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學家圈

　　作者：周文，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

　　  經濟學諾貝爾獎何以內卷化（世界經濟發展期待中國經濟學）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其中一半授予加州大學教授大衛·卡德（David Card），以表彰他對勞動經濟學經驗做出的貢獻，另一半授予以色列裔美國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福特經濟學教授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 和荷蘭裔美籍經濟學家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諾貝爾官網在頒獎詞中寫道，2021年經濟學獎得主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勞動力市場的新見解，并展示了可以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于因果關系的結論。他們的方法已經擴展到其他領域并徹底改變了實證研究。

　　可以看到，這是預料之中的結果。經濟學諾貝爾獎仍然執迷于經濟學的實證和實驗經濟學而遠離現實，不更注重理論創新，看不出卓越貢獻。所謂的勞動力市場的新見解，也不過是研究難民和移民如何影響當地工資水平。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新冠疫情漫長陰影和全球經濟一片凄風苦雨中頒發，從而使得這個傳統獎項光芒黯淡。經濟學諾貝爾獎原本是一個影響很大，關注度非常高的獎項，但是近年來卻越來越冷清。希望與現實漸行漸遠，經濟學諾獎越來越成為諾獎委員會的自娛自樂。

　　套用一句現在流行的網絡用語，經濟學諾獎已經內卷化，這種狀態預示著西方主流經濟學近幾十年來“只有數量的增長、沒有質量的改進”。無數事實已經證明，曾經感覺良好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早已跨過了自己的高光時刻，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經濟學諾獎曾經是無數經濟學人崇拜和向往的圣杯，現在卻暗淡無光。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王座上跌落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世界在改變，經濟學也必須改變。經濟學的發展總是和時代脈絡緊密相關，斯密《國富論》成于英國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凱恩斯寫就《通論》置身于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背景，再到后來 70 年代經濟滯脹，也都催生出了新的經濟理論。

　　現在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是 100 年來人類最嚴重的公共健康危機，同時也引發了自二戰以來程度最深的一次經濟衰退。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困守于傳統西方經驗和舊有的教條無所作為，至今開不出有效的理論藥方。在經濟繁榮時，人們可能只看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亮；而當經濟發展低迷不振時，人們更可能深刻感受到的是經濟學諾貝爾獎的“暮色籠罩”。歷史和現實已證明，任何理論只要抱殘守缺，就只能走向死胡同。

　　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數理模型推導下的分析方法，已經被證明失敗。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低迷突如其來，任何理性預期和模型推導都是無效的。經濟學不能只是數學中的推演，更不能只是計算機設計上的沙盤、邏輯上的自洽和理性人的心理預期，它必須直面真實世界的復雜和挑戰，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敢于回答和解決重大現實問題。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真實世界遠比經濟學家們理性預期的更混亂，而且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個人理性讓世界早已變得面目全非。現在大家所公認的新古典經濟學，更是脫離現實經濟生活，已經走入一個虛妄的盡善盡美邏輯世界，甚至走進一個數學模型構成的公式化世界而不能自拔。

　　看看國際主流經濟學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大量現代經濟學研究文章，多數不是為了解釋現實的經濟現象，而是為論文發表而發表，學術論文成為小圈子中互相欣賞的“智力游戲”，這已成為國際上經濟學研究的另一場“流行性瘟疫”，而作為西方經濟學發展象征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在這場經濟學“瘟疫”中因為缺乏自身的免疫力而退去光環。

　　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現實經濟發展中漏洞百出。新冠疫情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可以算是一個釜底抽薪，更是對自由放任主義經濟政策的徹底打臉。好的經濟學不能只是“動聽”，更不能成為無法驗證甚至是“反事實”的經濟學。歷史和國家將經濟學召喚到前線，結果西方主流經濟學卻成為一場瘟疫，不但不治病，而且還反而讓經濟發展“染病”，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狂歡變成一場又一場的“觴殤”。現實中的很多災難更是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數不清的“控訴書”。

　　今天的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持續性低迷只是讓已進棺材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又多了幾顆蓋板釘子。在經歷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和低增長后，西方過去40年的經濟正統觀念已經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動搖，不確定性和悲觀主義四處彌漫，世界經濟發展需要為未來打開更大空間的經濟學新理論。

　　傳統的地震、海嘯、饑荒等天災人禍會讓人類團結一致，而新冠病毒卻反而讓西方各自為戰，相互“甩鍋”，一片混亂，現代人類和國際社會第一次經歷了如此大規模的隔離、分裂和碎片化，人類再次遭遇莎士比亞之問：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從中國抗疫和推動經濟復蘇的成功經驗看，相比于對抗與競爭，重振世界經濟，合作和集體主義似乎更為迫切和更為有效。因此，在當今世界正處于大分化大變局的時代，中國率先發出“全球發展倡議”。正因為如此，今天的中國人更有資格去平視西方主流經濟學。

　　最關鍵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堅持的市場與政府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質變。事實上， 人類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歷史告訴我們，如果市場和政府不能和平共處，人類不但無法抵御發展風險，更無法確保經濟平穩增長。市場與政府這兩只大手，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在不同的環境下可以受不同的價值觀影響，它們各自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但是雙方一直都是攜手前行。特別是在這種經濟發展動蕩的特殊時期，相對于市場作用，更需要政府有所作為。

　　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40多年的中國經濟奇跡，預示著中國道路突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桎梏，在經濟發展實踐中重構了市場和政府關系。中國經濟發展平穩致遠和抗疫中眾志誠成、成效明顯，就在于始終堅持市場與政府的辯證法、兩點論，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在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又在政府強力推動下開啟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發展模式，數字經濟和線上經濟引領發展潮流。在后疫情時代布滿陰霾的世界經濟舞臺上，中國發展正成為一種耀眼的光亮，成為正向的、具有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一種積極力量。

　　能否回答和解決好現實問題是經濟學理論的最好試金石。世界經濟發展和治理期待經濟學新理論，新的經濟學理論只能來自于新的偉大實踐成功經驗，中國過去70多年的發展偉大實踐成就是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金礦。但是，目前中國經濟學主流教科書仍然深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經濟學理論話語權和研究范式仍受制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而且，我們經濟學的不少主流學術刊物仍然在“東施效顰”，向國際主流刊物學習和靠攏的趨勢和潮流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的學者們是到應該警醒時候了。中國經濟學人們要更好地立足我國改革發展實踐，樹立全球視野，研究、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經濟學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發展實際、具有中國特色，才是發展中國經濟學的著力點，也是中國經濟學界肩負的歷史使命和重要任務。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學者們還沒有提煉出合適的經濟學語言來講述好中國故事和詮釋好中國經驗，尤其是不能學術化表達、學理性闡釋中國經驗和系統化構建中國理論，這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所在。

　　今天，如果中國經濟學人不能很好認清這一點，過度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而忽視西方主流經濟學內在的根本性缺陷和當代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那么，中國經濟學有可能會本末倒置、緣木求魚而走向“邪路”。

　　David Card，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爾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教授。

　　（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官網、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加州大學（伯克利）官網介紹如下：

　　David Card is the Class of 1950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Director of the Labor Studies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mmigration， wages， education and gender-and race-related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He co-authored the 1995 book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and co-edited The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 Seeking a Premier Economy：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British Economic Reforms （2004）； and Small Differences that Matter： Labor Markets and Income Maintenanc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92）． He has also published over 125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Card was co-editor of Econometrica from 1991 to 1995 and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rom 2002 to 2005． He taugh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983 to 1996， and has held visiting appointments at Columbia， Harvard， and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In 1995 he received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John Bates Clark Prize， which is awarded every other year to the economist under 40 whose work is judged to have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He was a co-recipient of the IZA Labor Economics Award in 2006； and the 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Prize in 2015， and was awarded the Frisch Medal by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in 2007．

　　Joshua D． Angrist，1960年出生于美國哥倫布，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圖片來源：MIT官網）

　　MIT官網介紹如下：

　　Joshua Angrist is the For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MIT， a director of MIT‘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 dual U.S． and Israeli citizen， he taught at Harvard and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before coming to MIT in 1996． Angrist received his B.A． from Oberlin College in 1982 and completed his Ph.D． in Economics at Princeton in 1989． 

Angrist‘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school reform； social programs and the labor market；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for program and policy evaluation．  Angrist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d has served on many editorial boards and as a Co-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He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in 2007 and is the author （with Steve Pischke） of Mostly Harmless Econom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and Mastering ‘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 both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grist and Pischke hope to bring 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 instruction out of the Stones Age．

　　Guido W． Imbens，1963年出生于荷蘭埃因霍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

　　（圖片來源：斯坦福大學官網）

　　斯坦福大學官網介紹如下：

　　Guido Imbens is The Applied Econometrics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fter graduating from Brown University Guido taught at Harvard University， UCLA， and UC Berkeley． He joined the GSB in 2012． Imbens specializes in econometrics， and in particular methods for drawing causal inferences． Guido Imbens is a 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諾貝爾經濟學獎獎章（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諾貝爾經濟學獎為諾獎中最“年輕”的獎項，于1969年才首次頒發，截至2020年共86人獲獎。這一獎項得主年齡普遍偏高，平均達約67歲。美國經濟學家赫維克茲是經濟學獎年紀最大的獲獎者，獲獎時年齡為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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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