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秦朔

　　一、手藝、創意、心氣

　　中國經濟從被疫情拖到谷底，正在向上回升。

　　這種回升，有自然回補的因素，有政策發力的作用，更是因為有無數人，為了生計，千方百計。

　　上周寫《誰在支撐韌性中國的底座？》，采訪過廣東韶關的一位餐飲行業創業者。那天我問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每天工作幾小時”，他回答：“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上班在做單，下班也想著怎么做，還要學習。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工作，連做夢都在想工作的事。”

　　瞬間覺得，自己面臨的壓力簡直算不上壓力。

　　這個叫阿立的小伙子今年29歲。前幾天他微信我，說在疫情狀態下，相比大型餐飲的倒閉，剛需型的小餐飲反而發展得更好更迅速。首先是得益于小餐飲抗風險能力強，其次是目前中國人基本上都實現了“奶茶自由小吃自由”，并漸漸變成了剛需，所以在一些疫情不太嚴重的地區，很多小餐飲都如雨后春筍般開店。

　　阿立團隊開過茶餐廳、咖啡店和烘焙房。他們的最新嘗試是：看看一間月租1500元、只有8個很擠桌位的社區泰國菜小餐飲店，到底可以有多少種玩法。“目前測試了一周，日營業額從100多元增長到2800元多，感觸最深的是大家都在說經濟下行，謹慎消費，但在衣食住行的一些剛需上是無法不消費的。這同時改變了我們對未來開店的店型的一些想法，未來大部分都應該以‘小船好調頭’的形式去做。”

　　“船小好掉頭”，這和現在流行的創業觀——去中心化、分布式、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MVP（最小可行性產品）很吻合。創業不是無所不包、一蹴而就，而首先要專注于為某一小群的客戶提供足夠價值，看自己的新產品是否解決了一個其他產品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否有客戶愿意付費。如果最小可行性產品成立，再轉向最小適銷產品（MMP），真正上路。

　　精益創業的經典著作《四步創業法》說，驗證各種觀點是否正確的重要途徑就是與真實的客戶交流，咨詢他們遇到了什么問題，然后解釋你的產品如何幫助他們解決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客戶訪談應該著眼于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不是向受訪者推銷產品。”

　　精益創業的一個經典案例，是美國云存儲服務提供商Dropbox（多寶箱）的創始人安德魯·休斯頓。2007年他意識到在不同的設備之間傳輸和保存個人文件很麻煩，平時可以用U盤，但出個遠門或忘帶U盤，就無法查看個人文件。于是想到開發一個云盤。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寫代碼、開發產品，而是用紙片做了一個視頻來講解，這其實就是最小可行性產品。視頻播放后，大家很歡迎，不少人對這個尚未面世的產品表達了付費意愿。看到反饋，他才做出了真正可用的Dropbox。

　　疫情封控幾個月，情緒不可能不受影響，沒想到阿立的幾句話讓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世事難料，風雨無常，人生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一家店上。只要自己有手藝，有創意，有顧客喜歡，這家店開不下去，那就再去開新店，做新菜。比手藝、創意更重要的還是心氣（《心氣不能丟》）。

　　二、給古老的東方注入新的能量

　　最近新東方旗下的東方甄選火了，我向俞敏洪表示祝賀，他回復：“走到哪里算哪里。”

　　東方甄選剛啟動時，我說他代表了可貴的企業家精神。他回復：“哪敢，就是做點應該做的。”

　　他自己的公眾號文章說，做東方甄選很難說是一個戰略，事情做成了就是戰略，做不成再大的戰略也沒用，“東方甄選最多就是在摸索一條出路”。

　　有人說改革開放是“兩論”起家，即貓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強調的都是實踐論而不是先驗論。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出路都是在市場和實踐中探索出來的。

　　實踐出真知。東方甄選之所以大火，偶然中還是有一定必然。

　　首先，如俞敏洪所說，要堅持做為社會帶來好處的事，做對的事；

　　其次，做的方式要有獨特的價值。新東方老師的講述方式，特別是董宇輝的激情隨性演繹，就提供了這樣的價值；

　　最后，還要有點運氣。按俞敏洪對團隊的要求，是“急事慢做，不急不慢把這個平臺做大”，沒想到6月10日早上有個網友看了董宇輝的直播，隨手截屏了一段近兩分鐘的視頻，轉發到朋友圈，一下子形成病毒式傳播，當晚進入直播間的網友是平時的N倍。現在進東方甄選直播間的人已經超過了老俞自己的抖音直播間。

　　堅持用有價值的方式做對社會有價值的事情。這是新東方人的精神之一。

　　前不久一個周六下午，老俞在暴雨來臨前走進奧森公園，內心有一種聲音在召喚，想去暴雨中狂奔一次。他寫道：“在暴雨中，我在無人的路上奔走，任由如注的大雨澆灌我的身體，滋潤我的內心。我一邊奔跑，一邊大笑，一邊大笑，又一邊大哭。直到暴雨戛然而止，而我也復歸于平靜。人生也許就是這樣，只有經歷了風雨的洗禮，才有資格說我不在乎。”

　　風雨洗禮，我不在乎。這是新東方人的精神之二。

　　我的老鄉、高途（前身是“跟誰學”）創始人陳向東，也是新東方人，在新東方干過15年，曾擔任過新東方執行總裁。2014年離職創辦了“跟誰學”。高途市值最高時有380多億美元，去年7月“雙減”，不能再做K12教培，只能裁員，剝離K12，市值現在剩下不到5億美元，超過98%的市值都不見了。公司賬上的現金比市值還多。

　　如果你有100萬財富，突然只剩下不到2萬，能不能受得住？

　　陳向東沒有倒下，而是迅速帶領團隊轉向大學生和成人教育、素質教育、職業教育等，盡管收入大減，但最近兩個季度都實現了盈利，活了下來。他說，糟糕的日子也是黃金一樣的運氣，“每一個糟糕的日子都是在鍛煉你，都是在幫你挑選人才，純凈文化，歷練你的戰略方向和戰略定力，這很美妙”。

　　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陳向東還反思了當年的在線教育營銷大戰。“當你看到路牌、燈箱、電視、戶外、電梯全都是教育廣告的時候，那肯定是錯了。”他還說：“8年前剛創業的時候，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商業模式不確定。現在賬上有30多億現金，有很多優秀人才，有明確的商業模式，大量資本逃離教育行業，不再瞎攪局，現在是靜下心來做教育的黃金時刻。”

　　可能有些人覺得陳向東有點阿Q精神，即在任何情況下都覺得自己是“勝利者”。但他的定力并非無中生有，他的積極也不是鏡花水月。他看到的是，“14億中國人對教育的需求永遠存在”，一個為教育而生的組織永遠都有發展機會。

　　以積極的心態，做確定的事情。這是新東方人的精神之三。

　　這兩天我看到，母嬰類社區平臺“寶寶樹”創始人王懷南又創業了。這位曾任麥肯錫、寶潔、雅虎、谷歌在中國的高管，“谷歌”中文名稱的創作者，現在正用DTC（直接面對消費者）方式，為中老年人群設計研發新消費品。他們的第一個產品是適合中老年足部變化的舒適鞋。作為董事長的他自己親自賣鞋，為的是親自研究用戶行為。

　　王懷南再創業的具體方向，是2019年“寶寶樹”上市不久，他父親得了癌癥，在陪伴父親的過程中，他覺得沒有什么值得給老人買的東西，比如冬天沒有一雙在外面走得舒服保暖的鞋。這是被忽視但數量巨大的一群人。他想到了“銀發賽道”。

　　創業是一種不會停滯的精神氣質。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訪時，王懷南說，我不愿意退休，不愿意去做投資，“我發現我是一個喜歡躬身入局的人，是一個喜歡在亂中尋找方向的人，是一個喜歡在創業中找到感覺的人。”

　　就像當年雷軍抓住了智能手機時代開啟時的理工男發燒友賽道，希望王懷南能用互聯網積累的經驗和打法，為中國銀發族提供讓他們舒服和驚喜的好產品。

　　老俞今年60歲，陳向東今年51歲，王懷南今年55歲，在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代人，也在給古老的東方賦予新的能量。想唱就唱，要唱的響亮。想創就創，只要真的想創。

　　三、新的黃金時刻在哪里？

　　陳向東說，現在是靜下心來做教育的黃金時刻。

　　黃金時刻、黃金時代的說法，似乎已經久違了。

　　多年前，很多行業都說自己處在黃金時代，有一種遍地撿錢的生氣與躁動。那時也確實紅利滾滾，膽子越大越成功。而這幾年，風云變幻風雨交加，好像除了做上游生產資料的，做海運的，做疫苗核酸的，做什么都難賺錢。新經濟創始人們也越來越沉默不語。而至暗時刻、黑鐵時代等詞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我從不回避問題，也盡可能反映問題，但我也看到，堅持生產性創新的企業，無論是龍頭、基石、標桿，還是隱形冠軍和專精特新，今天都在乘風破浪。

　　我去深圳邁瑞醫療調研過，在其2018年年報卷首致股東信中這樣判斷—— “如果說2018年之前的10年是國內藥品產業發展的黃金十年，那么我們可以說2018年開啟了國內醫療器械產業的黃金十年”。

　　邁瑞董事長李西廷說，如果說邁瑞的發展在上一個十年靠“性價比紅利”，這一個十年靠領先行業的“工程師紅利”和“品牌紅利”，那么引領未來“黃金十年”的必定是“創新成長紅利”。

　　最近秦朔朋友圈和多家知名創投機構聯絡，希望從微觀投資層面探尋中國經濟的新黃金時刻。在啟明創投支持下，我們已經調研了醫療健康領域的六七家公司，都有一種如日方生的蓬勃感。有一家專注于高發癌癥居家早篩的公司，諾輝健康，2015年創立，2021年在香港上市。他們的創始人之一說，迄今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是他們的產品“常衛清”獲得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注冊證，這是中國首個也是目前唯一的癌癥早篩產品注冊證。還有一家企業告訴我們，他們已經獲得的政府資助達7000多萬元。

　　像這樣的“中國創造”，政策支持，風投和資本市場支持，產品充滿潛力，他們所感到的就是黃金時刻。

　　上周我在一個在線會議上聽博世（中國）總裁陳玉東說，供應鏈已經基本正常，復工復產形勢不錯，特別是員工不用再閉環生產，可以居家了。5月全國汽車銷量為負增長，1-5月負10%左右。但由于牌照的增加，稅收的減免，加上芯片限制情況的改善（5月芯片滿足率低于50%，下半年估計恢復到70%，明年更好），如果不再有大的疫情，汽車業下半年會實現正增長。

　　博世中國市場的銷售額有1300億左右，有5萬多員工，他們會繼續扎根深耕。我有些好奇的是聽到博世通過創投方式，已經投資了多家在電氣化、自動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領域以及產業鏈上下游的本土初創企業，例如鎂伽機器人、華大北斗、主線科技、馭勢科技、錙云科技、四維智聯。

　　這6家企業，除了馭勢科技，我統統沒有聽說過。于是花了點時間，逐一瀏覽了其官網，有一個初步的印象。

　　他們全都成立于2016-2018年；全是高科技創新企業；全都有專利技術；全都有風險資本支持；創始人清一色名校、海歸、名企背景，如馭勢科技創始人吳甘沙曾是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首席工程師，錙云科技創始人張澄宇曾是德國博世的供應鏈和車聯網資深顧問；研發人員占比很高，如鎂伽機器人占60%；不少企業還有院士一級加持，如孫家棟院士領銜的專家工作站落戶華大北斗，李德毅院士是主線科技的首席科學家。

　　隱隱約約覺得，中國產業的高精尖時代正悄悄到來。

　　必須承認，由于收縮性政策的疊加，造成一些行業總感到前途不明。但在不少新賽道，燦爛的陽光下，新一代創業者正在很高的起點上策馬揚鞭。如果環境繼續友好化并保持穩定，用不了幾年光景，中國企業家的戰陣里，今天留下的那些空白，都將被填滿。

　　四、“生財有大道”

　　中國經濟需要一次新的激活，如本文所列，一些激活正在發生。

　　同一片天空下有著不同的空間。有的刮風下雨，有的生氣盎然，有的絕處逢生。

　　從普通城市的餐飲創業者，到俞敏洪一代，到新的高精尖創業力量，在見證了這些之后，我也想到了一些宏觀問題。一個經濟體要實現長期繁榮，的確不易，但大道至簡，道理也不復雜。

　　《大學》里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我愿意這樣解釋，一個社會中有更多的創造價值、創造財富的人，這樣的比例很高，而吃白飯、食利、無業晃蕩、無端消耗的比例很低；從事生產的人總有一種緊迫感，勤快，不懶散，而在消費上則量入為出、不過度，這樣的社會就會財富滾滾來。

　　在現代經濟學看來，通過以市場為導向、以法治為保障的制度變革，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激發創造的積極性；通過創新，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才是一個經濟體人均收入不斷增加，最根本也最可靠的路徑。

　　如果舉國上下，我們珍惜和保護那些創造的力量，就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如果形成這樣的普遍自覺，何愁沒有出路，沒有活力，沒有創新？

　　國際比較也可以深化我們的認識。最近重讀《戰后日本經濟史——從喧囂到沉寂的70年》（野口悠紀雄著），有兩點印象特別深刻。

　　一是作者提到，“到70年代為止，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信奉‘勞動致富’這個原則的。日本經濟得以增長，也是因為日本人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增加了社會可利用資源的總量。如果不勞而獲的人越來越多，就說明社會正在走向錯誤的方向。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就屬于這種情況”。作者還指出，“實施金融緩和政策，促進日元貶值，就可以抬高股價，不辛勤勞動也能獲得財富”，這種觀點也是謬誤。

　　二是作者通過反思日本1940年戰時體制（即統制體制）的利弊提出，“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是多一點好，還是少一點好”，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時代條件的不同而不同。特別是要受到技術的影響。1970年之前的技術有利于重厚長大型、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方式，國家干預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因此是適合這一時代的。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技術需要市場化發展。新興產業是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的，而不是在政府的指導和保護下誕生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IT領域的新興產業引領了美國經濟發展，這些企業并非在政府的指導下誕生，而是經過市場的洗禮而產生的。因此1940年體制中的政府干預型經濟制度，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經濟環境里失去了效力。

　　從這樣的視角看，日本的失落，要從創業環境和創業精神方面找原因。

　　估計我在寫下一篇“大視野”的時候，人還無法到外地調研。疫情導致上海機場5月國內飛機的起降僅245架次，同比下降98.58%，國內旅客吞吐量只有1.39萬人次，同比下降99.64%。你可以設想這些數字背后的經濟含義。所以我和每個上海市民一樣期盼全面的正常化，和中國融為一體，和世界融為一體。

　　不開放，我們也無法徹底拒絕停滯。

　　梁啟超說“無負今日”，法華經里說“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若上上下下都能有此態度，則追求繁榮拒絕衰退，追求進步拒絕停滯，就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