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今的中國來說，住房已經成為越來越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的政治問題。在眾多的大中城市，房價收入比已經是世界上公認的“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界線(指標為7)的一倍甚至是數倍以上；七八成的市民買不起房也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此外，擁有自己住房的市民比例(住房自有率)也急劇降低；住房上的“民怨沸騰”已達到危險的邊際。但中國居民住房問題的嚴峻性還不僅于此。人們不得不提高警覺的是，如果現在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導向不調整，我國城鎮居民無房戶的比例還要以這樣讓政府相關官員和房地產行業人士羞恥的“高速”繼續發展，中國的房地產，會不會成為引爆社會不安的一個“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

　　　5年將新增一億無房者，中國城鎮的難以承受之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2003年全國城鎮實際銷售的商品住宅為2.977885億平方米，2004年為3.381989億平方米。2005年估計為3.5億平方米。加上其他“非商品房”，從2001年到2004年，全國城鎮各年新建的住宅面積分別為5.75、5.98、5.50和5.69億平方米。建設部“統計公報”的數字要比國家統計局高出1個多億，2004年比2003年全國新增的城鎮住房面積為7.05億平方米，2003年也只比2002年新增了7.26億平方米。2005年根據建設部長的“總結報告”測算為5.098億平方米。

　　這里，我們就以建設部高估的7億平方米的數據來作今后5年全國城鎮每年新增住房建筑面積平均數，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前幾年全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0.2億為今后5年全國城鎮年均人口增量，看看究竟到了5年后，中國城鎮的居民住房還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到去年底，全國城鎮實際居民住房的建筑面積估計在104億平方米左右，按每年新增7億多平方米計算，2010年全國城鎮將有住房140億平方米左右，這5年平均住房總面積為122億平米。由于這“新增7億”中包括了大量過去農村村莊的老舊民宅，所以我們把城鎮住房改造拆遷率定在2.5%(相當于每年要拆掉3.05億平米住房)。這就意味著全國城鎮每年實際可供的新增住房面積只有4億平米左右。而在4億平米之中，還有1.6億平米是新增城鎮人口所“搞不到”的非商品房，所以面向市場供應的商品房總量實際上只有2.4億平米(其他的商品房基本上用于了拆遷戶的住房新增量)。但就是在這2.4億平米之中，絕大多數(估計至少在四分之三及75%)還是被有經濟實力進一步改善住房條件的“老市民”中“有房一族”買去的。城市中的“無房戶”們如果可以買到新增住房的四分之一(25%)就相當不錯了。也就是說，盡管一些大城市外地人的購房量接近總的可供量的三分之一，但從全國范圍來說，全國城鎮每年被以新增人口為主的“無房戶”所買走的商品住房，只能占到總的可供量的四分之一上下，約為0.6億平米。

　　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得到驗證。在目前每年的2000萬城鎮新增人口中，可以買得起房的，只占到其中的10%左右。也就是說每年全國只有200萬的新增人口可以買得起房。按照人均30平米計算，新增人口每年購房的總量正好等于6000萬平米，這也和前面的測算不謀而合。

　　這個數據告訴我們，在全國每年新增的2000萬城鎮人口中，除了10%的“先富階層”可以在當地買房外，每年都要增加1800買不起房的“無房市民”，占到了城鎮全部新增人口的90%。如果再把他們和因拆遷和生活貧困而失房的人口(若以全國5.6億城鎮人口的0.5%計算就近300萬)加在一起，全國每年新增的“無房人口”就超過2000萬，到2010年這5年新增的無房人口就會增加到1個多億。

　　一半市民將成為無房戶？中國住房政治的危險信號

　　建設部的總經濟師在在今年4月底召開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公布我國“居民私有住房的比例已經達到72.8%”。如果考慮這兩年住房上的貧富分化，由此推算我國現在的住房自有率至少比私有率要低15%以上，樂觀估計為57.8%左右。據測算，到2010年我國的城鎮人口將達到6.85億人左右。這5年新增的1億“無房人口”，就將使我國的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在60%不到的基礎上再下降14.6個百分點。屆時，我國城鎮的住房自有率將僅僅只有43.2%左右(57.8%-14.6%)。這就是說，如果現有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導向不變，到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中“無房戶”的比例，就極可能超過整個城鎮人口的一半以上！

　　現實的狀況也驗證了這一點。這幾年在高房價的影響下，買得起商品房的市民越來越少，投資和投機炒房的越來越多，使城市中靠租私人住宅來解決住房問題的也越來越多。據了解，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靠租房來解決居住問題的，已經占了整個城市統計人口中相當大的比例。而城市“租房一族”中的絕大多數(90%以上)，都是通過租賃私人住宅來解決的。

　　　住房自有，中西有不同的傳統取向

　　其實，住房自有率也并不是衡量一個國家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好壞的唯一和“非此即彼”的標準。一個國家的住房自有率，除了有政府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因素以外，還和一個國家的住房保障體系以及國民遷徙和就業的習慣有關。

　　如在歐洲一些傳統社會黨領導下的高福利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保障體系成熟而周全。對很多的中等以下收入的群體而言，與其自己買房，不如租賃國家和政府提供的“國有房”要來得實惠得多。這樣的話，可以用更小的成本來解決住的問題，為什么還要自己花大價錢去買房呢。何況，歐美人歷來有經常遷徙和異地就業的習慣。在歐盟內，一個國家的人為了取得更好的工資和收入，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工作發展是很平常的事。在北美，收入相對較低、稅賦較重的加拿大人，就有不少南下到美國“謀發展”。至于在本國內異地就業，對歐美人來說就更是家常便飯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買房往往就成了拴住發展機遇的“絆腳石”，住房自有率低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關鍵的核心就在于，這樣的低住房自有率不是由于買不起房或者住房保障體系的欠缺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住房保障體系的健全、房價的平穩以及較低的房價收入比，使得國民在解決居者問題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梢曰ǜ�少的錢租賃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何樂而不為；房價只是一般人家庭年收入的2-6倍，買房相對輕松而便利，但找一個好的工作卻并不容易，何苦買房把自己“套”住呢。

　　居者有其屋，中華民族不可動搖的基本民生

　　但對中國人和華人來說，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熬诱哂衅湮荨�、“安居樂業”等這些千百年傳承下來的中華傳統，使華人社會圈對住房自有特別的在乎。對民眾而言，有居則安、有產則寧。同樣，“民富則易治、民有產則畏法”也成為中華歷史久遠的一種統治文化。據說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從建國伊始就大力建造組屋(相當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并以極低的價格提供給本國85%的國民，使得新加坡的居民住房自有率一舉達到了90%以上，從而真正成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就因為它把住房問題作為穩定社會的重要決策。在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是被作為國策而大力推廣實施的。

　　另外，在我國的臺灣地區，中國人傳統的“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也是發揮的淋漓盡致。臺灣人成家立業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們認為“有土斯有財”。據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今年5月的一篇報道，“有統計顯示，臺灣民眾的‘住宅自有率’高達93%，這比歐美國家百分之七八十的住宅自有率要高出不少”。

　　不僅是華人的國家和地區情況如此，就是歐美國家的華人家庭，傳統的文化和觀念也使得他們更傾向于自己買房居住。據不久前的報道，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華人家庭自住房擁有率在76%，高出當地人的67%�！�

　　所以，在中國人和華人的圈里，買房居住是千年積累下來的居住傳統和文化觀念，絕不是什么一時興起的“過度的住房消費欲望”，是“一種不健康、不理性的消費需求”。正好相反，問題的實質恰恰就在正是由于由開發商主導的房地產行業“不健康、不規范”，壟斷暴利的欲望達到了極致，加上政府相關官員不“以民為本”，和開發商合謀操控市場，才使得當今中國城市的絕大多數居民在現在的房地產市場上買不起高價房，才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除了“留守”在過去的“福利分房”外基本上沒有改善住房的可能，才使得每年2000萬城市新增居民的絕大多數大批大批的成為新的“無房戶”，小康住房就更無從談起。一句話，歷史的縱比和現實的橫比都在證明，中國人的“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觀念沒有錯。但是，中國人“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民生訴求和傳統，卻毀在這一代沒有任何社會責任的開發商和胡亂作為的政府相關官員的手里。這是民生的不幸，也是“以民為本”的國家和政府的不幸。

　　數億城鎮無房者出路何在？中國住房政治面臨歷史性抉擇

　　這樣的不幸首先就在于，對于絕大多數居民來說，在一個缺少基本健全的住房保障體系的社會里，除了自己買房或者是租房，基本上沒有別的辦法來解決自身的住房問題。在各大城市里，很多經濟適用房不是被異化為拆遷房和“關系房”，就是“銷聲匿跡”；廉租房在各地更是因為少見而成為“新聞”，成了官員做秀“政績”的“樣板戲”。在缺乏正常的制度性的住房保障體系下，中國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就成了一個單純的衡量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導向好壞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我國城鎮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就從74%大幅下滑到60%以下，并且在今后的5年時間里有可能繼續大幅下滑到45%以下，充分反映了現有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導向的“劣化”。房地產行業及相關部門的政府行政，不僅不能成為“人民滿意的工程”，而且已經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背離。

　　第二個不幸就是，開發商和利益官員給出的“讓買不起房的人租房”的“新處方”，實際上是一項行不通的、進一步加大中低收入者居住成本的“理論想象”。首先，不管是買房還是租房，城鎮的人口都是一定的，他們對每年新增住房總量的需求并沒有降低。這點是壟斷暴利的房地產市場所永遠不能滿足的。其次，在大多數人買不起房的情況下，讓少數富人作為投資者買房再租賃給一般人，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本來已經是高房價、高成本的情況下，又多加上了一個投資和利潤的環節，使一般人的居住成本在現在的高位下又被進一步的被抬高。這只能使現在眾多買不起房的普通大眾，今后可能連一個“體面而有尊嚴”的基本住房也租不起。在現在的不少的大城市里，一些平時風光的白領，下班后只能“蝸居”在所租的老舊房屋里。而一般的“藍領”在城市的“棲息地”，通常也只能和“違章建筑”、地下室和郊外的農民房聯系在一起。這就是在高房價的暴利下，買不起房的城市新增市民居住的真實寫照。

　　要叫富人投資買房，然后租給買不起房的普通大眾住，他“下注”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有比其他一般行業更好的投資利潤和回報。但在現實市場下，買不起房的人群之中，又有幾個可以租得起高租金的新商品房呢。誰都知道，在現在的高價位下買房，本身就冒著極大的風險。實際上是開發商及利益相關者想把房地產市場的風險都轉嫁到房產的投資人身上。市場失衡、秩序混亂、給社會造成動蕩的房地產市場，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種調控”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而如果現在富人都“上套”買房炒房，今后最有可能承擔苦果和風險的，就是房地產的富人投資者，而不是開發商。所以，叫富人買房租賃給70%的買不起房的普通居民來住，簡直就是開發商的一廂情愿。也是相關政府官員“混亂作為”、成為開發商利益代言人的又一體現。

　　中國的住房政治，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歷史性抉擇。現在以開發商主導下的房地產市場模式，正在使中國城鎮住房發展走上不可持續之路。它既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又大大制約了房地產業應有的發展，同時也找不出一條“變通之道”。讓人不能漠視的嚴酷的現實是，中國城鎮買不起房的人越來越多；前幾年已少見的“無房戶大軍”，也正在以每年2000萬人左右速度迅猛發展；高房價已經成為現在民生中最沉重的“三座大山”；房地產已成為洗劫民眾財富、制造社會不公、破壞社會穩定、為廣大民眾最“深惡痛絕”的“惡”行業。在住房問題上，開發商正在使百姓越來越走投無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民政府，究竟是繼續放任一個與“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相背的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還是打破舊體制，重新構架一個讓人民滿意、可為居民實現住房小康的新的住房政策和新的房地產市場。

　　實際上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題”也極為簡單，這就是究竟是維護開發商，還是一切為了人民，相信這并不是一個艱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