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黃奇帆提出“取消企業住房公積金制度”，以減輕企業經營負擔。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公積金存廢的討論持續升溫。
住房公積金挑動著每一個雇員、每一家企業的神經，更關乎我國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住房公積金到底該不該取消？關于《住房公積金存廢之辯》，新浪財經意見領袖邀請專欄作家展開理性探討。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副主任弋代春認為：取消住房公積金對私營企業作用不大，但可能引發繳存職工不滿。針對疫情沖擊，緩繳公積金的政策是臨時性的，力度加大也可以暫時減免。但是，改革住房公積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轉型，發展完善住房金融保障體系，才是正確的方向。
【本期嘉賓】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副主任弋代春
【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才是住房公積金改革的方向】
新冠病毒疫情下關于企業減負的討論，將住房公積金制度推到了風口浪尖。然而數據顯示，在配套政策缺乏的情況下，簡單取消住房公積金對于企業減負作用不大，反而會沖擊現有薪酬結構，引起繳存職工不滿。用長期的制度安排來應對暫時性沖擊，是不合適的。我們認為改革住房公積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轉型，發展完善住房金融保障體系，才是正確的方向。
一、取消住房公積金對私營企業作用不大，但可能引發繳存職工不滿
公積金私營企業覆蓋率低，繳存比例及繳存基數也低。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2019年城鎮私營企業職工建制率僅23.1%，遠低于國有企業的68.5%。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住宿業職工繳存公積金的比例低至11.2%，公積金影響更有限。繳存比例上，私營企業的繳存比例更多地集中在5%的低水平，城鎮私營企業建制職工平均每月個人繳納486元，也明顯低于國有企業建制職工平均每人每月797元的繳存水平。
住房公積金具有免稅及單位配繳的特點。住房公積金一旦取消，在無配套政策推出的情況下，職工扣繳部分抵稅功能消失，單位配繳部分沒有及時補充，很有可能引發繳存職工不滿。同時，住房公積金是內含在薪酬結構中的職工與企業談判的結果。取消住房公積金將削弱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迫使企業不得不重新調整薪酬。考慮到抵稅功能的消失，反而更有增加企業人力成本的可能。在無配套政策推出的情況下，簡單地取消公積金制度是不負責任的。
二、住房公積金成績顯著，同時也面臨很大挑戰
誕生于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住房公積金，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為我國城鎮住房市場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根據《全國住房公積金2018年年度報告》，2018年住房消費類提取、發放個人住房貸款和公轉商貼息貸款，占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額的17.47%；支持貸款職工購建住房面積，占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的19.42%；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占商業性和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總和的16.19%。
住房公積金在保障住有所居上也在發揮積極作用。2018年發放的個人住房貸款筆數中，中、低收入群體占95.73%，首套住房貸款占85.91%，144（含）平方米以下普通住房貸款占89.45%，40歲（含）以下貸款職工占72.76%。由于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比同期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基準利率低1.65至2個百分點，這些個人住房貸款可為貸款職工節約利息支出2019.98億元，平均每筆貸款可節約利息支出8.00萬元。
此外，住房公積金還通過其他渠道來提供住房保障。比如，2018年住房租賃提取人數766萬人，人均年提取金額0.95萬元，住房租賃提取總額比上年增長64.22%。住房公積金也累積為城市公共租賃住房建設提供補充資金3365億元，累計為373個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提供貸款872億元。
但是在人口快速流動及住房已經高度商品化的背景下，住房公積金制度同樣面臨著問題與挑戰。一是制度覆蓋率不高，尤其對于低收入、新市民群體覆蓋率較低，其政策性住房金融職能發揮有限。據CHFS2019年調查數據測算，處于收入最低1/4組的家庭、新市民群體的覆蓋率相對更低，分別只有6.1%和28%。二是制度對融資需求的滿足程度不高。受到存貸資金“自求平衡”的約束，缺乏持續有效的融資手段，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普遍維持在40萬元至80萬元，與一二線城市和部分房價較高的三四線城市的住房金融需求相差較大，繳存職工獲得感不強。三是住房公積金刺激了多套房購買，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后，繳存公積金家庭比未繳存公積金家庭的多套城鎮住房擁有率高4.9個百分點。四是公積金權利與義務出現了不對等的情況，存在一定程度的“劫貧濟富”現象。CHFS數據顯示，處于收入最低1/4組的繳存家庭使用公積金貸款的比例僅3.6%，而處于收入最高1/4組的繳存家庭使用公積金貸款的比例則達到17.2%，差別非常明顯。同時，繳存家庭和使用公積金貸款家庭中，收入最低1/4組家庭分別占3.6%和1.5%，而收入最高1/4組家庭分別占55.8%和71.8%。
三、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在現階段仍然有必要存在
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形成了的規模龐大的一類群體——新市民。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結和CHFS數據推算，截至2016年我國城鎮地區約有1.67億新市民。與本地居民相比，新市民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就業率更高，創業率更高，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撐，人均稅收貢獻也比城鎮戶籍高，為城鎮發展了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新市民較少享受與之對等的教育、居住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特別是新市民在城鎮地區長期居住的意愿逐年增加，對住房產生較大的需要。
然而，新市民在依靠自身能力解決住房問題上存在困難，新市民在享受政府保障房上不如本地居民，住房問題長期存在。根據CHFS數據測算，52%的新市民就職于私營企業，公積金覆蓋率僅為26.9%。面對疫情或其他突發事件，他們更易受到沖擊，更易面臨收入不穩定的情況。因此，更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一方面可以獲取利率較低的住房貸款，降低購房壓力，另一方面在特殊情況下政策性金融機構能夠提供延緩還款等服務，降低短期信用風險。
CHFS調查數據也表明，無住房公積金的無房職工家庭中，希望擁有公積金的比例高達81.6%。如果由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推出與住房公積金類似但無單位配繳的自愿繳存政策，仍然有59.5%的無房職工家庭愿意參加。
四、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應該是住房公積金的改革方向
從國際經驗上看，各國普遍都建立了支持中低收入群體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制。伴隨城鎮化持續推進及人口快速流動，在住房存量整體過剩的大背景下，未來我國住房保障方式將由實物保障與貨幣補貼并舉逐步轉變為金融保障為主，實物保障為輔。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通過提供低成本貸款、貸款保險，發放租房券等貨幣補貼的方式提高中低收入群體住房消費能力及抵御風險的能力，才是正確的方向。
目前，住房公積金具備轉型為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的天然優勢。住房公積金已經享有一些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的優惠性政策，例如個人繳存部分所得稅減免、個人住房貸款低利率等。住房公積金具備機構和人員基礎。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都設立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覆蓋面廣，基層服務能力較強。此外，住房公積金建制單位及職工廣泛，管理資金龐大，個人住房貸款也具一定規模，在住房儲蓄及住房貸款的運營上已經積累起一定經驗。2018年，實繳單位達到291.6萬個，實繳職工約1.4億人，繳存余額約5.8萬億元，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約5萬億元。
住房公積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的轉型，應從繳存、貸款及投融資三方面著手。繳存上，建立住房公積金自愿繳存制度，由居民根據自身情況來選擇是否繳存，使得制度更有針對性。在貸款政策上，實行更加嚴格的“存貸掛鉤”，即實行個人住房貸款額度跟繳存金額和繳存時長的雙掛鉤，以避免套取貸款資金的短期投機行為。在投融資政策上，可以賦予住房公積金更加靈活的工具，以提高繳存資金的使用效率。此外，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提供專門的政策性貸款，用于彌補貸款資金不足。與此同時，加大住房公積金機構改革，使之具備完備的金融機構功能，提供專業的、完整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這次疫情雖然對企業的沖擊很大，但是這是一次性的臨時的沖擊，政府的財稅和金融政策也應該是臨時性的。2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政策，包括對中小微企業從2月至6月階段性地減免養老、失業、工商保險的單位繳費，并允許企業至6月底前緩繳公積金。這些政策都是臨時性的。隨著疫情的發展，臨時性的政策力度還可以再大一點，對中小微和私有企業，公積金也可以從緩繳改為減免。但是，長期的政策選項一定要有完整系統的研究和思考。公積金向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轉型應該是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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