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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訓的無序與泛濫不只是教育公平的問題,教育減負、教育焦慮也不僅是有關素質教育或快樂童年的問題,而是阻礙生育、阻礙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落實的核心難點。
文/張明揚
來源:冰川思享號(ID:icereview)
最近這一個月,是中國校外培訓機構從風口墜落的至暗時刻。就在2020年,在線教育還曾御風飛行,甚至有疫情年最受益行業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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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選在六一兒童節這一天,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宣布,繼5月初對“作業幫”和“猿輔導”這兩家頭部機構處以警告和頂格罰款之后,近期又對新東方、學而思和精銳教育等13家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了重點檢查,分別予以頂格罰款,共計3150萬元。
也是在兒童節當天,教育部也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要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推進課后服務全覆蓋,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減輕未成年人學業負擔。
這可能只是風暴序幕而已,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而是開始的結束。昨天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就承諾還會“進一步加大監管執法力度”,同時教培行業最終整治政策和細則也還有待落地。
風暴之下,頭部在線教育機構不僅已全面停止招聘,更啟動了大幅裁員的動作。據說高途課堂已在5月底提出了裁員30%的計劃,3-8 歲啟蒙課業務 “小早啟蒙” 將被放棄;作業幫、網易有道、字節跳動教育板塊等機構據傳都有各自版本的裁員計劃或大范圍架構調整。這被36氪渲染為“在線教育史上最大裁員潮”,“這個在2020年風頭無二的行業,直接從爆發期進入了生死轉折點”。
近期最夸張的傳言是,海淀區教委準備全面叫停培訓機構的“假期開課”,這一消息后來雖被官方辟謠,但市場上已沒有人還會去懷疑本輪監管風暴的強度與決心。
比如,與“假期不許開課”同時流傳的另外兩則傳言:“禁止培訓機構上市”、“不許機構做廣告”,只是因為沒有被正面辟謠,就愈加言之鑿鑿,甚至成為了在線教育巨頭裁員的邏輯觸因之一:如果上市融資通道關閉,還處于燒錢階段的機構們不裁員還能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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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輪史上最強的監管風暴有不少新氣象。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昨天就透露了至少兩個監管創新:一是首次依據《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兩部大法打出“組合拳”;二是針對北上廣深這四大一線城市進行“重拳出擊”。
事實上,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高調入局本身就算是一個新氣象。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規范校外補課作為一項傳統監管事務其實從未停止過,但更多是教育部一家負責的事情,而其監管訴求也可能更為“單純”:就教育談教育,無非更多是教育減負與教育公平的問題。
但這一輪主要針對在線教育機構的監管大風暴,在我看來,其訴求很可能已悄然變得更為深遠和宏大,也正因此,實施主體也不再是資源相對有限的教育部一家。
請原諒我的故弄玄虛,我想這個宏大訴求大多數人其實已經隱約猜到了。
就在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教育部雙雙舉行發布會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31日,全中國最大的新聞就是“放開三孩”生育新政的出臺。
三孩也好,二孩也好,鼓勵生育無疑是當下一個極其清晰的政策導向,說是新基本國策可能也不為過。鼓勵生育,部分扭轉隨著經濟發展形成的低生育偏好,在任何國家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置于中國語境下,這絕對是一件需要動用“舉國之力”的人口大工程。
也就是說,從社保到稅收、從醫療到就業歧視,各個與鼓勵生育相關的領域都想要有所動作,而在這其中,教育作為一個生育痛點,必然也要卷入這個通盤大規劃中。
以這個角度來看,校外培訓的無序與泛濫已不只是一個教育公平問題,教育減負、教育焦慮也不再僅僅是一個有關素質教育或快樂童年的問題,而是一個阻礙生育、阻礙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落實的核心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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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線城市,如果去走訪育齡家庭,阻礙他們生育傾向的因素,除了高房價問題,可能就是教育焦慮了。更何況,房價的高企,相當一部分也是拜教育焦慮所賜,這一年多,還有什么房子比大城市學區房漲得更猛的了?
或者這么說,如果說教育公平還是一個不同階層見仁見智的問題,應試教育也是一個被證明了能夠選拔人才的有效率體系的話,那么,因教育焦慮產生的高教育成本,以及由此產生的全社會各階層對多生娃的消極情緒,則是一個幾乎沒有辯護余地,為全社會所公認的痛點。
刻薄地說,與其認為教育培訓機構的無遠弗屆提高了中國學生的能力,不如說是通過內卷和劇場效應極大增加了中國家庭的經濟負擔、時間負擔乃至精神負擔。
我們平日里總說“奶粉錢”,但其實奶粉對于大多數中國城市家庭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的負擔,說“培訓錢”才更接近生活真相吧。
哪里在雞娃,哪里就生不出娃。不僅是中國,這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是一個被反復證明了的定律。
我無意過多論證雞娃對生育率的抑制,這么顯而易見,每天被民間社會談論的觀點,說多了簡直是侮辱讀者的智商。
當教育焦慮、雞娃、培訓班泛濫被納入“鼓勵三孩,鼓勵生育”這個大邏輯內,管控培訓機構和教育減負就隨之成為了“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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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策的世界里,在線教育和教培機構何去何從?
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最近提出了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觀點,“我對新東方最不滿意的就是發現,新東方讓孩子的學習負擔變得更重”。
俞敏洪說,他做教育的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如何通過良好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不管是利用高科技還是利用什么,“來使學生減負而不是增加負擔”。
“減負而不是增加負擔”,俞敏洪說的著實精彩,也切中了關鍵之處,但他和他的教培同行們真的可以做到么?存疑。
但其實也沒關系。如果哪家機構不認同這個大趨勢,不愿將自身納入鼓勵生育的國策模塊中,或者難以真正踐行“減負觀”,無非就是在一輪又一輪的監管風暴中無所適從,持續“失溫”……
市場監管總局說了:頂格罰款才不是什么最嚴厲的處罰,“對于拒不整改、屢查屢犯、情節惡劣的違法行為,市場監管部門可以依法責令停業整頓,直至吊銷營業執照。”
目前,《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正在報請審批中,留給教育巨頭們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