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黨組在《求是》雜志發表了題為《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引起網絡廣泛關注。文章指出：“隨著長期累積的人口負增長勢能進一步釋放，我國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边@是官方第一次宣布我國總人口將進入負增長，即每年的死亡人數將大于新增人口數。從我國歷史人口結構的構成看，拐點的出現意味著我國人口總量今后若干年將逐年減少，同時人口結構上老齡化問題將日漸嚴重。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同一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與人口結構變化相關的產業或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

　　我國人口增長的拐點將在今年出現，比此前普遍的預期平均要提早了10年的時間?，F有人口結構的形成同我國過去幾十年的人口政策密切相關，人口政策的放松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人口出生率下滑的總體態勢。

　　從最近幾年的數據趨勢來看，國家衛健委報告中給出的人口負增長“將出現在‘十四五’期間”還是相對保守的，如果時間再精確一點，可以說我國的人口拐點大概率在2022年年底就會出現。從去年的數據看，2021年我國的總人口已經接近零增長，該年度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創下1949年以來的新低，新出生人口約1062萬人，死亡人口約1014萬人，兩者僅相差48萬人，已經十分接近。預計今年年底出生率和死亡率兩條曲線將出現交叉，且從明年起出生率曲線將下穿到死亡率曲線以下。

　　建國以來，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這一現象，只在1959-1961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出現過一次，因此今年即將出現的第二次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就顯得尤為引人注目。此外，人口政策和出生率的趨勢表明人口拐點的出現是遲早的問題，但當前人口拐點出現的時間比不少機構普遍的預期提前了約十年的時間。依照2019年中國社科院給出的預測，我國人口峰值出現在2029年，峰值人口約14.4億；而依照聯合國2019年人口預測報告，中國人口的峰值會出現在2031-2032年，峰值人口約14.6億。

　　自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成為基本人口政策以后，我國生育率水平在總體下行的態勢下持續了近40年的時間。從出生率曲線的年限結構構成形狀上看，當前生育的主力是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而這一時間段恰好是生育率回升的階段，由此判斷，當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通道其實剛剛打開，未來若干年出生率受制于1990年到2010年間持續下滑的出生率，未來生育助力的基數進一步縮小，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必然會進一步上升。

　　此外，盡管政府出臺了二胎三胎的調整政策，但從出生率的增長趨勢來看，政策效果并不樂觀。事實上，國家2016年1月1日開始完全放開二胎政策后，此后的5年到目前為止并未遏制住出生率持續下滑的趨勢。為應對生育率降低等問題，2021年6月，國家再一次出臺了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三胎的政策。然而，從近幾年，尤其是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出臺后人口出生率的變化上看，單純地改變人口政策已經難以有效扭轉出生率下滑的總體趨勢，人口拐點的提早出現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除卻前述人口政策這一主要因素外，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帶來的婚育觀念變化以及急劇攀升的婚育成本，均加快了人口拐點的到來。盡管國家針對性支持生育的政策不斷出臺，但能否抑制整體人口下行有待觀察。

　　從全球范圍看，經濟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例如，目前在全球范圍內有84個國家和地區總和生育率低于2.1，發達國家普遍處于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德國、意大利等國早已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在東亞文化圈內，韓國生育率全球最低，2021年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日本人口峰值出現在2010年的1.28億人，此后便出現人口負增長，并在2020年創下百年來出生人口新低，到2021年降至1.25億。

　　而我國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從1990年代開始，我國便進入了低于國際標準2.1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時代。1990年，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是2.17，1991年降到2.01，此后我國的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近兩年更是降至了1.3左右的水平，這同近年來適婚年齡的青年一代的婚育觀念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婚不育成為不少年輕人的選擇。相關研究顯示，即便代際更替水平未來十年有所恢復，但也無法未來五十年扭轉人口數量下滑的總體趨勢。

　　除卻經濟水平發展的因素外，當前制約我國人口生育率的另一個因素則是養育成本的高企，阻礙了生育的積極性。事實上，過去5年多來人口政策的全面放松，不但沒有帶來生育增速的改善，反而持續下滑。當前制約生育的主要因素主要由被稱為“新三座大山”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所主導，也有人戲稱這三者為“最好的避孕藥”。故人口生育政策的放開，如果沒有配套的經濟和養育支持等措施，還是難以扭轉人口出生率下滑的總體趨勢。8月中旬，國家衛生與健康委員會等17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從優生優育到保障嬰幼兒家庭照護、從保障托育到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從強化住房和稅收政策到保障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可以說全方位全鏈條的保障了生育的積極性。疊加近幾年疫情的因素。

　　從人口結構上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未富先老”的社會經濟結構給我國帶來的挑戰更加嚴峻。但辯證地看，針對老齡人口觀念的變化為養老相關產業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西方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到來時經濟往往處在較為成熟的發達階段，老齡化屬于“先富后老”。而我國老齡化社會出現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按照現在人口的增長結構，我國老齡化出現的時間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匹配，即出現了“未富先衰”的局面，這無疑使我們面臨更大的財政壓力。從撫養比數據的變化也可以看出我國人口結構老齡化的趨勢。老齡化問題也日趨嚴重。2021年我國老齡人口（60歲以上）撫養比（即每一百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的老齡人口數）達到了20.8。老齡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約2億，占全國人口的14.2%。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時，就被認為是進入老齡化；超過14%被認為是進入深度老齡化。所以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我國目前已經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的社會。

　　衡量人口老齡化水平的另一個觀察指標是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所謂年齡中位數，是指以此數為分界線，全國高于和低于此年齡的人口數量各占一半。2022年，全球共有36個國家的年齡中位數，達到了40歲以上，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國、韓國、烏克蘭和加拿大等，而我國年齡中位數是38.47歲，排名全球第47位，首次超過年齡中位數37.89歲的美國。而根據聯合國今年7月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的數據預估，到2050年我國的年齡中位數將達到50.72歲，在全球主要人口國家中的排名，上升到第5名。

　　另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則是家庭結構的脆弱性。自上世紀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成為基本國策以來，意味著在0-40歲的人群中有很大比例是獨生子女家庭，失獨問題不僅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也為養老問題帶來的嚴峻挑戰。2021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家庭戶有49416萬戶，其中家庭戶人口為129281萬。經計算，每戶平均人口為2.62人，這一數字在2010年是還是3.10人，此次人口普查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這也意味著，我國家庭戶平均人口跌破3，“三口之家”變“兩口半”。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十分明顯，像獨生子女因病或事故死在父母前面帶來的無人照料這類現象，在未來幾十年將成為十分現實的問題。

　　全球范圍內，老齡社會和人口拐點的到來都會帶來社會、經濟和產業的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方面，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應相對不足的問題會對經濟增長形成沖擊，尤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多年來人口紅利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沖擊就更為明顯。但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對老齡人口觀念的變化，同老齡化相關的產業卻逐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從發展進程看，世界范圍內針對老齡人口的態度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普遍觀念是將老齡人口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負擔；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90年代，“老年人也是社會財富和資源”的觀點逐漸占據了社會的主流；第三階段則是在將老齡社會的到來看作新的發展機遇，并在此基礎上強調個體、家庭、社區、企業、社會組織、政府各個主體的共同參與，相關產業也隨之得到穩步發展。

　　從發展機遇上，老齡人口的逐年增多形成了與之相關的巨大的市場空間。養老產業鏈條未來會隨著大眾觀念的革新不斷延伸，將從目前單一的基本養老服務產業逐步向制造業、房地產業、住宿業、餐飲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教育業乃至金融、信息技術和建筑等多個行業領域滲透，如未來同養老相關的保健服務產業（如老年用品等）、娛樂服務產業（如老年特色旅游等）、老年繼續教育產業以及老年理財規劃、保險規劃等養老金融服務產業，均有巨大的市場空間。我國黨和政府為老齡產業的發展也出臺了一系列支持配套政策。如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對健全養老服務體系、完善老年健康支撐體系、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以及積極培育銀發經濟等領域給予了明確指引。2021年12月30日，國務院再次出臺了《關于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的通知》，對養老服務體系和相關配套產業的建設和發展給出了操作性更強的具體規劃，為我國養老產業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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