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迅雷
經濟學家們經常會就中國何時成為高收入國家爭論不休;官方說城鄉差距縮小了,民間認為統計數據有水分;有人認為國內多項經濟指標都在走強,但為何股市走得那么弱?這些爭論究竟如何看,我認為,只要合理運用中小學所學的絕對數和相對數,就能剖析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
我國城鄉差距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了
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當統計部門公布城鄉收入差距時,為何只用相對數?記得差距最大的時候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是3.3:1,即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3倍。2017年這一比值已經縮小至2.7倍,也就是說,我國城鄉差距在不斷縮小。
但是,當我們比較兩個小伙子的身高差距時,卻只用絕對數,如一個人的身高為182CM,另一人的身高是170CM,相差12公分。但這兩個人在15年以前的身高分別為145CM和135CM,相差10公分,大家通常會說,這兩個人的身高差距擴大了。,如果用相對數的話,145/135=1.074;182/170=1.071,身高差距反而縮小了。
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做了下面這張圖,發現2004年的時候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3.03倍,收入之差為6309元;去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已經降至2.7倍,但收入之差卻擴大至22964元。
2004年至2017年,累計通脹幅度應該不會超過100%吧?但收入差距卻擴大了2.6倍,說明在相對差縮小的同時,絕對差卻擴大了。
這就可以解釋農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城鎮居民,但城鄉差距依然很大、三農問題每年都作為我國一號文件下發的原因,可謂望山跑死馬。其實,相對數的縮小和絕對差的擴大的現象,在很多領域都存在,不能因為相對數縮小了,就認為問題在改善。
此外,有一種更符合實際的相對數計算方法來反映城鄉收入差距,即用農村人口的總收入/城鎮人口總收入,由于農村人口的減少,即便收入增速快于城鎮,但由于總人口的減少,使得按城鄉總收入統計的相對差距進一步擴大,即從人均相對差的2.71倍,提高到3.74倍。
這同時也說明,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地大人稀,不少農田閑置,變得“荒涼”,如果沒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的大幅度提高,要振興鄉鎮難度很大。日本在農民人均收入超過城市工薪階層的情況下,還是留不住年輕人,我國農村要留住年輕人就更難了。
能否能成為高收入國家——
只能用相對數衡量
不少經濟學家對中國將成為高收入國家充滿信心,甚至已經算出到202X年就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家。其計算方法很簡單,只要超過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但是,高收入的定義只能是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數。例如我國就把居民按收入高低分為五類人群,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
世界銀行把全球215個經濟體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2015年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是12735美元以上,共計有80個國家或地區被確定為高收入經濟體。若按人口占比四等分來劃分高低收入國家,那么,從理論上講,每一等分國家合計所占的人口比例應該為25%。
如今,OECD中的32個高收入國家加上非OECD48個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已經超過15億,約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國近14億人口大國也能成為高收入國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國家都屬于高收入國家,這豈不是違反數學邏輯了?
從歷史看,世界銀行每隔幾年就會上調高收入門檻。由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剛性及貨幣的持續超發,世界銀行一定會不斷上調成為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現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計要提高到14000美元以上。再者,還得考慮未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因素,如果人民幣今后5-10年出現明顯貶值了呢?
2017年中國的GDP總額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個百分點,說明從人均的角度看,中國當務之急不是要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而是首先要達到全球人均GDP的中等水平。如果再要尋找中國與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問題,前者是總量差距,后者是質量差距。
有句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就是一個相對概念,未來中國經濟總量成為全球第一應該是沒有懸念的。但人均水平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即占全球19%的人口的平均收入要進入全球高收入行列,不是十年內就能完成的,恐怕百年都有難度,因為這是個相對指標,不是絕對指標。作為學者,起碼要分清楚該指標是相對指標還是絕對指標。
絕對數下降和相對數增加——
反映經濟正在減速和分化
記得6月份的時候,金融圈內熱議過一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盈利增速與盈利額不對應的問題,即2018年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2.7萬億元,而2017 年為2.9萬億元,即2018年前五月反而減少了2千億,但為何利潤增速反而增長了22.7%呢?
后來國家統計局解釋為統計口徑調整了。但統計部門并沒有列出具體的調整方法和披露相關數據,我只能按公布數據之間的內在邏輯來推理了:2018年前五月利潤為2.7萬億,其同比基數應該是2.7/1.167=2.3萬億,簡單計算得出結論,2018年前五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或比2017年減少了21%(2.9-2.3/2.9)。當然,有關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定義是年收入在2000萬以上,故實際減少多少并不清楚。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的大幅減少,說明經濟出現了明顯分化。根據WIND的工業部門虧損面統計數據,今年5月份,虧損面擴大的行業有28個,未擴大的行業有13個;根據虧損單位數計算的工業企業整體虧損面達到22.05%,而去年同期為17.27%。
此外,從國企和非國企的盈利增速變化看,確實也存在明顯的分化現象:私企的盈利增速從2016年3季度開始出現回落,而國企盈利增速則開始上升,之后雖然私企的盈利增速也掉頭向上,但仍弱于國企。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各行業虧損面的擴大,是經濟減速的表現形式,也意味著經濟的分化和集中將長期持續下去,相當一部分企業會面臨虧損乃至破產風險。因此,規模以上企業利潤絕對數下降和相對數增長,并不是經濟形勢大好的表現,而是反映經濟增速下降和行業分化等結構性變化。
相對數揭示以GDP為目標的問題所在
GDP的計算有三種方法: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產法的核算公式為:GDP=總產出-中間投入;收入法計算獲得的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支出法是從最終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內產品和服務的最終去向,包括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貨物與服務凈出口三個部分。
盡管全國人大很早就把GDP作為預期性目標,但實際上它一直成為考核政績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全球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注重GDP了。正因為如此,GDP的完成率就非常高,幾乎每年都能超額完成。但我國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從收入法看,美好生活應該為增加勞動者報酬部分,從支出法看,應該體現為增加最終消費部分。而實際執行情況如何呢?
從收入法角度看,這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都在下降;從支出法角度看,盡管2018年上半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8.5%,但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仍不高,關鍵是資本形成(靠投資)占GDP的比重過高。本人曾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發現以下問題:
2011-2014這四年間,我國的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與中國該指標相同或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但全球資本形成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約為21%,近年來我國資本形成的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在40%左右,約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
因此,選取不同的相對數做比較,往往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關鍵在于指標的選取是否合理。如前所述,今年上半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78.5%,但大家卻普遍感到消費降級。從社零數據看,也是如此,增速在不斷回落,今年前7個月的增速只有9.3%。因此,消費對增速貢獻提高,不代表最終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大幅提升,目前我國的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仍明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且,在穩增長的目標下,當GDP增速下降時,為了讓GDP增速不下滑,必然會拉動“投資”這一速變量,如政府最容易超控的就是“基建投資”,但能讓老百姓受益的卻是“收入增長帶動消費增長”。也就是說,在資本過剩的情況下,授人以漁(基建)不如授人以魚(減稅)。
此外,即便以相對數-人均GDP為目標,同樣會掩飾兩個結構性問題,一個是人均所對應的方差究竟有多大?其實中學數學上就教方差了,方差反映的是個體差異程度。很多人抱怨“被平均了”,實際上就是抱怨收入差距(方差)太大了。根據2017年的統計公報,占人口20%的高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是對應20%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10.9倍。可見,在收入差距過大的情況下,靠投資拉動讓人均GDP提高,對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意義不大,甚至恰得其反。2016年以來基尼系數的上升,實際上就很說明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究竟有多大?我國在去年只有44%,而一般發達國家都要占到65-70%之間。因此,居民收入占比不高實質上也反映了經濟質量不高。有人統計過,中國的GDP總量是美國的63%,但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4.7%,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6.7%——相對數揭示差距所在。
從歷史上看,中國早在200年前GDP總量就超過歐洲加上美國之和,在全球占比超過32%,人均GDP也幾乎是全球第一;但曾經的GDP第一大國,卻在歐洲小國面前如此不堪一擊。如今,我國GDP在全球的占比只有15%,人均GDP排名只是全球第69位,但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雖然還不是制造業強國,終究也大大強于200年前吧。
原發于微信公眾號 lixunlei0722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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