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忠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徐忠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既是五年多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也是統領新時代做好中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只有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十九大之后的中國經濟及相關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中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到以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發展，再到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既是五年多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也是統領新時代做好中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只有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十九大之后的中國經濟及相關改革。

　　一、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看中國經濟前景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并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主要就是得益于改革開放。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并于本世紀初加入WTO及住房市場化改革，全面推進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進入高速增長軌道。在這個期間，我國也經歷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等改革的陣痛。加入WTO使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中國得以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利用出口和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為我們成功應對“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嘯沖擊、通過大規模刺激政策在全球衰退中率先復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2013年以來，我國未及時退出危機后的刺激政策，仍通過信貸刺激，依靠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維持經濟在較高水平增長。

　　經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后，中國的經濟體量已是全球第二，但面臨的問題愈加凸顯：一是人口紅利消失殆盡，二是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三是宏觀杠桿率不斷攀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TFP）持續下降，雖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整體上仍處于下降態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中央做出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明確新發展理念，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目前，中國已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經濟不能再依靠要素投入推動的傳統增長模式。特別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已不僅是中國自己的問題，而是要放到全球視角中去思考。當前，各國經濟的競爭實質上是制度的競爭，只有完善制度并通過制度的競爭才能帶動中國經濟再上一個新的臺階。習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有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我們的自信主要就是來自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強調完全讓市場發揮作用的華盛頓共識成為各國的主流思想，即使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仍是如此。在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推動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的比重在下降，貧富差距在擴大。按照《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的話說，就是資本的回報率超過了勞動報酬增速和經濟增長率，而這實際上并不利于中產階級的發展，也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西方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最近，特朗普推動的稅收改革更有利于富人和窮人，但中產階級獲益很少。中產階級發展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在全球化和科技迅速發展背景下，傳統的西方社會很有可能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而終結。與之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無可比擬的優勢。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中國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保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我們的扶貧攻堅工作突出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注重中長期發展戰略。西方由于選舉政治安排，更多看的是短期，經濟發展與政治周期密切相關。甚至，拉美很多國家都進入了高福利和民粹主義陷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經歷嚴重的滯脹，除了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選舉政治給老百姓承諾了更高的社會福利。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加注重中長期規劃，著眼于長遠。除了每年經濟目標外，我們還有五年發展規劃，黨的十九大做出了“兩步走”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我們始終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這是解決事關我國發展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的思想，也是我們重要的制度優勢。

　　當然，我們在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注重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共同富裕，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我們更要重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才能夠真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也才能夠真正堅持四個自信。

　　二、充分利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

　　從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經驗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既得益于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又得益于充分利用全國統一大市場。即在維護統一大市場的前提下分散決策，通過競爭優化資源配置效率，這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最為關鍵的兩個抓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發端于中央對地方家庭聯產承包制探索的積極肯定，我國的很多政策和制度也都是由地方先行先試再推廣到全國，地方的積極性對制度的完善至關重要。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各地方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各地方利益以及不同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也并不一致，這就需要充分發揮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既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又能更好地發揮中央統一協調的作用。

　　目前大家都比較關心東北的發展問題。但是，很多討論都沒有將東北作為中國統一大市場的一部分來分析，而是就東北而談東北。東北的發展既要發揮東北地方的積極性，還要發揮全國統一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東北的優勢不是國有企業，而是高質量耕地。然而，我國的土地制度仍是由計劃分配的。在我國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的國策下，目前建設用地的占補平衡無法跨區域實施。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土地本應更多用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而不是用于農業耕地，結果在沿海大城市周圍存在大量實際閑置或荒廢的土地，既沒有也無法真正用于農業耕地。如果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土地市場，東北就能夠充分發揮比較優勢。

　　東北可以與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進行土地當量（類似折算成標準煤）交易，這樣長三角和珠三角更多閑置土地能用于城市化和工業化，實現了發達地區城市化按照城市發展的規律發展。同時，東三省也能夠利用比較優勢和市場機制籌集發展資金，保持優質耕地和青山綠水，發展特色產業，維持社會保障平衡。類似地，新疆的發展，現在是全國各地搞對口支援。研究局曾做過專門研究，如果建立全國統一的碳配額交易市場，新疆就可以發展清潔能源和碳匯產業并通過統一的碳配額交易市場轉讓碳配額，從而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獲得經濟發展的資金。

　　因此，我們要重視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尤其是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建設，把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從而更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目前，中國很多領域發展都體現了統一大市場的優勢，如高鐵、移動支付、網購和共享單車等“新四大發明”，但如何更好地發揮地方積極性，更充分地發揮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包括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關系，仍有很多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三、開放條件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關鍵是制度競爭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并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面實現的，而是在開放的環境中取得的。在開放環境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最關鍵的是資本和人才，但這要靠制度保障。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指的是“資本”而不是“資金”。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期，資金匱乏確實曾是困擾中國經濟的難題。我們主要是通過引入FDI、壓低工資抑制消費、工農剪刀差等方式，解決了發展中的資金問題。但是，目前中國并不缺資金，而是缺乏真正意義上能夠承擔風險的資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金融體系實際上有利于規模的擴張，有利于要素的投入并推動GDP增長。在GDP考核下，地方政府要發展經濟，首先想的就是項目，為了解決資金來源成立融資平臺，以政府隱性擔保發債或貸款融資，這實際上不是依靠自己的資本金、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而是通過融資擔保、產業基金、政府服務購買等方式，引導金融資源進行項目開發，這實際上是股債不分、明股實債搞發展，沒有資本的約束，效率也就無法提高。

　　我國金融企業公司治理仍存在問題，實際上仍是行政化機關運行模式，并非以利潤為核心的現代公司治理模式。金融機構如果給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出了問題，對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影響不大；反之，如果給民營企業的貸款出現問題，就可能被追究利益輸送責任。但是，在公司治理完善的企業中，經營層必須為股東利益負責，企業行為都要圍繞盈利來進行。正是由于缺乏真正意義上能夠承擔風險的資本，金融企業公司治理仍存在差距，才會產生剛性兌付問題。由于缺乏一個有效的風險分攤機制下，必然不斷加杠桿，金融市場必然盲目擴張。事實上，亞當·斯密三百多年前就已經講了，只有花自己的錢才是最好的。弗里德曼也說過，“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最有效率；花別人的錢為自己辦事，最為浪費；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p>

　　其次，人才是競爭力的關鍵。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七大戰略，其中有三個實際上是與人才相關的，包括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習總書記抓到了問題的根本。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高素質人才是關鍵。吸引人才并不主要取決于基礎設施硬件，更主要的體現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和法治等公共服務軟件方面。近年來，我國高校發展只重視規模而非質量，反而使越來越多的國人把孩子送到國外接受教育。不過，國外教育為我國培養人才畢竟是短期的，長遠看還是要改革我們的教育體系，更好地適應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需要。另外，與人才密切相關的就是企業家精神。十九大之后，我們有很多重要的舉措，包括強調保護民營資本，對侵犯民營企業家的案件重新審理，為企業家創造一個穩定發展的環境，這將創造一個有利于吸引人才、鼓勵企業家精神的氛圍。

　　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關鍵是制度競爭。在開放條件下，資本和人才都是流動的，只有真正完善體制機制，才能夠更好地吸引資本和人才，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不久前，美國出臺了新的稅改方案。有觀點認為，美國公司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由35%降為21%，中國是25%，與稅改后的美國相差并不大。雖然中國的名義稅負并不高，但中國的水電成本高，人力成本也不斷上升。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國的要素市場是壟斷的，要素價格是扭曲的，而作為要素市場壟斷者的國有企業又是低效率的，其提供的服務必然也是高成本并轉嫁給了其他企業。世界銀行每年都公布各國營商環境的評價，發布對190多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報告。

　　近年來，我國政府大力鼓勵創新創業、大力推進“放、管、服”，但2017年中國的總體排名是78位，很多分項目排名非?？亢?，如建設許可排172位、創業環境排在第93位、稅負排在130位、跨境貿易便利排在97位，等等。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要在關鍵領域進行改革，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房地產領域也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切實降低制度成本，真正減輕企業的成本負擔。

　　四、為支持實體經濟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目前，中國的銀行業規模全球第一，股票資本市場規模全球第二，債券市場全球第三，并且是全球第二大信用債市場。最近的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信貸可得性排名在68位，要高于總體排名的78位?？梢哉f，金融業的發展有力支持了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可能是由于去年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給人的感覺是金融出了很大的問題。而且，現在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觀點認為，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過高，但金融業并不為中小企業服務，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

　　從理論上來講，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象，金融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實體經濟問題的具體反映。隨著人口紅利消失、投資環境惡化，過度投資導致潛在產出增速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對信貸投入和金融資源需求過多，這將推升金融資源的價格，從而導致金融部門的高利潤，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就相應較高。事實上，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各國普遍的問題。但是，我國的實體部門中，很多都是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國有企業主導的重化工業，這些軟預算約束部門占據了大量信貸資源，擠出了有效率的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從而加劇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當然，中國金融業自身發展也存在問題。目前中國仍是分業監管和事實上并未有效監管的綜合經營，存在很多金融服務的空白點和監管套利空間。而且，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理念也在一定的偏差。一些政府部門對中小企業融資提出并不合理的要求：既要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占比不能下降，又要貸款利率不能高，還要不良貸款率不能上升。顯然，小微企業本身倒閉、違約概率比較高，需要通過一定的高利率來抵補信貸風險和高經營成本。既要、又要、還要，這并不符合經濟學規律，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在統計上做文章。如果控制住了利率，又不容忍不良貸款率上升，最后銀行只能將貸款流向政府平臺，因為很多平臺是符合中小企業貸款統計標準的。

　　另外，政府政策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方式應當是分開的，支持小微企業是政府的目標，政府應當為金融機構創造一個有利于實現此目標的政策環境，比如說財稅的激勵政策或相關金融政策。現在一刀切要求金融機構按照某種經營模式來支持小微企業，能否達到政府目標值得反思。金融機構發展方向、具體的操作流程、選擇什么樣的組織方式、開發哪些金融產品，都應當由金融機構自主決定，而不是由政府來做決策。如果政府“一刀切”地要求，最終結果可能事與愿違。

　　五、結語

　　中國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核心的問題是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更注重中長期發展戰略，促進社會協調發展，有著很多無可比擬的優勢。我們要牢固樹立“四個自信”，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改進體制機制吸引資本和人才，真正把我們的優勢發揮出來。十九大報告給我們指明了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應當說，今后是任重而道遠，還有很多硬骨頭要一個一個地啃，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去踏踏實實地做。十九大之后把越來越多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放到了合適的位置。今后我們要打破部門的藩籬，站在國家整體的高度來理解中國的問題，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凝心聚力做好本職工作，實現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本文為徐忠在2018年1月上海市金融學會學術報告會演講的部分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與所在機構無關。

　　(本文作者介紹：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