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張明明（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研究總監）、張曉晨（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響之深超出預期，中國經濟增速從6%左右的正增長迅速跌落至-6.8%。雖然當前國內疫情得到階段性控制，但常態化防疫工作持續意味著國內經濟活動短期內很難恢復到疫情之前，特別是航空、旅行、餐飲、娛樂等服務業消費負面沖擊將持續較長時間。與此同時，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劇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壓力和產業鏈受阻的風險。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成為重中之重。為做到“六保”，大規模的經濟支持計劃必不可少，然而，對待刺激政策，國內總有一些恐懼，認為這是“四萬億”卷土重來。當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經濟刺激計劃，近年來一直由于其廣泛的后遺癥，如房地產泡沫積聚、地方政府債務攀升、銀行壞賬風險加大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飽受抨擊。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發表《為當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正名，現在必須大膽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一文，筆者深以為意。實際上，早在2013年8月筆者便撰文《反思四萬億恐懼癥》，談及雖然反觀“四萬億”經濟刺激，確實后遺癥較多，但“四萬億”的教訓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等。

　　筆者一直認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據宏觀經濟周期形勢變化而定，坐視硬著陸而不采取政策是對“四萬億”矯枉過正的表現。實際上，當年逆周期調控政策的果斷出手，才使得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體能，也為金融危機后，中國抓住數字科技等多領域彎道超車的機會，增強全球競爭力，提升國際話語權奠定了基礎。

　　后疫情時代，危機救助政策不應被“四萬億”恐懼束縛手腳，反而應該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發3萬億抗疫特別國債，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加強對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的定點幫扶，降低企業稅費、完善公積金制度，支持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發力新基建，加大對5G、冷鏈物流、農村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投資等等，防范大規模失業和經濟失速。

　　反思“四萬億”恐懼癥

　　一直以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由于其廣泛的后遺癥而飽受批評。但是，在筆者看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需要首先明確，即是“四萬億”逆周期宏觀政策的邏輯錯誤，還是經濟體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執行機制中存在某種弊端？顯然，這二者本質不同，應對方式也大相徑庭，一旦混淆不利于總結經驗，反而容易矯枉過正。

　　不妨回顧“四萬億”推出之時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急轉直下，從年初的超過兩位數增長迅速回落至負增長。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轉為兩位數負增長，且工業生產大幅下滑，發電量零增長，大量中小出口企業關閉，沿海地區失業潮出現等等。

　　當時中國經濟已經可以稱之為硬著陸，危急之時，“四萬億”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業與經濟衰退，方向是正確的。“四萬億”的教訓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經濟結構自身及決策的問題，更值得反思。筆者歸納，有如下幾點：

　　第一，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包括資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獲得支持，便有花錢欲望，所謂“不花白不花”的現象就反映了對資金運用缺乏約束機制的事實，所以號稱“四萬億”的經濟刺激最終超過10萬億。而項目方面，“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體系一貫存在，地方官員為追求一時的高GDP，可以不顧一切上項目，全然忽略了對項目的盈利性與風險性的考慮。

　　第二，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當時銀行承擔了準財政功能是導致其后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報道稱，2010年10.7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中，有80%來自銀行貸款。試問為何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下滑階段、缺少優質項目之時會取代大量財政功能，天量放貸？恐怕與當時政府給予的支持實體項目壓力密切相關。

　　第三，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場退出機制以及存在隱形的政府擔保，國有企業歷來被視為優勢企業，其項目被視為無風險項目，而也是銀行忽視風險管理以及日后產能過剩企業能夠大量存在的關鍵。實際上，當前大部分產能過剩企業都以國有企業為主，至今沒有一例兼并重組案例，更無法談及破產機制。

　　第四，產業政策存在不少弊端。當時的“四萬億”是配合十大產業的振興計劃以及大力發展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推出的。而現在來看，曾經支持力度較大的行業，如鋼鐵、造船、光伏這位列其中的產業由于進入過度，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

　　“四萬億”后，中國經濟彎道超車

　　在筆者看來，“四萬億”刺激政策本身無可非議，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是癥結。更進一步，筆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機十周年的三點反思》中就金融危機是否削弱中國競爭力、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問題做過更為詳細討論。

　　根據筆者觀察，正是得益于當時逆周期調控政策的果斷出手，才讓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體能，其后中國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機后彎道超車的機會，獲得多領域全球競爭力大大增強，國際話語權也有明顯提升。

　　這主要體現在，雖然“四萬億”，中國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當巨大，相比于短期較低的收益，高鐵、機場、物流等基建投資的長期紅利如今正在逐步顯現。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從危機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國出口份額占比從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進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上最重要的一環。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相對高速增長，也帶動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發了中國居民的消費潛力。從零售市場來看，2006年中國的市場份額僅有1萬億美元左右，是美國市場份額的四分之一，而當前中國的零售市場突破40萬億，接近美國市場份額。

　　數字經濟、金融科技、移動支付等領域的發展更是全球領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數字公司全部都來自美國和中國。應對此次新冠疫情，中國數字經濟更是在強化社會公共安全保障、完善醫療救治體系、健全物資保障體系、助力社會生產有序恢復等領域發揮了突出作用。

　　如大數據分析支撐服務疫情態勢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對流動人員的疫情監測、精準施策；5G應用加快落地，5G+紅外測溫、5G+送貨機器人、5G+清潔機器人等已活躍在疫情防控的各個場景；人工智能技術幫助醫療機構提高診療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消費習慣，云辦公、云課堂、云視頻、云商貿、云簽約、云醫療、云游戲等新消費需求將釋放巨大潛力。

　　疫情下，宏觀政策應進入危機應對模式

　　本次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超過以往任何一次危機時刻。根據筆者《GDP-6.8%：經濟回暖需跨過三道關卡》、《“六保”的關鍵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觀點，本次疫情至少會分階段地從三個方面沖擊中國經濟。

　　第一重沖擊是國內供給側的沖擊，即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國經濟短期內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創有季度GDP統計以來的新低。當然伴隨著國內復工復產，國內供給側的沖擊會逐步緩釋。

　　矛盾向第二重沖擊轉化，即需求側的沖擊。這其中既包括國內源于經濟下行、收入下滑、企業與居民對經濟前景不確定加大而導致的國內需求疲軟，也體現在海外疫情蔓延階段，新出口訂單需求的明顯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沖擊，即產業鏈轉移的沖擊。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化危為機，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間全球范圍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產業鏈轉移的聲音，歐美國家希望保證自身產業鏈完整性、以擺脫對他國尤其是中國市場的依賴，這也會加大中長期產業鏈轉移的風險。

　　三重沖擊之下，今明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大挑戰。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筆者預期二季度經濟增速能夠恢復正增長已實屬不易，倘若沒有大規模的經濟支持政策保證下半年經濟增速盡快恢復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經濟增速達到2-3%的增長也將面臨較大難度。

　　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年若要實現“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六保”目標，還需盡快開啟危機應對的政策模式，特別是財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萬億”恐懼束縛手腳。

　　一是貨幣方面繼續加大幅度降準、降息。疫情沖擊下，國外主要央行集體量價寬松，令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進一步擴大。當前貨幣政策寬松力度不斷加大，4月1年期LPR調降20BP，盡快推動實際融資成本的降低對未來企業恢復、經濟反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擴大財政政策空間。危機之下，財政政策的作用比貨幣政策更為直接。當前應對危機，美國已經推出2萬億美元緊急經濟救助計劃，德國亦罕見地突破財政紅線，推出7500億歐元財政刺激計劃。相對于歐美，中國政府債務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紅線，應允許財政赤字明顯擴大至5%，以緩解財政收支困境，為后續刺激政策留足空間。

　　三是發行抗疫特別國債。非常時刻，建議特別國債發放規模可達到3萬億，優先用于公共消費或公共服務領域、設立專項基金幫扶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等。發行方式方面，當前有討論認為國債發行可以通過央行擴表直接購買來實現，即財政貨幣化。在筆者看來，財政貨幣化未嘗不可，但相比于發達經濟體，當前中國的政策空間仍然充足，建議優先用足現有政策空間。

　　四是擴大“消費券”、“現金券”使用范圍，盡快促進消費回補。早在3月初，筆者便發文《疫情之下，“消費券”如何為內地所用？》提倡大規模使用消費券。當前隨著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費券”在全國多地廣泛實踐，客流明顯回暖。此外，在失業率上升、居民現金流承壓的情況下，借鑒國際經驗，也可以考慮對中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券”作為輔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舉，為有效擴大內需。新基建為“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破繭重生、求新謀變創造了積極條件。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既是新興產業、也是基礎設施。依托新基建迅速發展的良好勢頭，數字技術得以廣泛應用，這不僅有助于推動產業升級，擴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穩增長工作的重要抓手，為政府和企業提供了科學決策依據和精準施策手段。此外，繼續大力彌補傳統領域的不足，加快規劃一批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基建項目，如城鄉醫療基礎設施、養老托幼基礎設施等，加大在交通運輸、冷鏈物流、生態環保、農業農村等方面的投資力度，補齊短板。

　　六是繼續降低社保費率，降低公積金繳費。當前我國企業和居民社保負擔仍然較重，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在更長的時期內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費意愿，企業經營狀況改善也會帶動其自身的消費性支出。

　　七是支持“剛需”群體住房需求，降低房地產對消費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來房地產調控逐步常態化，持續數年的棚改貨幣化也開始退潮，2019年建設計劃近乎腰斬；近兩年房價整體保持高位平穩。這導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財富效應縮水，對其消費造成了擠出，另一方面無房剛需一族因購房儲蓄需求而減少消費。在“房住不炒”基調長期不變的情況下，應優先考慮解決無房剛需一族的問題，如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等方式，以釋放部分消費潛力。

　　八是加大對外需敞口大企業的扶持。產業鏈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較大的制造業行業遭遇較大生存壓力，如紡織服裝、電子信息、電氣機械等，可考慮出臺針對具體行業的支持政策，維持企業的存續能力和就業。同時，汽車消費遭遇疫情重創，未來可以降低汽車購買方面的限制，加大對汽車產業的支持力度。面對外部供給側的影響，重點應當保障中國依賴度較強的大宗商品供應，建立充足的戰略儲備。

　　當然，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既要實現“六保”，又要避免結構性矛盾積聚，還需要與改革相結合，在制度環境、公平市場環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勵企業創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釋放要素尤其是農村土地市場改革、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等方面的改革紅利至關重要。同時，應對中長期的產業鏈轉移風險，應采取更大范圍內的放開外資和民營企業準入限制、采取競爭中立原則、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如近日落實取消QFII和RQFII境內證券投資額度管理要求便呈現更加開放的姿態，有助于吸引外資、贏得更多跨國企業的合作，為應對逆全球化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