。很多村鎮銀行開始效仿其他城商行、股份行等，在客戶上“壘大戶”，力求爭取到大企業的貸款投放。同時，將本就不足的資金，投向于房地產、“兩高一剩”企業、證券期貨市場、政府融資平臺等領域，不僅沒能實現“農村存，農村貸”，將農村資金用于農村發展，反而是將農村資金流向了城市或其他各行業的投資。

　　最后，股權治理與公司治理的混亂。在村鎮銀行設立之初，監管顯然希望通過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主發起人的模式，將優秀銀行的管理經驗輸出給村鎮銀行。但從隨后的發展可以看到，城商行、農商行將村鎮銀行看作是可以異地展業的載體，大規模的參與進村鎮銀行的設立中，但村鎮銀行作為獨立法人且有多方股東利益下，想要像其它的銀行分支機構一樣，服從、配合主發起行的戰略，無疑是極難實現的。更重要的是，村鎮銀行作為服務是三農、服務小微的重要載體，展業難度高，收益小，最后對于主發起行來說反倒變成了“雞肋”一般的存在。其它股東同樣如此，因此村鎮銀行的股權交易和變更數量和比例，要遠高于其它的銀行。頻繁的股權變更和交易，加大了本就股權關系復雜的村鎮銀行的風險。再加上村鎮銀行規模小，難以吸引到專業化的銀行業人才，相應的公司治理、股權治理的風險都更大。

　　當這些村鎮銀行客觀上存在問題的內因，遇到實體經濟不振的外因時，更加劇了村鎮銀行這一群體的風險。村鎮銀行又大多數集中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服務的群體也是風險抵御能力更差的農村居民、小微企業和普惠金融群體。在面臨疫情和經濟下滑的沖擊時，其風險抵御能力也更差。

　　因此，各類新聞報道中村鎮銀行頻頻出現的問題，不僅僅是外部經濟形勢的沖擊，其本身存在的內部治理風險，更值得關注。

　　村鎮銀行未來往何處去？

　　從2007年至今，村鎮銀行發展不過16年，卻已成為目前各類銀行中數量最多的銀行，這本身就說明了村鎮銀行在農村金融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在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下，村鎮銀行面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的競爭。民營銀行、農商行、農信社紛紛下沉服務普惠金融客群，很多小銀行更是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以科技的手段服務更廣大的普惠金融客群。除此之外，國有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等銀行在發展普惠金融的要求下，也同樣進一步下沉業務。這些都客觀上對村鎮銀行產生了更進一步的沖擊。“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事件導致的中小銀行信任危機，無疑更加劇了這種困境，村鎮銀行很可能要面臨新的洗牌。

　　近些年來監管也在加快處置農村中小銀行帶來的風險。在今年5月20日銀保監會通氣會上，監管就重點提及了對農村中小銀行風險處置的相關情況。從2018年以來，累計處置高風險農村中小銀行627家，處置不良貸款2.6萬億元，金額超過前十年的總和。同時表示會繼續深入推進農村中小銀行改革化險。表明了包括村鎮銀行在內的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在服務農村經濟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又再次提及“鼓勵優質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適格機構參與并購重組農村中小銀行”，并會落實鼓勵中小銀行兼并重組支持政策。因此未來大概率會通過政策，鼓勵優質的銀行、保險等機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參與到農村中小銀行的并購重組中。

　　同時，也要注意到，村鎮銀行本就是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設立的一類銀行，這一點從后期民營銀行、直銷銀行的設立是一個道理。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金融機構的變革與創新，就如當年農信社像農商行、城市信用社向城商行的轉變一樣。而當前在各類銀行紛紛通過各類方式下場服務普惠金融客群后，村鎮銀行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如何履行其服務三農、服務小微的使命，或者說是否需要村鎮銀行這一群體繼續去履行這樣的使命，同樣值得思考。

　　(本文作者介紹：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遼寧大學應用經濟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