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ESG比喻成一場考試，在中國企業中誰最擅長將這份答卷寫的最長，寫出的答案最相似，互聯網大廠們可能是最先入選的考生之一。

　　過去一年多來，ESG也成為了大廠口中的新“黑話”。從頂層戰略設計到具體的行動，大廠們面對ESG的行動正在加速。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騰訊2022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這樣寫道：“我希望未來的騰訊，不只是在向股東交出財務答卷；社會價值的創造也是向相關方交出一份可持續價值答卷。”

　　類似的表達也出現在曾經掌舵阿里的張勇身上，張勇說：“ESG是阿里巴巴走向102年的重要基石”。

　　據財經無忌不完全統計，2021年以來，包括騰訊、阿里、京東、拼多多、網易、百度、美團等頭部互聯網大廠，都已披露了ESG報告，涉及的議題也尤為豐富。但盡管交出這樣漂亮的答卷，不意味大廠們能夠在ESG實踐上受到外界的一致好評。

　　以目前較為權威的ESG指標之一——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所編纂的全球型指數MSCI為例，大廠們的評級并不盡如人意，整體維持在B級區間，處于平均水平。大廠們為什么如此重視ESG？又為什么實踐與效果如此差強人意？

　　去年8月，彼時還沒未“退休”的逍遙子在提到阿里的ESG實踐時，說了許多掏心的話。“可以說，這項工作是過去一年我的重中之重。”

　　將時間再往前撥點，在2019年阿里第二次赴港上市時，張勇在股東信中描述了阿里的新起點，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

　　對眼下的大廠們而言，如何評價“何為好公司”，ESG或許是最好的指標之一。2021年，ESG被列入阿里面向未來發展的核心戰略之一。張勇認為：“一份是財報，一份是ESG報告，前者展現業務的健康度，后者看到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價值”。

　　也是同一年，騰訊發布首份ESG報告，也宣布將企業核心戰略升級為“推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并砸下500億的真金白銀聚焦ESG的具體實踐。一向以“厚待兄弟”著稱的京東，其ESG實踐更是由創始人親自把關。今年3月，京東成立了ESG委員會，由劉強東擔任主席。

　　新上任的京東CEO許冉，在其第一封的全員信中也體現出京東對ESG的重視——未來二十年，京東將累計投入超3萬億元用于百萬一線員工的薪酬福利；京東鄉村振興“奔富計劃”帶動超1億農民增收；累計攜手6千萬中小微企業數字化升級，到2043年京東全面實現碳中和等等。

　　頂層戰略的重視，彰顯了大廠們野心勃勃的ESG計劃。但在這些積極迅速的行動背后，大廠們為何會如此聚焦ESG，也有來自現實的焦慮與壓力。

　　一方面，國內的政策、社會環境與用戶期望正在發生變革。在一系列關于反壟斷、共同富裕、鄉村振興、隱私安全、“雙碳”等政策導向下，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正在反思其商業模式所帶來的“負面性”，尋求科技與社會價值的融合之道。

　　另一方面，ESG也是企業出海的必修課。隨著大廠們逐步開始講海外市場作為重要的增量，全球化探索也要求他們必須在ESG上主動修煉內功。畢竟，海外市場對企業倫理、用戶隱私和數據安全、碳減排等領域的監管要求都比國內更加嚴苛。

　　知名咨詢機構埃森哲在《中國高科技與互聯網企業ESG實踐研究》中也指出，ESG對大廠們所帶來的“隱形回報”：“ESG不僅是高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品牌宣傳、 提升客戶體驗的手段，也是與現有業務相結合，成為眾多科技領導者改進公司內部治理的抓手。”

　　但如何將ESG報告寫的有價值？這對大廠而言，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比起定期發布的財報成績單，大廠們的ESG報告盡管誕生不久，但其ESG模式也出現了明顯的進化，逐步從過去較為單一的公益活動走向了公司核心價值或戰略，與業務的關聯度也越來越緊密。

　　但進化并不等于進步，交出漂亮的ESG答卷，不意味大廠們能夠在ESG實踐上受到外界的一致好評。

　　以目前較為權威的ESG指標之一——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所編纂的全球型指數MSCI為例，大廠們的評級確實不盡如人意，整體維持在B級區間，處于“中等水平”。比如，騰訊一直處于BBB級，美團曾兩次獲得AA評級，但目前降到了BBB級，京東則是從2017年的CCC級上升到目前的BBB級，唯一表現不錯的網易，目前的評級為A級。

　　上述落差背后，實則是在具體的ESG實踐上，大廠們還處于一個互相“抄作業”的階段。

　　首先在環境（E）角度上，“雙碳減排”成為互聯網公司普遍重視的議題。針對“減排”，國內互聯網公司的“減碳路徑”其實包括“內、外”兩條路徑。

　　一是對內，圍繞公司內部的供應鏈基礎設施，如云計算數據中心、物流中心、零售門店等場景，進行綠色運營。二是對外，協同上下游的生態合作伙伴，推動“減碳目標”的達成。

　　其中，圍繞算力層，在云計算服務的“減碳”上，阿里云通過提效減排、使用清潔能源電力及能源與資源的循環利用三大舉措，以持續提升云計算的低碳表現。同時，頭部大廠也通過高校的制冷技術等節能策略，提效減排。

　　截至2022財年，阿里云自有數據中心的平均PUE（評價數據中心能源效率的指標）為1.247，騰訊第四代數據中心（T-block）也可達到1.2x的年均PUE，部分模組全年平均PUE低于1.2。

　　以供應鏈為核心護城河的京東，對內綠色運營的重點也放在了供應鏈的優化上。例如，在物流端，京東物流的循環青流箱、自營新能源車輛、氫能源物流卡車等基礎設施都在供應鏈的具體環節發揮作用。

　　二是對外，對供應鏈管理生態下“狠功夫”。例如，阿里發布的《阿里巴巴供應商ESG行為準則規范》，制定了綠色采購標準，對供應商的綠色資質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

　　其次，在社會（S）角度，由于大廠們業務多元，因此涉及的話題則更為廣泛。既包括了內部的員工權益保障，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產業融合等中國本土化議題，也會對技術應用中的隱私安全、技術倫理與未成年人保護等問題進行探討。

　　這之中，大廠們會對當前輿論環境關注的問題通過ESG報告進行“巧妙回應”。例如，騰訊在ESG報告中特別強調“未成年人保護”，美團會特別強調對“騎手的賦能”，B站則著重強調對內容社區建設的優化，百度則會主動回應技術倫理上的百度態度。

　　這些分化，既成為了大廠們的一種“策略性實踐”，但也會成為公司的價值所在。如拼多多會強調其農業的供應鏈實踐，這實則強化了其農業科技企業的定位，百度在ESG報告中對AI技術倫理的闡釋，也是向外界展現其對AI戰略未來發展的考量。

　　最后，在公司治理（G）角度，大廠們主要披露的信息則主要了包括組織治理架構、企業風險管理、反腐敗/反洗錢管理等。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的互聯網大廠大多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ESG組織架構，從戰略設計到路徑規劃再到具體的執行監督，形成了體系化制度。

　　但比起那些走在ESG實踐前列的行業，客觀來說，大廠們的ESG實踐依舊存在不少問題。

　　經濟學博士、復旦發展研究院博士后石爍曾表示，從行業角度來看，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互聯網公司。“在美國，蘋果、Netflix和亞馬遜已經成為全球ESG領域的領導力量，但中國互聯網公司的ESG表現，似乎還不足以在國內形成新格局。”

　　一方面，偏科嚴重，存在潛在的“策略性”。大廠們主要聚焦在可量化的節能減排領域，而在S和G方面，依舊偏向定性的描述。同時，也聚焦自己的擅長的領域，報喜不報憂。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項目主任邱慈觀以阿里巴巴舉例，講述了這一點。據她觀察，過去阿里也出過ESG報告，但內容平平。但在2022年的ESG報告中，阿里花了很多功夫披露了范圍三碳排放數據，但不免有策略性偏重。（范圍三是指：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和世界資源研究所發布的《溫室氣體議定書》系列標準，國內當前披露范圍三的企業并不多）

　　邱慈觀發現，根據標準界定，企業范圍三碳排放包括15個項目，阿里只披露了8個，因為披露項目并不完整，阿里的碳排放總量自然不完整。當然，客觀來說，這對像阿里一樣的電商平臺來說，披露完整的碳排放也存有一定的難度。因此，關于“策略性與否”的觀點也存在爭議。

　　另一方面，則是認知的誤差，盡管頂層戰略重視，但大廠內部對ESG理念也并未都形成統一的共識。有的認為只是創始人或企業家的個人興趣和道德，有的也認為ESG是公共關系部門的事情，是一系列品牌活動。

　　更為重要的是，ESG需要投入極大的成本，大廠業務交織，提升了ESG與具體業務結合的成本與復雜程度，企業自身要算一本經濟賬。邱慈觀提到，對于企業而言，碳披露的效益是多方面的，但碳披露的成本也是多方面的。

　　或許也正是源于此，“精明”的大廠大多也會衡量投資回報，在成本與收益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大廠們并非不努力，只是對于尚處“青春期”的中國ESG生態中，想要做的太多，但能夠落地實踐往往很有限。

　　外界對大廠ESG實踐吐槽過多，從另一面來說，也正是對這些大公司保持更高的期待。一個共識是，中國企業的ESG實踐也需要依靠大公司的先行探索。

　　從這方面來說，互聯網大廠們的ESG實踐也有破局的方向。

　　首先，是將大廠擅長的技術創新與具體業務的結合，這可能是ESG實踐尋求落地的最佳姿態之一。

　　阿里巴巴ESG和雙碳業務部總經理、阿里巴巴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委員楊靈葉表示，雖然阿里巴巴的減排規劃需要綜合考慮多種行業交織的復雜性，但也意味著減碳工作有更多交叉創新的潛在機會。

　　比如，阿里推出的助力中小企業算碳降碳的SaaS工具“能耗寶”以及To C的“88碳賬戶”，都是借助阿里內生的數字化能力進行B端與C端的商業創新。

　　圍繞具體商業場景的技術深耕，解決方案的進化也能反過來激發更多的ESG價值。以百度在數據與隱私治理在政府領域的實踐為例，百度運用隱私計算技術，基于數據安全沙箱平臺既實現了政務數據的安全開放和建模，也為解決個人隱私與數據保護痛點問題提供了新的方案。

　　其次，則是回歸“第一性原理”，聚焦管理層的變革，是時候更加關注ESG中的“G”了。所謂的“G”，需要圍繞ESG的組織文化創新，其不應該只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層意志，而應是“自下而上”的主動參與。

　　這之中，蘋果公司的實踐或許是一個好的案例。通過聯合產業鏈上下游，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理念，蘋果攜手行業伙伴一起探索回收技術，打造了一條開放的閉環供應鏈。他山之石，或可以攻玉。

　　如果將ESG實踐比喻成一場考試，在中國，大廠們無疑是這場考試中的“優等生”。但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新生事物，這場考試更應該標準更高，更開放。在交出漂亮的答卷之外，大廠們理應找到更多的創新路徑，來回應時代對它們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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