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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牌國有煤礦企業的機制、實力和現有的監管方式，極難做到煤炭生產與安全的兩全
春節初六，阜新礦難發生，次日即報有203人遇難。新中國煤礦史上這起空前慘劇不僅使正沉浸在節日祥和中的國人震驚且悲慟，也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和議論。CNN、BBC等媒體均將此事件列入“當日要聞”播放評說，礦難頻仍的2004年則成為新聞背景，使人愈感心頭沉重。至本文截稿，死者已升至213人。
鮮血在報警，愈顯“以人為本”的治國方略意義深遠。僅去年10月以來，中國已有鄭煤集團、銅川煤礦和阜新煤礦三家大型國有煤炭企業相繼發生大型災難，分別死亡148人、166人、213人，一次又一次突破記錄。在去年全年死亡6027人的煤礦安全事故中，國有大礦的比重明顯加大，“大礦大難”已顯現為一種趨勢。去年底，《財經》曾鄭重選擇此題材為“2004年度話題”，發表調查分析性報道《礦難探源》。新年方至，阜新礦難的發生，恰不幸證明了這一趨勢的存在。
每一起災難當有其具體原因情節，但大礦大難如此頻繁，絕非偶然，在某種程度上正折射了國有煤礦企業在生產壓力與安全保障之間的兩難。阜新煤礦的現實處境就非常典型(參閱本期報道《海州立井悲劇》)。必須看到，包括阜新煤礦在內的大批國有煤礦在安全保障方面，固然遠勝于前些年造成大量險情的“小煤窯”，但絕非無懈可擊。考慮到其生產滿負荷甚至超負荷狀態，以更高也更嚴謹的安全標準衡量，恐怕相當一部分企業均難屬于現代煤礦意義上的“具有安全生產能力者”。
當前，“嚴防同類事故發生”已成為中國政府高層和民眾的一致心愿。但如何“嚴防”？如何“治本”？則需要以改革的思維認真思量。
眼前的選擇并不多。中國是個能源緊缺的國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強，專家們更普遍預測今后幾年煤炭需求會繼續上升。同時，中國上萬家國有大中型煤礦企業所開采的，大多為深置于地下的“井工礦”，常伴有較高瓦斯含量，要確保安全勢必成本大幅提高。更嚴峻的是，眾多老牌國有煤礦企業既面臨資源枯竭的威脅，又肩負贍養老職工、保證就業等多重責任，經濟實力相當有限。
面對現實，尋求兼顧生產與安全的解決之道，必須尋求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我們認為，關鍵在于盡快結束國有壟斷煤礦資源的局面。從此思路出發，一方面，應在多數大型煤礦企業實行“國退民進”，以出讓國有產權所得統一妥善解決老職工安置；另一方面，應由政府集中精力進行安全監管，負責合理規劃開發煤炭資源，從而逐步建立起現代煤炭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
應當指出，從政策面上看，中國煤礦行業多年來對于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并無障礙。但實際上，煤炭生產至今仍是國有煤礦企業占大頭，絕大多數資源較為充分的大礦好礦均系國有，外部資本兼并重組困難重重。造成這種情況有外部原因，包括煤炭價格的半管制和采礦權轉讓市場遠未發育；更有主觀原因，特別是“政府辦經濟”的慣性仍在發生作用。中國煤礦企業長期實行政企合一的體制，轉型時路徑依賴度較高，不少企業經理人對于“國退民進”尚缺乏深刻理解和訴求；而地方政府面對所掌管國有煤礦企業的復雜局面，又缺乏改革的勇氣和動力。在實踐中，政府往往在煤炭行情不好的時候不敢退出，擔心產權轉讓金不足以解決安置職工等相關問題；在煤炭行情大漲時又舍不得退出，“大干快上”、“做大做強”的沖動難以抑制，歸根到底還是不能正確選定自己的角色，不相信市場的力量遠勝于政府。
改革的道理可以講出很多，但要真正邁出關鍵性步伐，其實都是“逼上梁山”。阜新煤礦三年來致力于在國有框架下依托“政策支持”實行“轉型自救”，當地政府、企業管理層及廣大職工不可謂不傾心盡力，也已有所成，卻終難避免此次空前的流血事故。事實正表明，以老牌國有煤礦企業的體制、實力和現有的監管方式，極難做到煤炭生產與安全的兩全，亦證明了政府“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監管”舊有模式的失敗。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選準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把不該做的事交給市場來完成，這個原則同樣適用煤炭行業。
當前中國煤炭業行情較好，正是改革的良機；而國有煤礦企業安全事故接連不斷，恰為改革的告急之聲。重新調整思路，大力推進煤炭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現在已經到了“逼上梁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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