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證券徘徊生死之間 市場化重組抑或直接破產(3)

　　自蹈絕徑

　　盡管華夏證券的問題爆發是以管理層的更迭正式為外界所知，但其危機并非一日之寒。在某種意義上，它的興衰正是中國券商史的一個縮影：先是挪用客戶保證金，興辦實業；隨后是違規委托理財，做莊套利。兩者均造成巨額虧損，惟有對外融資度日，或者仰賴增資 擴股，但由于財務成本過高，終至難以收拾。

　　更具典型意義的是，由于華夏證券及其大股東長期以來采取的是“捂蓋子”的態度，再加上人事糾葛，賬目混亂，虧損原因與責任認定目前已成為糾纏不清的歷史陳賬。

　　這一路徑已經或者仍然在國內諸多券商身上重復著，而華夏證券已然走到臨界點。

　　1994年初，在中國人民銀行召集的三大證券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會議上，有關領導提出了“兩個輪子一起轉”，華夏證券也提出“一業為主，多種經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實業投資。華夏證券從事的實業投資涉及方方面面，大到高速公路公司、房地產，小到酒樓、典當行，華夏證券都有所涉足。

　　支撐這一大規模實業投資的資金來源就是股民的客戶保證金。“早期券商的經營人員都來自于銀行，其實分不太清存款和客戶保證金的區別，這也是當初發生大量挪用客戶保證金的客觀原因。”當時執掌華夏證券大局的邵淳反思道，邵本人就是從中國工商銀行計劃部主任的位置上調任過來的(參見輔文《華夏證券的實業投資》)。

　　趙大建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到1999年底，華夏證券共挪用客戶保證金達到57億元。”周濟譜認可了這一數字，“當時證監會一位負責人告訴我，全國證券公司挪用保證金84億元，我們占了三分之二！”(當然，事后看來事實并非如此，多數券商都隱瞞了挪用金額，而華夏則匯報了真實數字——編者注)

　　1998年，據說是緣于收到“舉報信”，北京市審計局開展了一次對于華夏證券的全面審計；之后，中紀委又進入華夏證券對其對外投資進行調查，這兩次調查都沒有公布結果，但直接的后果是邵淳于1999年年底離任。

　　1999年8月，時任國泰君安證券副總的趙大建被調任華夏證券，擔任臨時負責人，到年底正式被任命為華夏證券總經理。此時的華夏證券正處于兵荒馬亂之際，先后接待了來自審計局、稅務局的四撥檢查。

　　即便問題重重，即便檢查頻頻，華夏證券的委托理財業務還是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正是這一飲鴆止渴的做法，最終將其拖入深淵。在這期間，華夏證券集中大量資金用于太極集團(600129)股票的二級市場操作。到2002年底，華夏證券在太極集團和西藏礦業(資訊 行情 論壇)(000762)等股票上出現了巨額虧損，各種傳言開始在市場上流傳。

　　一種最為負面的傳聞是，華夏證券之所以在太極集團的投資上損失慘重，是由于在股價高位時讓公司高管親屬的“老鼠倉”出逃所致。

　　2001年5月，原中經開副總經理周濟譜被任命為華夏證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原臨時負責人趙大建被任命為總經理兼黨委副書記。形勢開始發生新的變化。

　　2001年5月26日周濟譜一到任，主管委托理財業務的胡猛便于6月1日提出辭職。8月9日，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派出兩名人員，要求調查有關西藏礦業的十個問題。然而周濟譜顧慮到當時公司人心不穩，便打報告要求自查。華夏證券此后派遣23個人進行檢查，最終并無結果。

　　華夏證券一位高層人士說，當時弄得“三不滿意”：舉報人不滿意，認為公司袒護他們；正在工作的人也不滿意，認為公司不信任他們；審計局也不滿意，認為華夏證券根本就不能徹底自查。

　　關于華夏證券在二級市場上的責任界定，目前還無從定論。但華夏證券的管理層對于從股市中投資獲利的殷殷期望從來都是溢于言表的。2004年4月，股市還享受著“國九條”眷顧下的短暫幸福，趙大建當時對記者說：“我們要抓住這個機遇，力爭扭轉公司的困境。”

　　但短短兩個月后，市場就已物是人非。經歷了1999年到2001年的委托理財業務高峰后，華夏證券不僅未能彌補挪用客戶保證金帶來的漏洞，反而加大了虧損。2002、2003年的年報，居然要以1999年以前實業投資的虛擬收入來彌補當年產生的虧損，整個事件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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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雜志2005年2月21日刊目錄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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