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越來越少，樓市越來越虛，股市則是硝煙彌漫……在近乎掏空了第二、第三產業中所有的造富可能性之后，還有哪個行業或產業能夠擔負起推動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重任？這一次阿爾溫 . 托夫勒的預言正在無限接近現實，至少對中國農業來說是如此。但托夫勒僅僅猜中了開始，對于中國農業產業化的過程而言，托氏所倡導的“融入技術創新元素的現代農業”更多的是停留在器物層面；從更為廣闊的制度層面來看，農業企業與農民之間利益共同體的產業鏈模式才是通向中國農業金礦的捷徑。

　　從田間到餐桌，農業如何工業化？

　　文_孫楊、方浩、何淼

　　沒有什么比阿爾溫 . 托夫勒的預言更能激動人心了。兩年前，在他的新著《財富的革命》中，一條氣勢恢弘但很容易被忽視的預言是這樣表述的：21世紀是世界農業大變革的時代，全球范圍內將出現“第三次浪潮農業”。其中，托氏對中國農業的下一步尤為看好。

　　這個預言在2008年之初似乎找到了一些支持“自我實現”的畫外音：油價依然處于高位，次貸危機繼續惡化，隨之而來的是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房地產市場“拐點論”居然在中國地產商口中說出……

　　還有哪一個暴利行業能夠延續自己的“金礦”傳奇？

　　先看看下面這組數據吧：2007年，中國在消費價格指數方面，糧食上漲6.3%，肉禽及其制品上漲31.7%，蛋上漲21.8%.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中國全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0150萬噸，比上年增產350萬噸，增長0.7%，成為歷史上第四個高產年，這是1985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首次實現連續4年增產。

　　一方面是高產，另一方面卻是“高漲”。這種同步增長顯然不能揭示出問題的實質。特別是對于那些中國農業產業的利益攸關者來說，他們更愿意相信產量與價格的“雙高”僅僅是現象而已。“要從大農業的格局來看，”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對《東方企業家》說，“這種現象只能說明，經歷了重化工、地產乃至金融行業的推動和洗禮之后，中國經濟又開始步入了一個調整期。”(詳見本刊2008年第2期，封面故事《劉永好：構建新農業帝國》)

　　“中國農產業的發展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劉用這種決絕的判斷來定義這個調整期。2007年9月中旬，劉永好從成都飛抵北京，在劉手中，是一份長達6000字左右的關于中國農業產業現狀及前景分析的報告，準備上書中央。據一家香港媒體報道，“劉永好此行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級領導的接見”。

　　4個月之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眾所周知，于每年年底舉行的此項會議是決定來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走向的最高級別會議，從1993年至今，每年都有一個新的核心命題，在2008年來臨之前召開的這次會議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對農產品的有效供給進行宏觀調控，而最引人矚目的是，這次會議用了“強農惠農政策”的新提法，與以往“支農惠農政策”說法雖只有一字之差，但意味深長。

　　從市場現象到企業動作再到政府政策，這一系列連鎖反應似乎在昭示一個趨勢：中國農業新浪潮為期不遠……事實上，這更像一個偽命題。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有關中國農業的革新就從來沒停止過，無論是最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近來被大力推動的現代農業產業。不同的是，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發展主題。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農業下一步的突破點應該在哪里？新希望的劉永好說：關鍵就是從飼料到餐桌，打通整個產業鏈；中國乳業領軍企業伊利早就通過實際行動表明，企業與農戶之間的關系可以不斷遞進；而大連韓偉集團董事長韓偉“農業企業在農業產業化方面應扮演龍頭角色”的提法，甚至獲得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贊許……

　　可以預見，產業化、產業鏈將是中國農業在2008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關鍵詞，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是什么新提法，相反，如果說這幾年在房價、股市等火爆的流行語之外還有一股暗流的話，那就是被中外農業企業相當倚重的“農業產業化”話題。

　　農業產業化的商業邏輯就是如何搭建產業鏈，這難道僅僅是指企業訂購、農民飼養(種植)之間的簡單關系？與農業問題打了幾十年交道的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日前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農業龍頭企業要與農民結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而不能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購銷關系；只有從思想和觀念上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打通農業產業化的鏈條。

　　整合：箭在弦上浙江省奉化市冷西村在中國還算是一個比較富庶的地方。以前很窮，改革開放之后，家家戶戶開始種草莓，成了“中國草莓之鄉”，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不過，這里的農民如果想賣自家種的水果，還要翻山越嶺走上30多里路。

　　“那天我回奉化老家，碰巧看到表舅到家門口的菜市場賣西瓜。他凌晨2點起床，拉著一車西瓜走了三個多小時，來回路程加賣瓜時間整整十多個小時，一共還不到180元。而他在大學讀書的兒子一年學費要2萬元，他得賣111次西瓜，走6666里路，花1110小時，這還不包括購買種子、肥料、農具的花費以及田間管理的日日辛勞。西瓜與學費相比，實在是太便宜了！”在接受《東方企業家》采訪時，上海商學院流通經濟學院院長周勇情不自禁地說道：“西瓜是這樣，豬肉、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都是長期處于低價位。如果農村經濟基礎不做大，不改變的話，農民永遠還是農民！”

　　這種現狀顯然已經被中國最高決策者們注意到了。2008年1月30日，中央關于“三農”工作的第十個一號文件正式公布，官方媒體新華社在為此配發的一篇文章中，主標題就是：跨越藩籬，超越夢想。這種危機感與責任感并存的政策解讀方式有著極深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從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至今，中國農業生產力和農民積極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但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農業問題依舊是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的一塊心病。

　　2007年無疑是標志性的一年，在這一年，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成為中國最熱門的經濟話題之一。但由于此輪漲價涉及眾多生產資料，食品價格指數的上升并不等同于農民收入的同比例上升，更重要的是，“盡管大部分農業企業在資本市場有積極表現，但其生產成本實際上也是在不斷攀升。”華泰證券農業分析師許才濤對《東方企業家》表示。讓人感到緊張的事情還在后面：從今年1月中旬開始，在中國廣大南方地區持續多日的雨雪天氣，顯然也為當下處于高位的物價水平“雪上加霜”。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13億中國人每天吃掉的160萬頭豬、2400多萬只雞、32萬噸大米、2萬噸雞蛋(約3.2億枚)，大部分來自具有“家庭、集體雙層經營體制”特征的320多萬個村莊，農產品生產以家庭小規模方式為主。銷售方式也非常單一，大多數還停留在農民自己帶產品到鎮上去賣，或者坐等小商到家門口來成批量購買。“小農經濟的產業模式尚未徹底改變。”農業部干部管理學院產業發展處副處長陳渝告訴《東方企業家》。

　　這種方式使得農民永遠處在產業鏈最被動的環節，一旦受到天災影響，生產就很難得到保障。而對于企業來說，則意味著無法繼續擴大規模，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更無從提起。“中國的農業勢必要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徹底改變小農經濟這個模式。而講到現代農業，我認為其與傳統農業最大的區別并不僅僅在于技術和裝備的變化，而是經營方式的變化。我們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把農業作為一種原料產業，而農業應該是以最終消費品為中心的產業，實現田頭到餐桌的模式。農業生產僅僅是這個供應鏈里的一個環節，類似于工廠的一個車間。這樣，整個農業的格局會產生變化，農民的利益才會變化，企業才會擴大利潤空間。”上海財經大學都市農業研究中心主任吳方衛在接受《東方企業家》采訪時說。

　　大企業犁地中國毫無疑問，在產業鏈整合的過程中，大型企業具備了先天的優勢。“而它們的優勢就在于對整個產業鏈起到塑造和貫通的作用。”陳渝說。事實上，在中國已經有這樣的企業有這方面的意識，并且進行著積極的嘗試。

　　同樣也是以飼料業務起家的新希望集團已經將觸角伸入到養殖擔保公司的領域。在董事長劉永好看來，如果養殖戶沒有發展規模，想要構筑龐大產業鏈的計劃都將是空談。而對于農民來說，最關鍵的是缺乏啟動資金。農民想要借錢養殖，卻拿不出任何可以抵押的東西來獲得貸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新希望提出“部落制”。比如某個地方要養100萬頭豬，可以分成三四個部落，同時在當地配備一個飼料廠、一個屠宰場、一個種豬場。這樣一個部落20萬到30萬頭，這就一共需要幾千萬元的費用，而這時由農業企業出面為農戶的貸款行為進行擔保。這也就為農業產業鏈上最薄弱的一環 —— 農戶的資金啟動解決了燃眉之急。

　　在資金問題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讓農戶的生產方式與企業的產品標準達成一致。在這方面，百事食品公司在中國開創了一個特殊并且很有借鑒性的模式。百事的樂事薯片是全球的暢銷食品，而當樂事進入中國時，卻發現在中國根本找不到可以做薯片的原材料。原因很簡單，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土豆生產大國，但是因為其生產不是以加工為目的的，所以根本無法做成成品。百事則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在中國先后投資興建了五個農場，從美國引進全套現代化設備，教中國的農民種標準化的土豆。

　　百事與農民合作剛開始，就會確定最后的收購價格。如果今年的收成好，農民的土豆產量高出合同規定的數字，也會按照原定價格支付給農民，多出的產品如果完全符合標準，公司也會收下。百事營運部農業總監黃宇清說：“多出來的土豆也不會被浪費掉，因為我們還有另一個產品樂事無限，是用馬鈴薯粉做的，多余的土豆可以用來生產這個產品。這樣就不會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當然，開農場種土豆并不是百事的長項，他們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起到一個示范的作用，讓更多的人來投資農場，發展訂單農業。而經過了十年多的發展，百事自建農場提供的土豆與供應商提供的比例已經達到1：1.百事已經培養了20多個穩定的大型供應商，掌握著幾千家的農戶為他們種植標準化的土豆。

　　中國最先產業化的乳業則有著相對成熟的模式。以伊利為例，從其成立至今，不斷發展生產模式，經歷了從“個體散養”到“公司+農戶”，到“公司+奶牛小區”再到“公司+規范化牧場園區”的模式變化，規模越來越大，對安全的控制力也越來越強。

　　越是靠近下游的企業，因為與終端消費者更加貼近，更了解市場需求，更容易做產業鏈整合的工作。乳制品企業的發展就是很好的一個說明，而對于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零售商來說，更是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上海農工商超市的基地模式也是很好的一個案例。

　　從1995年開始，農工商超市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定牌經營，先后推出“農工商大米”和“農工商雞蛋”。為建立“米業產業鏈”，初期就與13個稻米基地簽訂常年供貨合同，規定種植品種與種植規模以及加工包裝標準，基地根據訂單即時加工成各種規格的“農工商大米”送貨到農工商超市總部的配送中心，在配送中心現場分揀，然后直接送達連鎖門店銷售，配送中心沒有庫存，商品庫存都是在流動的汽車輪子上。零售終端未必要自己生產農產品，可以通過合作的方式，發展訂單農業，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他山之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國外農業產業化的成熟度較高，其農業企業的經驗倒是很有借鑒意義，這不僅表現在他們在本國的實驗，也反映在他們在中國的探索。

　　大型跨國公司主導農產業的例子在歐美很普遍。在德國，五個超市幾乎控制了2/3的農產品市場。在美國，四個最大的屠宰企業控制了4/5的肉牛加工，同樣，四個最大的油料加工企業控制了80%的豆油生產，四個最大的烤雞企業的生產占到整個市場份額的幾乎50%.百事食品旗下的樂事薯片已經占到全球休閑食品超過40%的份額。在美國，為樂事薯片供應土豆的供應商們也非常強大，他們有自己的倉庫，百事只需要打個電話，告訴他們需要多少噸土豆，供應商會自己把貨準時運到。耕種的時候如果需要買化肥，化肥公司開著飛機過來幫你施肥。產業鏈條已經相當成熟。

　　而隨著科技的發展，這個產業鏈條上的結構還在發生著變化。比如對于一些加工企業來說，原來都是有分銷中心的。現在因為跟下游的零售商合作，產品在前端銷售，庫存到了一定程度，電腦會自動提示。而電腦又與加工廠相連，工廠可以直接下訂單要求發貨生產，這樣大大降低了庫存量，為企業節省了成本。

　　據吳方衛介紹，他們曾經參觀了一家國外優秀的果醬生產企業，發現廠里的加工系統跟收割系統是相連的，而一旦發現數量不夠了，就會加快采收，基本實現了零庫存。“我覺得這一定是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農民要逐步走向組織化，成為農業工人。在這個過程中，分工也會越來越細致。”吳方衛說。

　　由農民到農業工人，這種轉變最現實的意義就是生產效率的巨大提升。在中國13億人口中，有將近8億農民，但我們的一個農民還養活不了兩個人；而在美國不到840萬的農業人口中，1個農業工人不僅要養活98個本國人，還要養活34個外國人。機械化水平的高低似乎是這種對比最有力的證據，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歐美國家的農業產業化之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對“松散”的土地管理制度。

　　“拿美國來說，他們的農民可以在彼此或者與農業企業之間自由轉賣土地，不斷交易的結果就是土地集中度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農民也越來越職業化，”陳渝說，“對于中國農業來說，產業化的應有前景也是大型農業企業的涌現，農民變為農業工人，但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現有的土地政策不可能讓土地的集中度越來越高。”

　　雖然已有一些地方開始進行土地政策方面的變革實驗，但在陳渝看來，“這僅僅是嘗試，農民的切身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是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