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逆全球化、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局部戰爭等沖擊讓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但與此同時也存在數字化、綠色化的發展新機遇。中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兩頭受擠壓的競爭格局，唯一的出路是加速產業升級的步伐。

　　中國需要內外兼修、加快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

　　對外，要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把產業鏈轉移變成中國產業升級，特別是區域分工生產價值鏈升級的重要機遇。

　　對內，需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對高端產業的吸引力；要把握好數字化、綠色化的機遇，加強技術創新，開辟產業發展新賽道；進一步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中資跨國公司，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隆國強

　　中國應抓住數字化、綠色化新機遇

　　中國未來發展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嚴峻，但是也存在一些新的機遇。

　　中國改革開放正值經濟全球化發展高歌猛進之際，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受益者和貢獻者。但從2008年起，經濟全球化從高歌猛進的階段進入了深度調整期，這實際是對前期的經濟全球化作進一步調整——一些國家出現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以及相應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政策等。近幾年，疊加疫情沖擊和烏克蘭危機等沖擊，大家更加關注全球產業鏈的安全，從過去主要關注效率轉而強調安全因素和產業鏈韌性，這是國際環境基本面的變化。

　　但同時，中國還面臨激烈的大國博弈。隨著中美實力逐步接近，美國為了維護霸權地位，把中國作為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刻意圍堵打壓中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最關鍵的是要拉開中美差距，特別是技術領域的差距。從布林肯演講所宣示的美國對華政策來看，一是投資自己，讓美國加快技術研發，提高技術進步的速度，繼續占領技術前沿，保持技術領先地位；二是遏制中國，既在雙邊層面上遏制中國，也注重團結美國的盟友一起遏制中國，讓中國的技術進步更慢。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技術領域筑起“小院高墻”來防止中國的技術追趕。對于技術追趕領域已有建樹的中國企業，美國正通過實體清單、長臂管轄等一系列手段進行定點打壓，總之根本目的在于圍堵、遏制中國追趕的步伐。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確實比以往更加復雜、嚴峻。

　　但是，當今世界還有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大趨勢，這兩大趨勢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戰略性的機遇。回顧過去幾百年的歷史，后發國家都是把握了技術進步的戰略機遇，才能實現后來者居上。因此，如果中國抓住了數字化、綠色化新機遇，我們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

　　唯一出路是加速升級

　　中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兩頭受擠壓”的競爭格局，加速升級產業競爭力是唯一的選擇。

　　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是依托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的主要優勢是低成本的勞動力。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和一系列對外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得中國迅速崛起成為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大國。中國在總量上是第一大制成品的出口國，由此形成了全球最龐大、最齊全的制造業體系，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里面居于重要地位。套用金融領域的概念，中國是在全球產業體系中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國家。

　　事實上，全球產業鏈的調整從來沒有停止過。二戰后，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從高成本國家轉移到低成本國家，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而從2010年起，中國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外轉移，這是不可避免的規律。

　　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中國還面臨智能制造的新機會。如果抓住這個機會，那么中國能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化成資本密集的產業，也可能留住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

　　過去二十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很快，這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同時，這也會削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疊加中美貿易沖突、美國對中國產品大幅加征關稅等因素，一些產業會向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的國家轉移。可以說，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不可避免。而受新冠疫情影響，一些企業出于產業鏈安全的考慮，提出“中國+N”策略以增加產業鏈韌性，比如供應商多元化、產業鏈的短鏈化或集聚化，以及國度之間的調整，一些國家的政府也借此機會大肆宣揚和推動產業鏈的去中國化，這對中國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挑戰。

　　對中國來說，從國際市場上來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受到越來越多更低成本國家的競爭。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越南占美國市場份額近年來明顯提升，而中國所占份額則有所下降，其他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也是如此。

　　此外，從先行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經驗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力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將不得不從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換來推進產業升級，升級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競爭壓力。也就是說，我國產品在當前的國際市場上面臨“兩頭受擠壓”，我們面臨的競爭態勢是前有阻擋、后有追兵。要打破這種困境，主要依靠加速競爭力的升級。

　　應加快培育

　　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

　　中國需要內外兼修，加快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

　　何為“內外兼修”？

　　從對外來說，全球化處于調整期，有很多新的變化和挑戰，特別是中美博弈讓中國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嚴峻，所以中國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來塑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已經從一個經貿小國變成了經貿大國，經貿小國的能力往往是在國際環境中發現和捕捉機遇，而經貿大國是有可能運用影響力來塑造外部環境的。中國現在既是經貿大國，也是政治大國，有能力塑造外部環境，我們要想辦法穩定大國之間的關系，主動參與和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加深入構建區域產業分工合作。

　　現在談到產業轉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地的問題，似乎越南、印度等后發的發展中國家是我們的競爭對手，這只是看到了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把這些國家的發展作為中國產業升級，特別是區域分工生產價值鏈升級的重要機遇。目前，越南已是中國日益重要的出口目的國，這是因為終端的勞動密集型組裝活動轉移到越南以后，這些企業繼續向中國采購上游的零部件。

　　事實上，產業轉移的國家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產業對外轉移后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另一種則是低端產業轉移后帶動倒逼了出口結構升級，和產業承接國之間形成了一種垂直的產業分工體系。

　　后者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韓國。最近二十多年，韓國向中國轉移了大量終端的加工制造活動，同時也帶動了上游產業對中國的出口，2016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大概是一千億美元，但是當年韓國對華貿易順差就接近一千億美元。

　　因此，中國在未來的區域合作中，更加要關注的是怎么能夠通過區域貿易安排或者其它雙邊合作，來和產業轉移的承接國進一步深化產業合作，讓我國能夠更好地在上游資本、技術密集的中間投入品上形成競爭力，從而打造一個垂直的產業分工體系。

　　從對內來說，中國需要加強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對高端產業的吸引力。從基本面來說，中國有著全球第二大的市場和綜合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中國在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對投資者具有吸引力。對中國來說，要充分發揮中國基本面的優勢，同時要特別關注持續完善投資的軟環境，比如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維護內外資企業平等競爭等，進一步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見性來吸引高端產業。短期來看，政府需要統籌好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工作，讓疫情防控更加精準化、科學化，盡可能減少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中長期來看，則更多地是要從制度環境的改善上下工夫。

　　二是要把握好數字化、綠色化的機遇，加強技術創新，開辟產業發展新賽道。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等一些數字化和綠色化交匯的產業里已經形成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未來還有更大的空間，這是我國能真正實現后來居上的戰略機遇。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主任，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