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GDP十強城市消費活力報告：京滬渝社零消費破萬億

GDP十強城市，多為國內消費最具活力的城市。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新的消費需求獲得釋放，這對于GDP十強城市的消費活躍度而言，將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李果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逐漸形成以其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不僅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也是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重要指標。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將給城市消費帶來新的增量，從需求端產生更大的消費活躍度。

　　日前，商務部已確定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和天津率先展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建設和培育工作，此外國內還有近20座城市在“十四五”或2035年目標中亦提出了相關建設任務。

　　在本報告中，21世紀經濟研究院以2020年GDP十強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和南京為樣本，選擇了2010年和2020年兩個年份，對比十年間這些城市經濟、人口、消費上的變化，以從居民收入角度，解析這些城市的消費活力。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仍需優化

　　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新的消費需求獲得釋放，這對于GDP十強城市的消費活躍度而言，將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在研究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之前，需要梳理影響收入增長的因素。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GDP總量、人口是其中關鍵。GDP越高的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越好，激發新增消費的潛力越強。

　　10年間，萬億GDP城市明顯“擴圍”——2010年，萬億GDP城市僅上海、北京和廣州；2020年，萬億GDP城市達到23座。其中，北京和上海超3萬億，超2萬億的城市達到6座。

　　而GDP十強城市中，成都的GDP增速最快，10年累計增長了219%，重慶為210%，深圳和南京皆達到189%，增速相對較低的是上海和蘇州，10年分別增長116%和119%。

　　推動GDP增長的因素來自多方面，除經濟發展的自身動力外，通過行政區劃調整而增加GDP規模亦是其中一個因素，成都在2016年代管簡陽后，在GDP總量上實現對武漢的超越。

　　常住人口方面，以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比較，10座城市中增長前三位的城市分別為深圳、成都和廣州，其中深圳10年的常住人口增長了68%，年均增長達到5.35%。

　　人均GDP增速方面，2010年-2020年，重慶增速達到179%，為10座城市最高。南京、武漢分居2-3位，增速分別為148%和123%。

　　這表明，重慶正在迅速趕上與其他城市的差距。這也是高GDP增速與低人口增速的共同結果，即在重慶GDP增速列10城第2位的同時，人口增速僅高于上海，列10座城市第9位。

　　廣州和深圳的增速相對較低，僅58%和70%。這與10年間兩座城市的人口增長有關，如比較第六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廣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別增長了47%和70%，是10座城市中增速最快的城市。

　　從人均GDP總量看，2010年10座城市均在10萬元以下，而2020年則有8座城市超過10萬元，其中北京達到了16.4萬元，目前僅成都和重慶低于10萬元。

　　但人均GDP的增長僅能反映一個地區共同富裕的程度，GDP增長對于居民的收入提升帶來的實質性影響，不能從這一數據中簡單推算。

　　在部分城市的統計公報中未公布全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背景下，我們以“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市常住人口/GDP”的計算方法，衡量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GDP的比重。在GDP十強城市中，占比最高的是成都市，達到57.4%，最低的是武漢市，占比為39.8%，而對比2010年和2020年的占比數據，除重慶外，其他城市的占比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上升最快的廣州市，提升幅度接近16個百分點。

　　世界平均標準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約在60%左右，我國的GDP十強城市均未高于這一標準。出現上述情況的因素，是否與抽樣入戶調查法導致的樣本差異有關，目前學術界觀點并不一致。但一個共同認識是，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基礎指標，在未來如何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房地產調控等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是地方政府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提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關鍵

　　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最大基礎人口來源將是城鎮人口，其中包括已在城市落戶的農村轉移勞動力。

　　對比2010-2020年數據，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方面，10座城市增速都超過100%，蘇州增長最快，達到143%，武漢和上海分別為142%和140%，列2-3位。十個城市里，年均增速高于9%的城市有5座，分別是蘇州、北京、杭州、上海和南京。

　　2011年，蘇州出臺《關于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實施意見》，明確要建立“收入較快增長機制”，從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大力拓寬居民增收渠道、加強企業職工工資分配指導等方面推進這一工作。

　　2017年，蘇州又發布了《關于聚焦富民持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工作意見》，提出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居民收入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的總體目標。

　　從這一指標看，蘇州在2020年順利實現了“收入翻番”的目標。此外，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蘇州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升，與地方經濟的活力也關系密切，如在最新的“百強縣”榜單中，蘇州下轄的昆山、張家港、常熟、太倉上榜，其中昆山連續17年位居百強縣榜首。

　　蘇州經驗表明，推動城市消費活躍度增長，其關鍵仍在于從更多元角度提升居民經濟收入水平。

　　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情況看，2010年這十座城市中僅4座城市高于3萬元，分別是上海、深圳、廣州和杭州。重慶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1.75萬元。但2020年，除成都和重慶外，其他城市均超過5萬元，其中上海和蘇州超7萬元。

　　從這一數據看，西部地區仍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關鍵區域，從建設和培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角度看，商務部將重慶納入首批培育建設名單，亦考慮在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的背景下，當地具備較大的消費提升潛力。

　　如何對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進行更科學的劃分？如統計局使用的“五等分”分組法，即按照最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劃分為五組，每組各占20%的人口。而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被整體納入“中等收入群體”。

　　以2020年的數據測算，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間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間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間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以這一標準來衡量上述10座城市，則除重慶外，其他9座城市的城鎮居民收入均達到“中間偏上收入組”，最接近高收入組的城市是上海，與這一目標僅相差3857元。

　　但這一使用平均法的劃分標準能否真正反映各個收入群體的真實人口占比，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論。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背景下，以消費升級為目標，不僅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總規模的擴大，更需要提升中間收入組和中間偏上收入組的規模。

　　十強城市消費總規模持續提升

　　9月3日，在服貿會“跨國公司視角下的服務貿易便利化高峰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理論、政策與實踐》報告顯示，全球140個最大的消費城市人口占全球13%，卻貢獻了超過33%全球消費市場份額、超過36%的GDP。

　　GDP十強城市，也多為國內消費最具活力的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衡量城市消費活力的重要指標，對比2010年-2020年數據，我們發現，累計增長最快的是重慶市，達到310%，明顯高于其他9座城市。成都列第2位，增速為236%，南京和蘇州也分別達到229%和220%。

　　從總量看，有三座城市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1萬億元，分別為北京、上海和重慶。在21世紀經濟研究院發布的《2021年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評價報告》中，北京、上海也分別列總排名的第1 和第2位，顯示出極強的消費活躍度和消費供給、需求能力。

　　可預計的是，在2021年-2022年左右，廣州和深圳也有望成為另外兩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破萬億的城市。

　　在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增長的背景下，其所激發的消費動力將直接推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這體現于上述10座城市的經濟數據中，則是近年來反復提及的“消費升級”趨勢顯現。但這一趨勢將受本地區的物價、房價等因素影響，因此在推動當地居民收入提升的同時，地方政府仍需要研究對消費產生抑制的因素，如合理的房價調控，是推動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長的一個重要手段。

　　從統計方式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源于本地居民的貢獻，也包括部分旅游收入。如游客在餐飲、住宿上的消費。在未受疫情影響的2019年，重慶游客總人數達到6.57億人次，這也間接推動了當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這也表明，提供更多的消費場景，是推動地方消費活躍度的另一個有效舉措。

　　總體而言，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GDP越高的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越好，激發新增消費的潛力越強。而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城鎮居民構成了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其收入水平是衡量一座城市消費實力的關鍵指標。在未來，相關城市應該進一步對本地區中等收入群體的結構進行分析和研究，通過推動中等收入群體，尤其是中等偏上群體擴圍，激發城市消費活力，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提供更多的動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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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