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君地產 :什么才是驅動新一輪地產牛市的關鍵因素?

國君地產 :什么才是驅動新一輪地產牛市的關鍵因素?
2019年04月21日 17:00 新浪財經-自媒體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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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君地產 | 什么才是驅動新一輪地產牛市的關鍵因素?

  來源: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上周,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終于以一種“預期中的超預期”落地。

  即便北方部分省市出現了萬元一套房、半價買房的新聞,人們對樓市復蘇的期待依然無法按捺。

  這種蠢蠢欲動也并不算莫名:

  2019年一月以來,盡管土地成交量繼續下滑,但土地溢價率出現較為明顯的回升,流拍率僅為3%,明顯下降。

  前兩月,百城成交土地溢價率上漲到11%,相比于2018年10月的最低點6%有明顯恢復,成交均價也從4007元/平方米上漲到5415元/平方米。

  與此同時,3月社融再次放量,信托貸款再次超預期,在價格方面也出現明顯回暖, 我們看到了土地市場的好轉,也看到了“樓市的小陽春”。

  這一幕與7年前的2012,和5年前的2014,既相似又不同。

  而在這兩個年月,故事的結局截然不同:

  從房市來看,2012年樓市出現量價齊升,而2014年則沒明顯回暖;

  從股市來看,2012年房地產走出一波獨立行情,在創業板指數和上證綜指全年僅小幅上漲1%、5%的情況下,完成全年大漲35%;而2014年房地產板塊更多體現為大盤股與“中字頭”個股的跟漲。

  國泰君安房地產團隊從宏觀環境、貨幣政策、行政調控和中央表態四個方面,全面復盤房市的2012與2014,并試圖審視當下形勢,找出這段故事的第三季結局如何。

  01

  復盤房市2012

  信用派生造就房牛

  宏觀環境

  2011年,受歐債危機的拖累,中國經濟增速加速放緩,并在 2012 年持續探底。

  2012年,中國的GDP增速直接從2011年的9.5%下滑至2012年7.9%,降幅在近十年中僅次于金融危機中的2008年。

  覆巢無完卵。不樂觀的經濟環境下,2012年的地產開發投資相較2011年7月的最高點下滑了27個百分點,同時新開工從3月開始轉負。

  在經歷2011年樓市嚴厲調控的打壓下,房價從2011年4季度開始出現環比負增長,到2012年初,整個樓市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增速回落至新低,分別為-14.0%、-20.9%。

  貨幣政策

  2012年6月央行降息,增強了整個行業乃至購房者的信心,房價最先止跌上漲,樓市量價開始回升。

  此外,新增信托增速創新高達到43%,拉起了此輪房地產信用派生——

  2007年到2011年是信托粗放發展的上升周期,主動管理資產規模上升態勢明顯。而到了2012年,股市低迷,PE/VC遇冷,信托公司也由攻轉守,降低風險偏好和容忍度,卻因此導致了資金借道流入地產。

  到2012年四季度時,住宅銷售面積累計增速已經轉正。2013年2月,春天還沒到來的時候,房地產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增速已經分別達到55%、87%。

  由于超發貨幣的資金大量流向安全性資產(地產)而非風險類資產(股市),2012年房地產股走出的是一波獨立行情——

  在2011年12月央行降準后,2012 年 A 股呈現“先揚后抑、整體震蕩”的態勢,2012年創業板指和上證綜指全年分別僅小幅上漲1%、5%,而房地產板塊在這一年中卻大漲35%。

  2012年地產指數大幅跑贏大盤以及創業板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02

  復盤房市2014

  “救市”政策頻出, 樓市并未復蘇

  歷史總是被認為驚人的相似,可這次不一樣。

  宏觀環境

  2014年,宏觀方面,整體經濟下行態勢明顯,全年GDP增速為7.4%,且單季增速呈逐步下滑態勢。房地產銷售低迷,房價漲幅回落明顯,監管層對于地產融資放松,2014年是房企直接融資放開的時間窗口。

  然而,受2013年2月“新國五條”調控收緊以及2014年國家開始著手處理地產行業的高庫存和處于通縮區間的房價,到2014年年初,地產銷售面積已經轉負,且房價一路下跌。

  貨幣政策

  雖然2014年包括定增、公司債、中期票據、VC/PE等在內的直接融資在寬松,但因為2014年99號文件與127號文件對信托收緊造成地產信用派生受阻,量價依然沒有復蘇。

  同時,2014年上半年開啟對非標融資收緊,傳統債務類非標融資如信托的發行量下降,對地產信用派生造成致命打擊,房地產信用派生受阻,全年新增信托規模轉負增長,從2012年的43%直線下滑至-2%。

  到2014年9月,中國經濟數據開始下跌,經濟短期平穩預期被證偽,央行貨幣政策為對沖經濟下行壓力,開始了一輪貨幣寬松周期,11月央行降息,新一輪貨幣寬松啟動。

  因此,同樣是貨幣放松,若不借道土地端融資,則信用派生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土地端融資政策對房價的影響復盤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行政調控

  行政政策方面,2014年無疑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拐點”。由強力行政干預走向市場化,由令出中央到下放地方,在“分類調控”原則主導下,自下而上的“救市”措施頻出,超過市場預期,但也在情理之中。

  前期“微刺激”的邊際效應遞減,經濟下行壓力與日俱增,穩定住房消費,旨在防止房地產市場進一步下滑,刺激房地產市場以保經濟增速。

  6月,以呼和浩特為首的二線城市限購政策陸陸續續松綁,隨后9月30日央行放松首套房認定標準,購房者再次購置房產時只需付清前一套貸款,便可按首套房操作,并且將房貸利率下調最低可至7折。

  數據來源:房天下,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中央表態

  中央表態方面,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5年房地產市場及調控等方面并未定調,且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鼓勵剛需、剛改入市,因此2015年的“330”新政一出臺,便激發了全民購房的風潮。

  從結果上來看,2012年的貨幣放松對房地產刺激效果比2014年的行政放松更為顯著。

  2012年雖然沒有行政放松,但是伴隨降息降準,全國樓市量價齊升,當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價格分別實現1.8%、8.1%的漲幅;而2014年在非標信托“收緊”的大背景下,僅靠“930”的行政放松,當年商品房銷售量價持續向下。

  此外,貨幣調控對房價的影響更加立竿見影,以一線城市為代表,2012年北京、深圳、廣州的房價漲幅遠超2014年,且2014年北京和廣州的房價還在下跌,分別相比年初下跌0.3、5.5個百分點。

  03

  今夕,何年?

  不難發現,2012年出現房牛,而2014年房市復蘇緩慢,核心原因在于2012年通過影子銀行做了信貸派生,拉高M2增速從13%到16%,進而引起貨幣超發和資產價格上漲,帶動房地產市場大幅度上行。

  而2014年上半年非標融資收緊,傳統債務類非標融資如信托的發行量下降,對地產信用派生造成致命打擊。

  審視當下,貨幣政策有明顯變化,土地端融資再次回歸;行政管控依然保持較嚴格管控;中央表態依然是房住不炒。因此我們認為,從宏觀環境、貨幣政策、行政調控與中央表態上來看,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與2012年更為相似。

  2012年、2014年與當前的政策對比

  從宏觀環境上來看,2019年與2012年更像,皆是流動性邊際好轉,通脹見底上行,企業盈利可能回落筑底。

  反觀2014年,經濟環境優于2012年:

  需求結構出現新變化,消費拉動力增強;

  民間投資開始發力;

  2013年第三產業GDP占比首次超越第二產業,經濟曾現服務化態勢;

  以高端制造、互聯網、新材料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加速發展,國內創投市場逐步回暖,因此直到年末才開啟降息。

  從貨幣政策上來看,2018年至2019年1月,經歷了四次降準(含全面和定向),隨著2018年10月底以來寬貨幣政策的不斷推出,2019年宏觀流動性與2012年一樣寬松;且今年土地端融資再次回歸,和2012年一樣信用派生通暢。

  目前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松緊適度,利率經歷了高位回落,貨幣環境更類似于2012年和2015年。

  2018年上半年貨幣政策“寬貨幣+緊信用”,銀行間資金利率下行,但實體經濟融資仍然偏緊,表外融資受限、社融增速下降,AA+級以下信用債利差飆升;

  201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過渡到 “寬貨幣+寬信用”,從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穩”的政策目標以來政策開始微調,隨后10月中央政治局會新增三個內容,即“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

  當前和2012年、2015年的貨幣環境更像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018年,由于銀行縮表和資管新規,造成了地產信用派生途徑不通暢。2018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債和海外債發行大幅增加。

  進入到2019年,貨幣政策有明顯變化,以信托為首的融資渠道重新活躍,地產企業的土地融資得到了明顯的緩解,地產信用派生重啟。

  這在數據上也有所體現:當前的M1處于增速經驗底部,2012年初和2014年末皆處于回落周期的末端。目前的M2增速處于底部上升趨勢,與2012年類似,而2014年M2則繼續回落。

  當前M1和M2增速的回暖趨勢,更像2012年初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從行政政策來看,當前和2012年一樣,對居民行政調控既未松綁也未收緊。反觀,2014年行政調控大幅松綁,以哈爾濱為首的二線城市限購陸續松綁,隨后“930”新政行政放松,取消認房認貸、下調房貸利率等等。

  從中央表態來看,當前中央表態和2012年均堅持繼續調控,2019年中央強調“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而2014年中央在“分類調控”原則主導下,自下而上的“救市”措施頻出,鼓勵剛需、剛改入市,穩定住房消費,刺激房地產市場以保經濟增速。

  從風險偏好上來看,當前的風險偏好介于2012年和2014年之間。2018年因為資管新規出臺、中美貿易摩擦爆發抬升風險溢價率,風險偏好接近冰點。2019年以來,市場出于對中美貿易問題的預期修復,疊加對內政策寬松的預期,風險偏好從低位開始修復,目前回歸至2012年和2014年之間。

  總結來看,當前是不是牛市,不完全取決于行政政策,更多取決于貨幣寬松。地產的定律是,只要貨幣寬松,一定地產牛市。2018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債和海外債發行大幅增加,2019年以信托為首的融資渠道,又重新活躍起來,地產企業的土地融資得到了明顯的緩解,信用派生通暢。

  在類似的宏觀環境之下,有理由認為,至少在上半年,2019年的房市行情更接近于2012年,也即債權融資為主,借道信托等渠道,下半年可能轉向股權融資。因此,在貨幣寬松的大背景下,我們持續推薦一二線布局和都市圈布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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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恒

地產 行政 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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