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譽為“民辦高中第一”的深圳厚德書院在7月12號關閉。被厚德停辦影響的家庭大多數(shù)都是中產(chǎn),家長們于上世紀90年代來到深圳這個充滿活力、自由的特區(qū),“吃到時代紅利后定居”。一方面,他們被看作可能是全國“最不卷”的家長,反對衡水模式那種極度嚴苛、壓抑的管理方式,不希望用健康和快樂換取成績。另一方面,這些家長很少愿意接受孩子進入職高或?qū)?圃盒!C褶k高中承托了這群中產(chǎn)家長新的需求,但它的脆弱性也讓這種教育追求充滿不確定。
“學校倒閉了”
又開始了。
教室窗外傳來一陣陣手持擴音大喇叭聲,聲音有點模糊,似遠又近,不斷重復:“厚德書院,還我欠款。厚德書院,還我欠款。”奧莉坐在教室,假裝聽不到這種聲音,把注意力拉回到講臺上的老師身上。
奧莉是深圳市民辦高中厚德書院文科“強基班”的學生,六月中旬,正處于高二末期,但這個“尾巴時間”,她過得并不安穩(wěn)。大概從高考過后,校門口每隔幾天就有人放喇叭喊話,或是舉著牌子,或是拉一條紅色橫幅,內(nèi)容都是一樣――催債。有時放學,奧莉和同學走出校門口、到馬路對面的宿舍樓去,還能看到警察在維護狀況。她說自己熟悉窗外的“喇叭喊話”,甚至有點習慣。她會強迫自己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教室,但教室內(nèi),一些老師也跟學生提起,今年5月開始,老師們的工資就沒發(fā)了。
奧莉沒法把四處存在的催債聲,與兩年前她剛?cè)胄5暮竦聲航⒙?lián)系。2022年夏,奧莉中考前填了十多所志愿高中,大多是公立高中。但中考成績出來后,她考了500分出頭,因為不是深圳戶口,很多公立高中的分數(shù)線要比深戶學生高十幾到二三十分,奧莉滑檔到了私立的厚德書院。
雖然是“滑檔”的結(jié)果,但當時厚德書院在民辦普高中算是“明星學校”。它創(chuàng)辦于2016年,擁有高考和出國兩套教學機制,尤其在高考方向表現(xiàn)突出。按照厚德書院的宣傳,2019到2021年,厚德書院高考生的重點本科率,連續(xù)三年位于全市民辦高中第一,被深圳市教育局評定為“2020年度深圳市優(yōu)質(zhì)特色民辦學校”。
高中兩年,奧莉在厚德書院還算適應,她交到幾個好朋友,也喜歡大部分老師,覺得師生關系親近。但如果非要回想學校面臨的債務危機,也不是無跡可尋。比如2023年初有段時間,宿舍內(nèi)的獨立衛(wèi)浴沒有熱水,無法洗澡,后來有了熱水,水溫要么很燙、要么很涼。深圳冬天降溫時,宿舍需要開空調(diào),但去年冬天有段時間,宿舍內(nèi)禁止開空調(diào),有學生冷得睡不著覺。奧莉還聽說有的班級老師流動率特別大,幾個月就換了三四個班主任。2023年夏末,新學期開始,學校老師極力推薦家長一次性交完剩余高中學年學費,會有幾千塊優(yōu)惠。相當一部分家長提前交了一學期或兩年學費,五萬到二十多萬不等。
到了今年,有關厚德書院債務危機、辦學狀況的傳言越來越多。先是4月,社交媒體上有人爆料厚德書院欠債,最大投資人黃小羽及其公司涉及執(zhí)行金額達7億多元。5月21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深圳市2024年高中階段學校招生計劃表》,厚德書院沒出現(xiàn)在名單上。一天后,厚德書院連發(fā)幾條聲明,稱債權問題達成和解,并否認未獲得招生名額,“學校正等待教育局的回復,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不造謠”。
絕大部分家長、在校學生,包括奧莉,他們相信學校的聲明,以為學校就像銀行、醫(yī)院一樣,是個穩(wěn)定的存在。盡管有學生周末放假回家,告訴家長校門口的催債行為,但厚德這時期仍在努力做招生宣傳、6月還對外招收復讀生。直到6月28日,厚德書院門口貼了一張告知函,告知函上,學校廠地出租方深圳市博金匯通實業(yè)有限公司,要求厚德書院支付拖欠租金1000多萬,并返還租賃場地。之后幾天,學校小賣部、食堂、宿舍樓的相關負責人也來催債。7月初,又有消息傳出,厚德書院今年不是中考生的第一批次招生校,意味著新學年只能招收第二批次學生,分數(shù)低、數(shù)量少,或許是停辦的前兆。
“我們家長到7月3號才集中起來,有人去學校找管理層,有人去信訪,詢問厚德實際情況。這時候已經(jīng)找不到了,校長都跑了,辦公室都空了。”一位高一學生的家長告訴本刊,那幾天正是高一高二年級期末考,“我們擔心有催債的人傷害孩子,立馬讓他打車回家,不要待在學校。”
跟家長一樣,厚德書院內(nèi)的不少老師也是7月初才確切知道學校即將倒閉。一位老師告訴本刊,7月4日,教育局有十多人進校駐扎、維護秩序。“教育局的人說我們老板跑路了,公安局正在查,要我們老師守住最后幾天,幫助學生完成期末考,誰也不許出亂子。”100多名教師和800多名學生完成各自最后的工作、考試。7月12日,厚德書院的大門關閉了。
國際教育起家的厚德
7月底,厚德書院關閉半個多月后,校門口安靜了很多。一排排紅色塑料大擋板圍住大門,學校正中間的行政樓上,原本豎著幾個紅色大字牌:走進厚德書院,成就美好人生。現(xiàn)在“厚德”兩個字掉落,只剩下字框。一路之隔的對面宿舍樓也靜悄悄的,圍墻外貼著一家公司的告示,稱厚德書院嚴重違反租賃合同。兩只精瘦的虎斑流浪貓從圍墻柵欄中探出身,沖人哀嚎。同行的厚德前教師說,這些貓原本由學生們投喂,不愁吃喝,現(xiàn)在也成了學校倒閉的受害方。
本刊記者在深圳見到幾位從2016年厚德書院初創(chuàng)時就關注、或在此工作的老師,所有人都想不到,8年時間,厚德從民辦高中新勢力成為如今的模樣。
嘉明曾是厚德書院初創(chuàng)時期的老師,他告訴本刊,2016年厚德書院創(chuàng)校時,曾致力于做一所國際教育高中。當年,一個專門做出國留學的機構“佳橋教育”,與深圳本土k12教培機構“邦德教育”合作出資,集結(jié)了深圳中學(深圳常年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國際部的外籍副校長何道明(Donald Holder),十幾名前深中教師,計劃辦一所“深圳邦德佳橋中學”,只是“學校還沒開始正式招生,邦德跟佳橋就因種種問題分道揚鑣”,最后學校改名為厚德書院,實際控制人、也是唯一的投資人,是邦德教育創(chuàng)始人黃小羽。
厚德初創(chuàng)時,正是深圳國際教育資本與市場狂熱的時代。大白是“深圳市三只小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創(chuàng)始人,近十年來專注做深圳國際學校擇校。她告訴本刊,2015年,深圳國際教育就開始有大量資本進入、迅速發(fā)展。這一年,比較出名的有萬科地產(chǎn)在深圳投資了萬科梅沙書院,移民機構瑞德福辦了瑞德福學校,美國basis集團與中國愛圣教育集團合作創(chuàng)辦貝賽思。“這些都是到現(xiàn)在都很有實力的國際學校。“大白說,這種投資熱與多種因素相關,核心是2013年后,國家教育部對公立高中的國際部采取收緊政策,深圳采取最嚴格的“剝離”方式,兩年后,只剩下4所公辦高中保留國際部。而另一方面,深圳經(jīng)濟發(fā)達,人口多、考生多,每年大約有十三四萬中考生,只有45%左右的學生能進入公立高中。剩下一部分則選擇職高、民辦高中、國際學校。
“這些都吸引資本進入深圳國際教育市場,資本愿意花大錢,招來更多優(yōu)秀教師。再加上深圳屬于大灣區(qū),接近香港、澳門,這幾年港澳留學火熱,更有利于深圳國際學校發(fā)展。”大白說,2015年深圳有國際課程的學校大概2、30所,現(xiàn)在已超過100所,發(fā)展速度超過國際教育同樣發(fā)達的北京、上海。一些學校比如“深圳國際交流書院”,在2023《匯豐?胡潤百學全球高中排行榜》中,排名全球第56名,是中國內(nèi)地第一名。
隨著這股熱潮投資創(chuàng)辦厚德書院之前,黃小羽另一個有名氣的身份是邦德教育創(chuàng)始人。這是一家立足深圳本土的教培機構,巔峰時在深圳及周邊城市開設一百多家分校。盡管后期新東方、學而思這類在北方起家的機構進入深圳,邦德仍能常年輔導出考入頂尖大學的學生,很受家長信任。
嘉明告訴本刊,靠著邦德在深圳的聲譽,以及大量獎金,厚德書院初創(chuàng)頭兩年招到一些高分中考生,大約30%-40%學生都免了學費。比如第一屆學生里有位中考總分排名全市第二的石琛,厚德允諾免除她國際部三年學雜費約70萬元,若考入國外重點大學,還會承擔她大學四年學費。三年后,石琛被美國頂尖的杜克大學錄取,厚德陸續(xù)給了對方約200萬學費,石琛也成為此后每一年厚德國際部的招生宣傳重點。
頭幾年在厚德書院國際部讀書的學生,還能記得學校當年的“闊綽”。西米是厚德書院2017級國際生,她說自己選擇厚德,是因為不想走“艱苦的高考道路,受不了苦”。到了國際班,她也確實感受到一些自由。國際班學生是走班制,跟大學一樣有選修、必修課,每班學生5到十幾人。剛?cè)胄r每個國際部學生會發(fā)一個電腦,宿舍四人一間。每學年年末,國際部學生可以去不同國家游學,由外教帶隊,去印度尼西亞、法國、肯尼亞……學生只需支付機票費用,剩下都由學校承擔。西米記得,當時身邊很多同學都是高分進入厚德。“學習氛圍很好,同學們都很有想法,”
“民辦高中第一”
厚德創(chuàng)立初期,雖然以國際教育為重心,但學校拿的是民辦高中牌照。嘉明說,當年教育局要求民辦高中招收國內(nèi)學生,必須學習一部分國內(nèi)課程,“所以厚德還開設了高考部”,是一所雙軌制學校。但在教學方式上,頭兩年高考部并未與國際部做出太多區(qū)分,學生上課都可以帶電腦,收費也是20萬一學年。嘉明說,黃小羽曾設想,厚德主要靠國際部打響名氣,總學生量能維持在1000個,一年收入2億就達到他的目標。
但厚德創(chuàng)立兩年后,國際部并沒按照黃小羽的設想,在招生上有很大進步,反而支出越來越多。嘉明說,第一年國際部僅招生12人,而國際部教職工40多人,一半都是外籍教師。“外教工資每月4萬到8萬不等,平均大概是高考部老師工資的2倍。”另外,國際部學生國內(nèi)外的活動很多,每逢節(jié)假日,社團舉辦活動、或者暑假游學,這些支出基本都由學校承擔。2017年初,厚德與一所美國私立大學巴德學院建立合作關系,可以輸送厚德優(yōu)秀學生提前進入巴德讀大學,這項合作需要每年支付給對方近1000萬人民幣。但這一年國際部的招生,也僅僅是六十多人。
管理也是個難題。“國際部這邊外教多,歐美人居多。老師早上九點上班,下午四點下班,平時不加班周末不工作,也不幫助招生,一到寒暑假就聯(lián)系不到人。”嘉明說,這不僅加大管理難度,也讓高考部老師心有不滿。頭兩年,厚德書院教職工把教師分為四等人――第一等人是外籍教師;二等人是從深圳中學過來的教師;三等人是從邦德教育過來的少數(shù)中青年教師;四等人是面向社會招聘的老師。
國際部發(fā)展不溫不火,按照相似方式管理的高考部也出了問題。嘉明記得,頭兩年高考部招生人數(shù)與國際部基本持平,但高考部家長非常不滿。他們認為學校管理過于西式化。不利于高考升學,學業(yè)被耽誤了。他們期待的,是一條接近于傳統(tǒng)公立高中的升學道路,因此不少家長去邦德教育的總部辦公室鬧,控訴厚德是“養(yǎng)老院”。
各種因素下,黃小羽在2018年4月,找到邦德教育高中部總負責人田輝,調(diào)到厚德?lián)胃呖紝W部校長,其任務是“拯救高考部”,田輝帶了30多個邦德的年輕骨干教師去到厚德。當時何道明為學校的執(zhí)行校長,主管國際部。
進入厚德時,田輝只有33歲,是一個很有沖勁兒、感染力的領導者。對外公開的照片總梳著整齊的分頭,西裝革履。在厚德書院官方平臺上,能看到校慶或元旦晚會上,田輝拿著話筒上臺唱歌的視頻;田輝在校門口迎接學生和家長、問候的視頻。有段時間,田輝還會開小班課,不定期給學生輔導數(shù)學。一位學生告訴本刊,不少學生都喜歡“田輝校長”,“他沒有很大的架子,沒有距離感,讓人覺得很好接近,很親切。”
在學校管理上,田輝也獲得不少教師認可。孫恒是2018年從邦德進入厚德的教師之一,他記得田輝在意教師的活力,在意公平,不希望校內(nèi)分什么派別。田輝上任后,很快改革了工資制度,高考部教師由原先的定薪改為底薪加課時費提成,只要老師愿意多投入精力在學生身上,月工資不低于創(chuàng)校時過來的老教師。
更重要的一步,是厚德高考部2018年暑假開始招復讀生,這讓厚德成為深圳最早一批招收復讀生的民辦高中。事實證明,這批學生后來升學率也很高,第二年就有其他民辦學校模仿厚德招收復讀生。之后,田輝調(diào)整高考部學費,直接砍下一半,一學期學費由10萬變?yōu)?9000元,更接近深圳民辦普高的學費,以此吸引更多學生入校。
2019年,是厚德第一屆學生出成績的一年。根據(jù)厚德招生處的宣傳,這一年高考本科率為83%,重本率為61%,重本率是民辦高中第一,田輝由高考部校長升為執(zhí)行校長。此后兩年,厚德連續(xù)蟬聯(lián)民辦高中重本率第一。高升學率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招生量。孫恒告訴本刊,2019年招生季,厚德高考部新生200人,2020年380人,2021年560人,2022年秋,厚德學生總數(shù)達到頂峰,大約1900人。期間,學校將宿舍改為6-8人一間,還在校外租了兩棟宿舍樓、一間新食堂。招生數(shù)量變多,也讓厚德開始盈利。孫恒說,2019年9月厚德收支平衡,2020年有利潤。“根本不愁招生,400個高考部新生指標很快就招滿了。對于一所校園面積不大、剛創(chuàng)立幾年的民辦高中來說,這個招生量在深圳也是頭部”。
但那幾年,國際部招生一直在40人左右,沒有起色。一位國際部教師告訴本刊,深圳的國際化高中競爭很大,學校越來越多,除了幾個頭部國際高中,其他都在搶生源。厚德校園面積不大,公共設施不多,連操場也沒有,更難招到國際生。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外教在國外,干脆不再回到厚德。這年7月,國際部校長何道明辭職。
高考部則在田輝等人的努力下,進入一個穩(wěn)定上升的時期,給了厚德教職工們很多奔頭。一位厚德前教師告訴本刊,每年元旦,厚德200多名教職工會聚在一起吃年飯。2022年1月1號的晚宴,田輝告訴老師們,厚德書院準備擴張,在寶安區(qū)核心的沙井地帶建一所分校,招收更多學生。那晚,黃小羽少見地出現(xiàn)了,一改很少公開發(fā)言的形象,激動地對著全體老師喊:“我們厚德書院,一定是深圳的number one!”
隱患到停辦
“什么樣的學校能夠始終在激烈的存量市場屹立不倒?首先要看投資人,他們是一所學校幕后的真正老板,掌握著‘生殺大權’。其次是校長。最頂尖的學校一定是分工明確,校長干校長的事,老板干老板的事。比如老板負責下達KPI,校長去負責執(zhí)行。最后才是老師。”國際教育平臺頂思的創(chuàng)始人Ivan,曾撰文總結(jié)一所民辦學校的成功因素。本刊記者采訪過程中,不少老師也同意投資人的重要性,而在他們看來,厚德書院后期最不穩(wěn)定的,就是投資人黃小羽。
黃小羽曾接受商業(yè)類自媒體采訪,說上世紀改革開放后,他隨做生意的潮汕父母來到深圳,2001畢業(yè)于廣東財經(jīng)大學。畢業(yè)后,他在《深圳晚報》登了一個家教廣告,這成為邦德教育的起點。之后十多年,邦德教育飛速發(fā)展,一位邦德的教學年級主任告訴我,深圳的教培領域里流傳一句話,“給孩子上課的老師要么是邦德老師,要么就是邦德離職的老師。”2015年5月,黃小羽還成為深圳市人大代表。
由教育起家的黃小羽,開始涉足影視、服裝、投資等領域。根據(jù)信息,黃小羽與海瀾之家、樂視都有投資關系。樂視影業(yè)股東名單中有一個北京錦陽資產(chǎn)管理中心,這是一家明星資本公司,股東包括影視明星劉濤、秦嵐、賈乃亮、馬蘇、霍思燕等人,但實際控制人是最大的股東黃小羽。2017年,邦德教育集團完成了Pre-IPO輪融資,估值超過45億元。當年的新聞中,樂視控股投融資總監(jiān)在這一年加盟邦德教育,擔任董秘兼資本運營副總裁職位,將幫助邦德教育上市。
那些年,邦德看起來蒸蒸日上,與邦德深度捆綁的厚德也能獲得不少幫助――資金、教師,甚至生源。不少學生告訴本刊,許多在邦德補習的學生都被推薦去厚德書院讀高中,分數(shù)高的學生可以享受學費優(yōu)惠。每年中考后,邦德有專門針對準高一新生的提前培訓課,兩周的住校培訓課就在厚德進行。
但這種捆綁關系有時十分脆弱,當一方遭遇變故、投資人資金不穩(wěn)定時,另一方也會受影響。
孫恒第一次感覺到黃小羽的不穩(wěn)定,是在2021年暑期的招生季。“之前黃小羽基本不來學校,也不插手管理,2021年,他忽然要求我們盡量多招學生。”孫恒說,教育局會根據(jù)一所學校的片區(qū)面積、生均面積、辦學質(zhì)量等因素劃分招生量,厚德除國際部、復讀生外,固定一年招生400人,多招收的學生就沒有學籍,無法參加深圳高考。孫恒告訴本刊,招生老師、田輝曾力勸黃小羽不要違規(guī)招生,認為這有欺騙學生、家長的嫌疑。但黃小羽極為強硬,“他說超出指標的學生學籍后續(xù)全由他負責,可能還是商業(yè)思維主導,想盡可能多招生多賺錢。”最后,2021年招生超出指標160人,直到后來孫恒離職,還有20多個學生學籍沒有解決。
也是在2021年,孫恒和厚德管理層察覺黃小羽個人有債務問題。黃小羽曾跟不止一位管理層說到自己欠別人錢,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管理層記得,黃小羽說過“我必須多招學生,不然就死翹翹了。我前面是懸崖,后面是老虎,你說我這個時候該踩油門還是剎車,你教教我?”
當時,管理層以為黃小羽欠債應該不多。雖然邦德教育遭遇了前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轉(zhuǎn)為線上授課,會損失一些分校租金,但不至于傷筋動骨。“我是做教培出身,知道教培、學校都是先收錢、再上課,99%的家長都會按時交學費,給老師的工資又遠遠低于從家長那收來的錢。所以不認為邦德受疫情太多影響。”孫恒說,2021年雙減確實影響了全國的k12培訓業(yè)務,也是雙減前后,黃小羽要求厚德違規(guī)招生,同時給邦德教師降薪。但孫恒很疑惑,“雙減是約束補課時間,比如周一到周五不能補習,周末補習時間變少,但企業(yè)可以減規(guī)模,少些利潤,不至于給老師大幅降薪,跟老師起沖突。”
孫恒說,厚德上升期時,每年利潤在1億左右,他曾以為這能慢慢幫黃小羽度過債務危機,2021年的違規(guī)招生不會再發(fā)生。但到了2022年暑假,邦德關閉了深圳4、50家機構,交不起邦德總部大樓的租金,還欠了絕大部分老師薪水,不斷被仲裁,孫恒才意識到事情并不簡單。這一年暑假,黃小羽帶領一群邦德老員工進入厚德不同的辦公室,直接免去原先招生老師任務,繼續(xù)違規(guī)招學生,田輝和其他管理層相當于被架空。孫恒2022年底離職前才從更接近黃小羽的同事那知道,黃小羽早年熱心于投資,2015年深圳股災讓他損失慘重。后來與海瀾之家的股權轉(zhuǎn)讓,邦德?lián)p失7000多萬;與樂視的投資關系,在樂視老板賈躍亭逃向海外后受挫。或許還有其他外人不知的金錢來往,邦德一位財務總監(jiān)曾無意中透露,到2022年底,黃小羽總欠債大約9億,每年還款利息達幾千萬。
這時期,債務累累的黃小羽跟厚德書院的關系,就像風箏尾巴上的鐵塊,拉著學校往下墜。2022年底,第二任校長田輝意識到自己在財務上完全無法約束黃小羽,提出辭職。第三任校長田華,是黃小羽創(chuàng)立邦德時的初代員工,同時也是厚德書院法人。此后幾個月,陸續(xù)有5、60名優(yōu)秀教職工辭職。一些學生到了新學期,直接換了批新老師。
一些管理層之下的教師,也多少察覺到學校的混亂。國際部負責升學的一位老師對黃小羽的印象是“土老板”,她說2021年招生季,黃小羽開始找學校女老師去陪教育局工作人員,或者重點中學校長吃飯,“說是為了多招生,招到高分學生。”國際部的招生,以往會有最低分,或開學考試,不通過無法進入。2021年開始,這些原則也消失了。后來,黃小羽要求國際部老師給學生們打最好的成績,方便之后升學。
另一位高考部老師說,過去每年9月是教師的漲薪節(jié)點,2022年起絕大多數(shù)教師不再漲薪。2023年秋新學年,厚德極力勸說學生家長提前交學費、將學生餐費從自由消費改為一次性固定收齊,還簽協(xié)議承諾高分學子三年后高考一定能上重點本科,否則退還學費,“好像就是為了圈錢”。今年,節(jié)假日給教師的福利也少了,“往年還有糯米糍荔枝,今年直接拿著個禮品盒子擺拍,又放回去。”
無助的家長和學生
除了學校內(nèi)部員工的感知,一所民辦高中出了問題,外部監(jiān)督如何起作用?
“有時并不是那么及時”。孫恒告訴本刊,民辦高中每年都要接受教育局的年檢、財務審批,每月還有教育督導。另外,學校內(nèi)常年會有一個負責黨建的崗位,是由教育局派駐的工作人員在任。這些監(jiān)督中,財務審批最重要,“但是財務審批有問題,不可能立馬讓學校停辦,大多是責令學校在一段時間內(nèi)整改到規(guī)范數(shù)值內(nèi)。”
今年初,深圳龍華區(qū)教育局官網(wǎng)公開了厚德書院2023年的審計報告。報告提到,厚德書院2023年收入約1.1億元,年度凈收益為-1631萬元。這份審計報告沒有對厚德學院提出任何風險質(zhì)疑,只是建議學校在費用報銷盡量取得有效原始單據(jù)。半年多后,這個搖搖晃晃晃的風箏墜落了,受影響最大的,是800多名高一、高二學生和他們的家長。
樹子今年40出頭。她的兒子在厚德讀高一。上世紀末,樹子從外省來到深圳,認識在科技領域工作的丈夫,之后定居,獲得深圳戶口。過去十多年,為了兒子入學,他們買了三套房――幼兒園附近一套房、優(yōu)質(zhì)公立小學附近的一套學區(qū)房,還有一所私立初中附近一套商品房。去年兒子填報志愿滑檔后,她選擇厚德書院,每學期5.9萬學費,而不是去末流公立高中讀書。她告訴我,兒子小學和初中都略微封閉自己,她擔心兒子在最末流公立高中不被重視,還不能隨意換班級,容易產(chǎn)生心理問題。她和丈夫看中厚德的“小班化教學”,以及高考部學生隨時自由轉(zhuǎn)入國際部的設定,“孩子有更多空間”。
跟樹子一樣,這次被厚德停辦影響的家庭,大多數(shù)都是中產(chǎn)。根據(jù)厚德老師孫恒多年教學、管理的觀察,這些家長90年代來到深圳這個充滿活力、自由的特區(qū),做生意、進公司,結(jié)婚生子,“吃到時代紅利后定居”。一方面,他們被看作可能是全國“最不卷”的家長,他們反對衡水模式那種極度嚴苛、壓抑的管理方式,不希望用健康和快樂換取成績,所以深圳至今無法鋪開衡水模式的民辦高中。另一方面,這些家長很少同意孩子進入職高或?qū)?圃盒!!熬退闶侨荆彩莻€本科,以后至少能考公務員,找工作也方便。”一位家長這樣跟我說。所以民辦高中承托了這群中產(chǎn)家長略顯矛盾的需求,盡量保證讓這群學生進入本科,或者走向國際院校。
只是民辦學校的辦學處境,近幾年也逐漸收緊。先是義務教育階段辦校,2019年開始“公民同招”政策出臺,不允許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提前“掐尖”招生。2021年,各省教育廳明確提出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這種收緊的趨勢蔓延到民辦高中,各地教育部門要求民辦高中只能在本省本區(qū)域內(nèi)招生,招生條件必須與公辦學校保持一致,不許拔尖,不許宣傳高分生入校獎勵等。孫恒對此也有感受,他發(fā)現(xiàn)近兩年,教育部門針對新的民辦高中審批更嚴,“過去可能是先審批通過新學校,再補足問題,現(xiàn)在反過來了。”今年暑期,除了厚德書院外,深圳還有5所民辦普通高中不在2024年的第一批劃線錄取學校名單內(nèi),這些學校都將面臨一定程度的經(jīng)營危機。
7月中旬,厚德書院確認停辦后,深圳市教育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高一、高二全體學生和部分老師轉(zhuǎn)移到一所新建民辦高中“中薈高級中學”。這是一所7月23日剛剛有注冊信息的新學校,位于深圳市龍崗區(qū),占地面積比厚德書院大很多,校內(nèi)宿舍還有新搬進床鋪的木頭味兒,一些走廊上還堆著空紙箱子,看起來一股急匆匆的模樣。
樹子和很多高一學生家長不愿去中薈,對中薈有許多“懷疑”。他們建了各種群聊,相約一起信訪,很快群就被封鎖。在新的群內(nèi),家長們一遍又一遍列舉自己的擔心:第一,不是所有厚德教師都愿意去中薈,孩子入學后要換新老師,不適應怎么辦?第二,中薈以后漲學費怎么辦?第三,這是一所全新的學校,沒有任何教育和管理經(jīng)驗,怎么能保證孩子們不被耽誤?第四,中薈建校的場地產(chǎn)權是什么性質(zhì),能不能保證不是下一個厚德?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確切答案。
但像奧莉一樣,即將升入高三的學生,沒時間等待這些答案,也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大多數(shù)8月1號就進入中薈,“我們現(xiàn)在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時間緊任務重,去哪兒都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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