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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筆者按：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從系統分析的視角看，是一個經濟體各部位相互聯系和耦合的變動過程。除了新冠疫情這樣突發性的沖擊之外，中國經濟體深層次流動循環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國民經濟就業崗位不足、農民收入低下、消費需求不振、工業生產過剩、資產價格泡沫、貨幣發行過多、金融風險升高、增長速度下行等諸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筆者認為，討論解決之道，不能頭疼醫頭、腳痛治腳，應當從系統、結點、流動和循環的思維去認識問題，并提出對癥化解、疏通循環、統籌協調的對策方案。今天發表之六。
一個國家和地區，其從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產出看，其產品和服務要商品化；從投入要素看，勞動力報酬要工資化，土地和技術等要資產化；而都有其商業價格、工資標準、土地租金、專利收費和資本利潤利息，最后用貨幣來計價，計量其投入，實現其交易和結算，并以貨幣進行投入成本和增值的分配。因此，只要這個國家從自然經濟，或者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產品、要素的商品化、資產化和貨幣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抗拒的客觀趨勢。
在城鄉之間，我們曾經實行過勞動力要素的二元體制，如城鎮職工分配工資化和貨幣化，人民公社農村社員分配工分和年終實物制。21世紀80年代，農村土地實行承包制，農民不再進行集體勞動，他自己生產的產品可以出售商品化了，如果種地收益比出去城市務工低，他就選擇去城市勞動力市場找工作，城市聘用方不可能再給他記工分，而是實行工資制，發貨幣，勞動力要素從原來的非貨幣形態轉變為貨幣形態。
20世紀80年代后期，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東南沿海流動，于是當地鄉鎮、農業糧食部門、一些學者向中央急呼，農民工這樣“盲流”，地誰來耕種，糧食不安全？于是中央向全國各地緊急發文件，勸返和阻止農民外出，在農村安心種地。但是，經濟規律和歷史洪流誰也阻擋不住，到現在已經有2.5億左右農民工在城市中務工，他們從過去的工分制實物分配，到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和貨幣化分配了。觀察來看，同樣數量的勞動力投入，用在勞動力要素方面的貨幣供應，20世紀最后20年要比前20年多出一倍。試想，如果當時非要阻擋農村勞動力出來，還是實行城鄉分割和農村集體勞動，今天的局面會是什么樣呢？
我們今天又遇到了同樣的事情。城鎮從農村低收的土地，在市場上掛牌交易，有償使用，貨幣化購買；城鎮的居民住宅從實物分配改革成了商品化和貨幣化分配，居民有住宅的產權，住宅是城鎮居民的資產和財富，可以在二級市場上交易。但是，農村耕地和住宅實物分配，各類土地禁止交易，土地是生產和生活資料，農民對其的產權模糊，不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和財富。也即土地要素還是城鄉二元體制，與當年農民與職工的工分和工資制，可謂異曲同工。
土地的二元體制給國民經濟造成的諸多問題實在是太多。這一篇文章中，我只是想集中討論這種體制造成國民經濟債務和貨幣流量流動的扭曲和巨大風險。
1． 中國貨幣/GDP比率在全球較大國家中最高
2019年，中國的貨幣/GDP比率已經達到200%，貨幣和金融體系發生不穩定的概率較大。同期的印度、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和俄羅斯分別為191%、188%、152%、111%、92%、72%和47%。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其貨幣/GDP比例，要比中國低得多。中美比較，美元是國際性的主權貨幣，其貨幣/GDP比例為中國的三分之一多，但是向在世界流通領域發行，其貨幣幣值大波動的概率要小一些；而中國貨幣/GDP比率是美國的近三倍，絕大部分在國內流通，超發貨幣引致金融體系不穩定的概率要大一些。
2． 債務質量不高與貨幣信用不安全
中國家庭、非金融企業和政府三部門債務/GDP比率為259%，國際比較并不特別高，但債務質量堪憂、風險較大。目前，各部門總債務規模占GDP比例普遍向200%接近，許多國家突破200%向300%逼近，如日本等已經超過300%。然而，中國的情況：一是房地產企業債務78萬億元，居民房貸32.4萬億元，僅此兩項占總債務的43.11%，受供給過剩、需求回落、人口收縮、匯率變動等影響，這部分債務債權鏈較為脆弱。二是國有非金融企業債務135萬億元，占總負債的52.5%（有一部分是國有房地產企業債務），這部債務收益率較低，周轉較慢，呆滯率較高。三是地方政府債務占總債務在15%這部分債務的特點是規模不清、信度不高，借新還舊、不斷展期等特征較為明顯。而且，在經濟下行，疫情沖擊下，一些地方財政困難，還在擴大債務，用途卻變成了保發放工資和行政運轉。四是中國債務的周轉速度較慢，說明呆滯程度不低，展期債務比重較高，對此額外供應的貨幣量較大。
3． 債務還本付息壓力較大和產出及有效資產保證不足
21世紀的第2個10年中，我們遇到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出口市場相對收縮，國內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工業生產過剩嚴峻，產出方面勞動力相對減少、裝備資本利用率降低，突發疫情沖擊、就業機會減少、產業供應鏈斷裂等等前所未有的問題。
從全球各國的宏觀舉措看，提高負債率，更加量化寬松貨幣，已經成了常態性的經濟政策。中國迫于其他各國經濟政策的競爭，以及刺激國內經濟的需要，也不得不實施擴大債務規模，擴張貨幣供應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但是，我們面臨的格局是，除了貨幣已經發行過多，債務質量也不容樂觀，如果沒有其他的重大措施，從保證借債和投放貨幣穩定和安全的產出流量和資產存量方面看，繼續實施擴張性債務和貨幣刺激政策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2020年，GDP產出流量小于還息流量，不包括中央政府和民營非金融非房企債務，還本付息規模達46.13萬億元。2020年估計GDP增加額為3萬億元，按上年底國民經濟總債務以低水平5%利息率計算，僅付息規模就為12.8萬億元。地方政府還本付息規模在6.78萬億元，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2.3%；國有非房非金融企業還本付息規模若到期率10%和利率5%計算，總還本付息規模在14.18萬億元；房地產企業若按照8%的利率和20%的到期率，需要還本付息21.84萬億元；居民房地產貸款按照5%利率和到期率5%計算，需要3.33萬億元。
繼續擴大債務及貨幣規模，缺乏可交易并可抵押資產保證其安全。當然，借債還可以用資產來保證其信用。但是，從中國國家資產負債結構看有這樣一些特征：抵押風險大的貨幣、債券、貸款、股權等金融資產部分比率較高；不可交易的公益和其他公共資產比率較大，這對繼續借債和投放貨幣毫無用處；可交易的非金融企業資產和居民房屋資產比率較低，并且可交易資產已抵押率不低；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規模較大，但是其相當大部分禁止交易，無法資產化和貨幣化。也就是說，從現有的可抵押可交易資產存量看，根本就無法保證繼續擴大債務和發行貨幣的信用穩定和金融體系安全。
從歷史上看，英國和美國，當年在工業化進程中，貨幣體系也很不穩定。英國實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體制，后來進行了較大程度的改革，就是硬化使用財產權，允許交易，土地要素資產化和貨幣化，成為其貨幣發行的基礎，使其英鎊和金融體系保持穩定，并成為世界貨幣。而美國則是開疆拓土，一開始土地就是資產，就由市場來配置；另外，西部大開發，從洛基山脈調水200億立方米，增加土地資產，這也是保持美元穩定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重要基礎。
小結：一個如果真正想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宏觀調控的擴大債務和投放貨幣，一是要有相應增加的產出流量，保證其還本付息；二是需要足夠的可交易和可抵押資產，進行信用保證。否則，債務債權及資金鏈會斷裂，貨幣幣值會劇烈波動，如發生商品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和下跌，匯率動蕩跳水等風險。
中國目前的癥結在于，禁止大量的土地資產化和貨幣化，大量的土地從生產和生活資料轉變向可交易和可抵押資產受到梗阻，債務和貨幣與可保證信用資產之間，在存量及增量關系上，形成了嚴重的失衡。在經濟增長低速增長和無增加可交易資產保證的場景下，繼續擴大債務規模和貨幣供應，在中國貨幣發行已經過多和債務質量較差的情況下，無論時間早晚，貨幣和金融體系崩盤很可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那邊有630萬億元的土地，使用財產權模糊，禁止交易，不能成為資產，不能抵押，這邊債務和貨幣還要大規模擴張。用一個非常通俗的比喻，大洪水來了，有個足夠大空閑的低洼地完全可以修渠分流吸納，還綽綽有余；但有人給緊急需要處置的人建言，那個低洼地堅決不能作為資產用來分流債務和貨幣，只能用來種糧種菜植樹；于是，要么無法擴大債務和貨幣流量，從而刺激和支撐經濟穩定增長，要么擴大債務和貨幣流量，但堅決不分流，眼睜睜等著現有的庫容不夠而潰壩。
治本的思路和對策：中國并不是沒有資產，從影子價格看，農村有可交易和可抵押資產470萬億元左右，城市有150萬億元左右；如果調水改土，還可以增加90萬億元的土地資產。比世界許多國家都有擴大債務和多放貨幣的體制改革和調水擴土優勢及回旋余地。但是，其一個解決問題繞不開的前提是：需要堅決深化改革，要給以農民土地使用財產權，土地要放開由市場交易配置，才能可抵押，才可以作為擴大債務和發行貨幣的基礎。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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