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星投顧
近年來，從地緣政治、新冠疫情、極端天氣到元宇宙、人工智能、常溫超導，世界突然開始以非線性的方式突飛猛進，前者對生活的沖擊不可謂不大，后者對智商的挑戰不可謂不強。當人類的大腦面對難以消化的信息量時，傾向于找尋更簡單的理解方式，比如缺乏細節的宏觀敘事。
在對日本的“借鑒”上也是如此，習慣了“失去的三十年”的標簽，就會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內容，得出自己想得出的結論。換言之，缺乏細節的日本歷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模糊的面龐只能“霧里看花”。吉見俊哉教授的《平成時代》一書，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細化了日本的失落，給出了更多可資借鑒的細節。
01
“失去的三十年”早有伏筆
平成時代是指1989年至2019年，正好對應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間日本國力大幅下降。然而，發生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水俁病、“神田解放區”運動、金嬉老持槍劫持人質事件、淀號劫機事件等，顯示早在70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經裂痕叢生，只不過為當時的經濟繁榮所掩蓋。
02
“日本第一”的錯覺
進入70年代后，日本遭遇了“尼克松危機”和石油危機。從結果來看，許多日本企業克服了危機，得以繼續擴大生產。傅高義等學者認為，日本是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和降低生產能耗，才得以從劇烈動蕩中幸免，甚至出現了“日本第一”的錯覺。吉見俊哉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快速恢復，是由于戰后復蘇空間仍然很大，而未對生產效率做真正的變革。
03
平成時代的“四次沖擊”
進入平成時代后，“日本第一”的錯覺快速消退，期間經歷了“四次沖擊”：1）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2）1995年，阪神大地震及奧姆真理教恐怖襲擊；3）2001年，9.11事件后國際局勢動蕩；4）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電站事故。
04
經濟：沒落的企業國家
在談到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書籍中，大多數強調的是股價和房價的大幅下跌。吉見俊哉在書中則更強調兩類企業的沒落，一是以山一證券、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二是以松下、索尼、夏普為代表的電子產業。（注：本文提及的公司僅為論述方便，不代表任何形式上的評論或推薦）
如果說金融業的沒落主要受到地產的拖累，背后有監管不力和管理層貪婪的深層次原因，那么電子產業的沒落除了受到整體氣候蕭條的拖累外，更有戰略判斷錯誤（夏普押注液晶電視）、過度依賴政府（日本電氣“為電信電話公社提供最好的服務，就是我們的價值所在”）、時運不佳（東芝押注核電卻遭遇福島核電站事故）等細節描述。
05
政治：“改革”名義下的民粹主義
自1955年期，自民黨與社會黨長期分居日本第一與第二大黨的地位（五五年體制）。由于自民黨政權腐化、黨內分裂、加之經濟泡沫破裂帶來的沖擊，其執政基礎受到巨大挑戰。社會黨主要依靠的工會力量則在經濟泡沫破裂后不斷分化瓦解，議席更是不斷下降。
五五年體制不復存在的背景下，日本首相頻繁更迭，小泉等政治家需要訴諸“改革無禁區”、“砸爛自民黨”、“首相裁斷”等街頭演講式口號提高支持率。此外，另一個政治動向在于政治家與公務員之間的權利斗爭，先后經歷了政官分離、官僚主導、政官合一、政高官低、官邸主導下的政高黨低、黨高政高等一系列變動。
06
社會：沖擊中的轉型
阪神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的沖擊來自外部，讓日本社會重新審視與“自然”的關系。奧姆真理教事件和宮崎勤事件等恐怖活動則來自內部，讓日本社會重新思考與“他者”的關系。吉見俊哉認為，上述事件的沖擊雖然巨大，但持續時間相對較短，而貧富差距、超少子老齡化、地方消亡則是更持久的沖擊。
07
文化：虛構的身份
日本戰后文化中交織著對美國的復雜情感，這在暢銷書、電影、音樂中都有體現。同時，線下音樂節、cosplay、網絡社區表明大眾正從“受眾”轉化為“表演者”。比如，在傳統CD銷量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擁有更多參與感的音樂現場則在逆勢上漲。
08
擔憂“失去的半個世紀”
吉見俊哉認為，內部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社會裂痕不斷加深的日本是沒有未來的。同樣，對外緊跟霸權已現頹勢的美國、拒絕與亞洲各國重構多邊關系的日本，也毫無未來可言。只有從根本上進行自我變革，才能不至于演化成“失去的半個世紀”。
責任編輯：常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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