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的財稅制度要改革，但稅改不等于大規模減稅，主要方向應該是直接稅改革；其次，結構性減稅、企業減負、規范非稅收入，還有不少空間；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作一種制度稅和麻煩稅，那么制度稅越低越好。

秦朔：中國稅改難學特朗普

　　去年12月，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直言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費負擔比美國高35%，他反映的雖然只是汽車玻璃的情況，但在整個企業界引起強烈反響。今年12月2日，特朗普稅改法案在美國參議院通過，減稅規模為1.4萬億美元，大致相當于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2016年GDP的120%。這一參議院版本和11月16日通過的眾議院版本在中和后將提交特朗普簽字，最快年底前有望變成法律。

　　參議院稅改方案提出，從2019年起美國公司稅從35%降低至20%。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參議院版本為7檔，最高稅率為38.5%，眾議院版本為4檔，最高稅率為39.6%。兩院的減稅細節上雖有不同，但都降低了個人稅和企業稅。目前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率在發達經濟體中非常高，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法定稅率為21.7%。

　　特朗普說，稅改將幫助美國經濟增速重返3%以上。美國稅收基金會測算，稅改將使美國GDP增加6.9至8.2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200萬個。

　　特朗普稅改對中國稅改形成了某種倒逼。那么中國稅改會往哪里走？

　　中國稅改方向不是大規模減稅

　　根據2014年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三大任務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從稅制和稅負角度看，要點如下：

　　【改革稅制】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完善地方稅體系，堅持清費立稅，強化稅收籌集財政收入主渠道作用。稅制改革重點鎖定六大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

　　【穩定稅負】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保持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穩定，合理控制稅收負擔。

　　【六大稅種改革方向】增值稅改革目標是建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消費稅改革目標是增強調節功能；資源稅將擴展到水流、森林、草原、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現行排污收費將改為環境保護稅；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探索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注：稅種有的改革，有的增加，有的擴展，但顯然不是以減稅為方向。）

　　此外，全面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和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也是改革方向。通過稅收返還等方式變相減免稅收、侵蝕稅基、轉移利潤、制造稅收“洼地”，這被視為“影響了公平競爭和統一市場環境建設，不符合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

　　中國減稅的空間大不大？

　　雖然中國財稅改革方向不是大規模減稅，但結構性減稅的空間是有的，也在減。

　　今年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推出六方面減稅舉措，涉及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創投企業抵扣應納稅所得額優惠等。

　　比如，經過幾年努力，小微企業減半征稅的年應納稅所得額的上限已經從6萬元提高到50萬元。今年前三季度應納稅額在30萬元到50萬元的小微企業戶均減稅5.9萬元。

　　又如，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征收所得稅，前三季度共減稅1300億。

　　從7月1日起，增值稅稅率由4檔減至3檔，取消了13%的稅率，農產品、化肥、天然氣、自來水和居民用煤等直接關乎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增值稅稅率從13%降至11%。

　　在營改增方面，去年5月至今年9月，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10639億元。

　　從今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科技型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75%。

　　創投企業抵扣應納稅所得額優惠，已經開始在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開展試點。從今年1月1日起，對創投企業投資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的，可享受按投資額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惠政策；從今年7月1日起，將享受這一優惠政策的投資主體由公司制和合伙制創投企業的法人合伙人擴大到個人投資者。

　　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試點政策從今年7月1日起推至全國。還有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延長至2019年底，例如對物流企業自有的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減半計征城鎮土地使用稅；對金融機構農戶小額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并將這一優惠政策范圍擴大到所有合法合規經營的小額貸款公司；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人員、退役士兵等重點群體創業就業，按規定扣減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個人（企業）所得稅等。

　　不難看出，上述減稅措施的一個重要服務對象，是“雙創”人群。

　　為什么大家覺得中國稅負高？

　　中國未來要加強社會建設，要強軍，要在公共衛生醫療等方面補課，要應對老齡化挑戰，支出的上升趨勢是剛性的。今年的名義財政赤字目標是2.38萬億，但全口徑實際赤字則遠不止這些，還要考慮地方專項債券、地方置換債、長期專項建設債券、產業投資基金等因素。實際財政赤字率已經超過3%不少，稅負總量難以大減，只是結構性減稅有空間。那么中國稅負到底高不高，為什么大家覺得高？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以前刊登過文章評價中國的宏觀稅負。（具體見文章：《中國宏觀稅負并非全球最高，關鍵是公共服務要讓百姓滿意》）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外界引用較多的中國宏觀稅負是37%，但官方認可的數字是30%左右。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賣地收入”）之后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四者相加后再扣除交叉重復部分。官方據此測算出來的2014年和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如果加上土地出讓凈收益（“賣地收入”減去成本補償性費用），2014年、2015年宏觀稅負分別為30.5%、30.1%。這一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宏觀稅負38.8%的水平、發達國家平均42.8%的水平和發展中國家平均34.4%的水平。

　　但為什么企業還覺得高？原因是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絕大部分稅收都來源于企業，困難和虧損企業不賺錢也要繳流轉稅，壓力很大。

　　而老百姓覺得稅負高，實際是把生活負擔壓力大和稅負高理解成了一回事。稅負主要是拿來提供公共服務的，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宏觀稅負高達40%-50%，但同時實行高福利政策，住房、醫療、社保、教育基本或大部分由國家買單，高稅負帶來的不是高痛苦而是高保障。

　　而中國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存在著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這是焦慮感的主要來源。中國大部分財稅專家都認為，中國財稅的主要問題不在于征收，而在于支出。由于預算支出不透明，錢都花在哪里了？轉移支付和政府性資金花的效率如何？花的過程有沒有監督和評估？都亟待改善。

　　制度性交易成本還有很大下降空間

　　其實，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感，不止是稅負，還有很多非稅負擔。

　　克強總理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讓居民和企業少跑腿、好辦事、不添堵。他在報告起草時親自加了“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這句話，意思是去掉不方便老百姓辦事的條條框框，政府官員不要輕易擾民。

　　總理舉過一個例子，說新聞聯播報道了“蛟龍號”載人深潛器的國家深海中心基地建設，這是國家投資項目，按原來的管理審批程序，有好幾道，要蓋幾十個公章，至少要兩年?，F在中央把有關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兩個月就落地了。從這個例子看，下放權力就是解放生產力，就是提高效率。

　　“蛟龍號”是國家項目，審批尚且如此，一般民企面對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三扇門，“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三座山，壓力就更大了?？偫硪仓v過一個故事，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生回家鄉創業，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30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起來了。但開業后各種檢查、收費、罰款就跟著來了，沒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最后，他一氣之下關門不干了。

　　應該說，這些年，通過“放管服”改革，企業和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在持續上升。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近3年中國營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躍升了18位，其中開辦企業便利度大幅上升31位。但不可回避的是，有些該放的權還沒放，市場準入中的各種許可等限制仍然較多，下放的權力不配套、不銜接、不到位、變相審批不時發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較高，一些公用事業單位和服務機構服務意識不強，“霸王條款”屢見不鮮，群眾和企業仍然深受證照、證明過多之累，辦事慢、辦事難之苦。

　　總理還舉過一個飼料企業的例子，有飼料企業反映，在取得飼料生產許可證以后，每生產一種飼料還要單獨申請批準文號，在配方、商標、產品代號、商品名稱等任何方面稍作調整就要重新申請新的批號。有些產品政府部門不僅管到品種，還審到工藝、批到配方，企業要支付專家評審費、檢測費等多種費用?！捌贩N、工藝、配方是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變化不斷調整、改進、創新的，很多還涉及商業秘密，憑什么去批？”

　　在十九大新聞中心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冉萬祥說，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用“56789”來概括，“5”是民企對國家的稅收貢獻超過50%，“6”是國內民企的GDP、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7”是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了70%，“8”是城鎮就業超過80%，“9”是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但是，目前民企在享受準入、金融服務等方面的待遇還不公平。不少領域如健康養老、醫療康復、技術培訓、文化體育等，進入門檻高、審批多、手續繁等，許多審批事項互為前置，部門之間相互“踢皮球”，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怪圈，挫傷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總結一下，中國的財稅制度要改革，但稅改不等于大規模減稅，主要方向應該是直接稅改革；其次，結構性減稅、企業減負、規范非稅收入，還有不少空間；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作一種制度稅和麻煩稅，那么制度稅越低越好，越減越好，麻煩稅越少越好。

　　對企業和個人來說，穩定一致、長期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保護產權的制度環境，繼續搞市場經濟、開放經濟、加強法治建設的大環境，更注重社會建設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大環境，這才是最最重要的。這方面讓大家看到新希望，吃下定心丸，則特朗普再多減稅，也動搖不了中國企業和國人的信心。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