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把科學帶回家
如果你覺得你的或你孩子的作業特別多，你不是一個人。古往今來，海內外的家長和小朋友都對作業感到很糾結。
比如在2012年，經合組織（OECD）的一項調查發現，西班牙中小學生平均每周要做6.4小時的作業，比其他發達國家多三分之一。該調查發表后，代表1.2萬名西班牙家長的組織 CEAPA 就開始反對作業。
實際上，美國在近百年來曾反復禁作業，又號召加作業。在這樣反復折騰后，1983年，美國政府的一份標題駭人的報告稱，美國的基礎教育體系平庸，“整個國家都處在危機之中”。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回顧一下美國這一百年來的作業簡史。
圖片來源：wikipedia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育研究者 Brian Gill 和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學家 Steven Schlossman 是最早一批對美國作業史進行研究的學者。他們發現，在19世紀，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主要是死記硬背，當時學校老師還會實行體罰。而在那個年代，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升入小學四年級，大多數家庭需要孩子幫忙干活賺錢，因此會在上中學前輟學。
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家庭能供孩子接受中學基礎教育，而作業的問題也開始逐漸暴露。現在家長輔導孩子作業時雞飛狗跳的場景，19世紀的美國家長也曾遭遇過。
1923年，芬蘭印象派畫家描繪母親檢查孩子作業的繪畫。圖片來源：wikipedia1890年左右，回家作業的爭論開始進入社會輿論核心。美國內戰英雄、后來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的經濟學家 Francis Amasa Walker 這樣回憶給孩子輔導數學作業：“我得一次又一次地讓滿臉淚水、怒氣沖沖的孩子上床睡覺。學校的作業已經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讓人神經疲勞的手段。”
當時還擔任波士頓地區學校委員會委員的 Walker 強烈批判小學階段的算術作業。他還鼓動波士頓學校委員會限制波士頓的老師給學生布置數學作業，除非有“特殊情況”。
圖片來源：wikipedia接著來到20世紀初。那時，科學育兒開始被中產階級家庭接受。而當時的育兒思潮受到兒童發展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會首任會長斯坦利·霍爾（G Stanley Hall）的巨大影響。霍爾認為，學齡前兒童是脆弱的，容易被智力任務傷害，因此小孩子不應該在8歲前上學。
在他的影響下，美國的大城市出現了很多媽媽俱樂部，會員們致力于推廣和普及霍爾的育兒思想。媽媽們抵制的一大對象，就是布置給小學生的作業。
因此在1900年，洛杉磯媽媽俱樂部促使當地政府對洛杉磯小學的教育體制進行審查。這次審查的結果就是，洛杉磯的小學不能給1-6年級的學生布置作業。
加州其他城市的媽媽團體也火速行動了起來，對當地政府施壓。1900年，舊金山也規定不能給小學1-4年級的學生留作業，5-7年級的回家作業量只能限制在1小時以內。
1901年，加州州議會立法規定，加州公立學校不得給15歲以下的青少年布置作業，高中生每周的背誦內容也不得超過20份。
加州的聲浪引發了全美的共振。到了1901年，美國62座城市中的40座都限制了中小學給學生的回家作業量。首都華盛頓的小學也禁止給小學1-5年級的學生留回家作業。
圖片來源：wikimedia作業的問題甚至上升到了聯邦政策層面。1900年，美國教育部長威廉·托瑞·哈里斯 （William Torrey Harris）表示作業“就是無窮的虐待之源”，因此“12歲及以上的學生每天回家后做作業的時間應該被嚴格限制在2小時以內，12歲以內就不應該有作業。”
在20世紀20-30年代，美國大城市的中小學依舊奉行回家無作業的宗旨。比如，紐約的公立學校被禁止給小學1-3年級的學生布置作業。加州圣地亞哥市則禁止給1-8年級的中小學生布置作業。芝加哥更激進，直接禁止所有公立中小學校給任何年級的學生布置作業。
蘇聯于1957年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1號衛星的等比例模型。圖片來源：wikipedia但是，這種反作業的國民情緒在冷戰期間發生了180度轉變。
1958年3月，老牌雜志《生活》發表了一篇對比蘇美青少年的學習生活的文章。《生活》雜志跟拍了來自莫斯科的16歲少年 Alexey Kutskov 和來自芝加哥的16歲少年 Stephen Lapekas 的一天的生活。
來自莫斯科的16歲少年 Alexey Kutskov （上）和來自芝加哥的16歲少年 Stephen Lapekas（下）。圖片來源：Life magazine蘇聯少年 Alexey 幾乎一整天都在學習，不是在做物理實驗，就是在學化學、下國際象棋或是讀莎士比亞。Alexey 也打排球、學音樂。他的老師也很“雞娃”，總是告訴他，他的前途取決于學習的好壞。
莫斯科少年 Alexey 的學習和生活美國少年 Stephen 則相當“佛系”，他對學習的態度比較無所謂，放學后他和女朋友約會，然后去參加派對。
芝加哥的16歲少年 Stephen 的學習和生活蘇美中學生的“對決”引發了美國民眾的集體焦慮。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美國的教育系統發生了重大改革：1958年9月美國政府通過了“1958年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政府為天賦少年提供獎學金和特別支持，并提高了教師工資。
10年過去了，反作業的情緒又開始高漲。1968年，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ERA）稱：“如果作業耗費了社交、戶外活動、創造性運動和睡眠的時間，作業就沒有滿足青少年的基本需求。”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的一份重量級報告則給了美國人當頭一棒。
80年代初，美國政府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美國學生的學力水平。該委員會成員包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倫·西奧多·西博格（Glenn T。 Seaborg），主席由曾是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部長的約翰·威廉·加德納（John W。 Gardner）擔任。
1983年，美國政府出臺了一份名為“A Nation at Risk”（國家危機）的報告，原文地址：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圖片來源：wikipedia1983年，該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名為“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國家危機：教育改革刻不容緩）的報告。就如同它的標題提示的那樣，它的內容對美國人來說相當駭人聽聞。
“國家危機”這項報告對全美的教育質量和教育成就進行了調查和整理，結論是美國的基礎教育很糟糕，2300萬成年人沒有足夠的讀寫能力。
該報告指出，從1963年到1980年，美國高考（SAT）閱讀部分的平均分下降了“超過50分”（閱讀部分總分800），而數學部分則下降了“近40分”（數學部分總分800）。
圖片來源：pixabay該報告還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術能力進行了對比：“在19項學術能力測試中，美國學生從沒有拿過第一或第二，倒數第一倒是拿了7次。”
這項報告寫道：“我們的國家正在面臨危機，我們在商業、工業、科學和科技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競爭者取代。…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侵蝕，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未來正遭受威脅。…如果不懷好意的境外勢力想要把這種平庸的教育系統強加在美國之上，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視為宣戰。”并稱：“歷史不會對懶漢寬容。”
1915年，日本學生在做作業。圖片來源：wikipedia至于應該如何改善現狀，該報告提出，高中生應該多做作業，這樣才能和日本、韓國以及德國的同齡人競爭。加德納甚至認為，美國學生應該多接受3年的數學、科學和外語教育。
在“國家危機”報告發表的3年后的1986年，新一屆的美國教育部部長 William Bennett 出版了What Work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什么有用？關于教學和學習的研究）一書。這本書也支持給美國學生加作業。后來這本書也成了美國政府最暢銷的出版物之一。
那么，美國學生的實際作業量有沒有變化呢？
根據 Brian 和 Schlossman 對美國近百年中小學生回家作業的統計，只有在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后，美國中小學生的作業才在短時期內變多了，但是20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美國中小學生每天的回家作業時間基本沒有變化。
然而你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對作業的態度卻像一個鐘擺，在反對和支持之間不停搖擺。
圖片來源：wikimedia正常的童年應該是什么樣的，多少作業才是正確的？恐怕沒有人能給出能在所有的時間說服所有人的答案。
狩獵采集的人類祖先并沒有作業但卻需要一輩子勞作，未來的人類或許在科技的幫助下不需要勞作而可以整天享樂。作業要多少才合適？這可能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只屬于我們這個演化階段的獨特問題。
有榮耀積分系統，可以打排位戰，不用氪金只講技術，每天晚上都有小哥哥小姐姐上線，還有長者陪練，但沒什么人喜歡玩的競技活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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