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

消費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疫情中受到沖擊極大；不乏主張動用“消費券”聲音。香港做法是否值得借鑒？“消費券”如何運用？

　　2月26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將向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港元，用以鼓勵帶動本地消費、緩解短期經濟壓力，引起中國各界的廣泛關注。

　　近期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進入嚴防新增、消化存量的新階段；與此同時，盡快推動復工復產、對沖前期疫情的經濟影響迅速成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消費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在此次疫情中受到沖擊極大，其能否提振，將成為短期內中國經濟能否恢復、步入企穩軌道的決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國內關于如何促進消費回補、帶動經濟恢復討論熱烈，其中，不乏主張動用“消費券”政策的聲音。當前香港的做法是否值得借鑒？“消費券”政策在中國應如何運用？

　　一、香港做法并非發放“消費券”

　　近期市場熱議的“消費券”實質上是財政通過轉移支付提振消費的一種形式，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即以財政收入作為背書，向全民或特定群體發放特定形式（非現金且限定用途）的消費補貼，通過直接刺激提振當期消費。

　　但香港的做法并非如此。盡管實施細節尚未公布，但從目前公開信息來看，香港大概率將以現金補助的形式實現轉移支付，最終形成居民擁有自主支配權利的個人收入；用途不受限制的情況下，考慮到香港的經濟現實和居民實際經濟壓力（收入、房地產等），難以保證這些現金最終不會大量轉化為私人儲蓄或流入金融、房地產市場，最終對消費的直接帶動作用可能大打折扣。

　　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當前需要的是更加直接有力、短期即能見效的刺激政策，而香港的做法可能使財政資金留在金融體系空轉，不符合當前實體經濟的需求。

　　此外，1萬港幣接近香港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水平，官方估算惠及700萬人共需財政支出約710億元港幣，對其財政收支的壓力相對有限；而中國則不同，當前18歲以上人口約占14億總人口的80%，而即便以月最低工資水平較低的省市為標準（如1500-1800元）向這部分人口發放現金，粗略估算需要高達1.7-2萬億人民幣左右，即便不考慮中國日趨嚴峻的財政收支狀況，如此大規模的全民撒錢也顯然行不通。

　　二、“消費券”政策對內地更為可行

　　相較于香港做法，從作用機制和特點來看，發放“消費券”對內地而言更為可行。

　　“消費券”如同“導火索”。因為當期消費的提振，將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生產端的回暖，進而保障和穩定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從而為下一輪消費提供基礎。從傳導機制的特點來看，“消費券”政策經常應用于經濟蕭條、消費停滯之時，相對于傳統需求管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確、作用更直接，這一點滿足當前中國的實際需求。

　　當然，“消費券”政策也可能帶來“副作用”，市場往往擔心透支未來消費；但就中國內地而言，對這一點尚不必過于擔心。原因在于，疫情沖擊之下，中國當前消費需求的下降并非居民的主動選擇，而是防控要求之下的無奈之舉，疫情期間的大量消費需求實際上是被隱藏或壓縮的；盡管大量服務消費需求（如餐飲、旅游、文娛等）可能就此沉沒，但隱藏的部分實物消費需求卻可以被重新激發和挖掘，如家電、汽車、服裝等品類，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對居民未來消費的透支。

　　三、國內外“消費券”成功實踐經驗

　　事實上，國內外已有較多實踐經驗支持“消費券”政策的刺激效果。

　　1、美國“食物券”

　　早期的運用實例可追溯至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其首創的“食物券”計劃始于1939年5月，該計劃共實施4年，受益人累計達到2000萬人次，覆蓋了美國近一半的縣（郡），總計耗資2.62億美元，最高峰時該計劃同時資助400萬人。

　　由于在幫助窮人、避免饑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計劃在1961年5月重啟；立法也逐漸提上日程，1964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提請國會通過了對“食物券”計劃的永久性立法。延續至今，美國農業部已將“食物券”計劃發展成一項常規的貧窮救濟制度，即“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最新公開數據顯示，SNAP目前向約4000萬美國人提供免費食品，領取人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2%。

　　2、中國“家電、汽車下鄉”

　　次貸危機來臨之時，中國中央政府為應對外部沖擊，推出了大規模的“家電、汽車下鄉”政策。當時多項配套政策均明確了補貼的產品范圍和金額，雖并未直接采用發放“消費券”的形式，但這種以財政資金作為支持，直接針對特定人群、特定商品進行的補貼方式，實質上與發放“消費券”無異。

　　政策的補貼力度空前。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從2007年開始實施“家電下鄉”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財政累計投入補貼資金765億元，平均向每個農村家庭發放補貼近400元，實現銷售額6597.6億元；在“汽車下鄉”政策實施的22個月（2009.3-2010.12）中，全國補貼下鄉汽車、摩托車1791.47萬輛，累計兌付資金265.67億元。

　　效果也十分顯著。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中國大宗家電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電下鄉政策的實施帶動家電行業銷售產值從2009年6月開始由負轉正，最終實現2009年全年增長3%；據統計，2009年全國“家電下鄉”中標生產企業累計出貨量近9000萬臺，全年銷售額1500多億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務部監測的千家重點零售企業家電銷量同比增長18%，2009年全年汽車銷量達到1364萬輛，比2008年增長46%。

　　政策有效撬動了農村消費市場。在家電、汽車下鄉政策的推動下，2009年農村消費增速自1987年以來首次快于城市，全年農村消費超4萬億元，同比增長約15.5%；而根據商務部數據，2011年家電下鄉產品銷售額占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10%；政策實施期間，平均每戶農村家庭購置了1臺以上家電下鄉產品。

　　3、杭州“消費券”

　　同樣是次貸危機時期，中國部分省市則直接使用“消費券”政策鼓勵居民消費。例如，杭州曾在2009年1月24日和3月17日兩次向特定對象（主要為本市低保和困難家庭、企業退休職工、學生等）發放“消費券”，用于購買生活必需、家電、手機、旅游、文化、體育健身等產品。

　　杭州“消費券”被認為直接帶動了當地社零增速的迅速反彈，根據杭州財政局對第一期“消費券”的統計，截至2月8日各指定商家共接收“消費券”4772.41萬元，對商貿行業拉動效應為2.06倍，在家電、旅游等產品上則乘數效應更大，但并未剔除2008年12月開始的“家電下鄉”政策的疊加效應。

　　此外，當時的成都曾向37.91萬人每人發放100元“消費券”，公開資料顯示其轉化為真實消費的比率接近100%；臺灣的“提振經濟消費券”也有著相對較好的實踐經驗。

　　四、中國應如何運用“消費券”

　　綜合上述分析，在筆者看來，疫情沖擊之下，應當考慮將“消費券”作為中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選項之一。當然，也要對政策的實施方向、范圍與細節進行合理設計，對其實際效果、可能造成的財政壓力等副作用進行謹慎評估。具體而言，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實際情況出發，“消費券”政策應配合加快推動復工復產，否則實際效果必然受限。如前文所說，“消費券”本質上也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而本次疫情與傳統經濟金融危機不同，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國實際上面臨的是需求和供給的雙重沖擊。而當前復工復產的實際情況仍然不樂觀，根據工信部數據，截至2月26日全國中小企業復工率只有32.8%，而基于發電耗煤指標估算的工業企業實際復工率也不理想。考慮到這一點，當前供給側的沖擊恐怕更大，且仍將持續一段時間，這意味著單純依靠“消費券”政策是不夠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給側也應當跟上，保證產能的恢復和產品的供應同樣重要。此外，如不顧供給側的情況而發放“消費券”，理論上存在產生需求拉動型通脹的風險。

　　二是“消費券”政策的設計不應忽視對實施細節的考量。需要指出，“消費券”政策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其能夠真正被用于消費，而非其他用途。例如，1999年日本的“地域振興券”就存在設計瑕疵，其被授權給日本各地方政府自行印制，有些地方印制得過于精美，造成民眾爭相收集而不拿去消費的現象，卻變相增加了居民儲蓄。香港當前的全民撒錢的政策也存在類似問題，最終結果是無法達到政策預訂效果。

　　三是財政壓力之下全面派發“消費券”不現實，關注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特定人群。2019年以來，中國財政收支壓力逐步凸顯，疫情防控更是帶來意外沖擊，因而“消費券”的發放規模應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避免過度透支。例如，應考慮向重點地區（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的特定人群（如中低收入與收入不穩定人群）傾斜；應分情況分階段有針對性的鼓勵重點產品消費，例如，疫情有效控制之前，防控措施使餐飲、旅游等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消費條件，而生活必需品、家電、汽車和線上零售相關品類可能是較好的刺激點。

　　四是財政分擔機制也有待明確。如前文所說，發放“消費券”將不得不靠財政承擔，財政出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分配值得探討。當前減稅、基建、債務等問題已經對地方政府財政帶來較大約束，土地市場因為疫情因素成交下降也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地方政府收入。在地方財政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最終可能不得不由中央財政承擔部分“消費券”的補貼。壓力之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困難要有準備和安排。

　　文章原發于FT中文網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