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弱勢群體享受到改革成果

　　本報記者：你曾贊成大學提高收費，為此還引起很多人的質疑，因為無論是教育收費高、還是住房價格高，都會影響很多人的生活質量，但富人有錢不在乎，窮人有政府資助，而所謂“夾心層”比較痛苦，你對此怎么看？

　　茅于軾：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回頭看這三十年走過的歷程。三十年前，我們沒有富人，中國是個窮人國，現在我們有很多富人，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富人，這就是采用市場制度、創造財富，千萬不能說因為有“夾心層”，我們就回頭走計劃經濟而放棄市場經濟。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第一，財富創造，沒有財富創造，一切等于零。第二，財富的合理分配，從市場制度看，在人和人平等的前提下，你得到了在市場中該得到的就是合理的分配，但要做到這一點，比較難。解決了財富合理分配的問題，就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即便做到了這點，收入的差距還是比較大，需要政府和民間采取措施幫助最底層的群眾，所謂的“夾心層”幫助不了，這個范圍太大，只能靠財富的積累。

　　本報記者：現在的房價太高，很多人都買不起房，尤其是夾心層，你怎么看？

　　茅于軾：買不起房，可以先租房，等三四十歲有錢了再買房，何況也不一定非要買房，租房有租房的好處，很省心。“占有欲”不是件好事，包括住房、首飾等，我的祖父曾講過，要想買首飾，去首飾店看看就行了，我覺得很有道理，我不買首飾，我太太也不買首飾。住房也一樣，只要住得舒服就行，不一定非要占有它。

　　本報記者：怎么樣才能讓弱勢群體享受到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果、安居樂業呢？

　　茅于軾：還是那兩條，財富的增加、財富的合理分配，我們要幫助的是最困難的人。

　　本報記者：如何保證弱勢群體能和企業家、城市里的人一樣平等競爭、獲得財富？

　　茅于軾：什么樣的不公平是允許的？什么樣的不公平是不能允許的？應該先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說，人和人應該住的一樣、吃的一樣，這種平等是幻想，這不可能，全世界都永遠不可能。人和人的才能是不一樣的，你硬要讓他們什么都一樣這也是不公平的。我們要有個心態，能夠容忍一些所謂的不公平，比如說人出生的不公平，這無法改變，有的家庭條件好，有的家庭條件很糟糕、甚至父母還離婚，這沒辦法，再比如，人和人，有的長得好看、有的長得難看，有的聰明，有的不聰明，有的有毅力，有的沒有毅力，這是天生的，無力改變。如果你承認這些不一樣，你就得承認每個人創造的財富是不同的，那你就得承認每個人的收入是有區別的，這些不公平是不得不承認的。哪些不公平是不能允許的呢？貧富差距太大是不可以的。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收入高的，多交稅。我們國家很多人不想繳稅，逃稅，很糟糕，這點應該充分宣傳，有錢人有義務多拿點錢出來幫助窮人。至于“中間層”，只能隨著整體財富創造的提高而解決，事實證明，整體財富的創造也是在不斷提高。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說不如過去的，保姆學校來的學生過去都是拿個包袱，現在都是拉桿箱，很多還有手機。

　　30年前的理想大部分都實現了

　　本報記者：張維迎曾經對媒體說他的學術觀點受到質疑的時候，你給與他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前一段時間，因為北大的人事紛爭他又一次站在風口浪尖，這一次有沒有給他支持？

　　茅于軾：沒有，20年前，他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他剛剛讀一年級，我就認識他了，我們交往很多，他說真正的導師是我，那時候我正好提出了我的經濟學理論，我們經常在一起交流，后來它到國外去學習，世界銀行的助學金介紹信是我寫的，以后就沒有多少聯系了。最近的情況我聽到一些，但沒有跟他談過。但有些事情他給我幫忙，比如說保姆賠款的事，他給我出了1萬塊錢。很多人出錢，柳傳志、任志強都出了一萬塊錢。

　　本報記者：你曾替企業家、富人說話，為此也常遭到質疑，想過原因嗎？

　　茅于軾：這個原因較多，一是解放后的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宣傳仇富，凡是有錢人都是剝削者，剝削是有罪的，社會上消滅了富人，誰也不敢當富人，從心理上對富人有仇恨，就是不承認我們應該允許的不平等；二是大家不明白當企業家的不容易，當企業家是少數，打工的是多數，如果誰有當企業家的經歷，就能體會到賺錢不容易，處于大多數的打工者體會不到企業家的難處；三是企業家確實創造了很大的財富，企業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他把工人、農民的勞動、技術、市場、管理組合起來，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這就是企業家干的，不是工人、農民干的，全世界都一樣。基于上述三個原因，而大家有時對企業家不理解，這很不公平，所以要為富人說話。現在的社會財富這么多，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當然也有黨的政策支持。

　　本報記者：你這么多年走過來，最困難的階段是什么時候，最滿意的事是什么？

　　茅于軾：最困難的事是受到打壓的那段日子，當然政府對我還是很客氣。有些事還是要說，不講不行，要我封口我做不到，把我抓進去，都沒有關系，但我還是要說，如果不說，這個社會能進步嗎。說我理想主義就在這，有的事情，明明知道我講了也沒用，但我還是要講。其實，講多了還是有用的，講多了，慢慢條件就成熟了，大家都不講，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最滿意的是我寫了十幾本書，很多人給我寫信，說看了我的書改變了他的人生觀，這個我最高興。《生活中的經濟學》賣了15年了，連續3版，這很不容易。

　　本報記者：很多人說你總是用淺顯通俗的文字闡述深奧的經濟理論，這個功力從何而來？

　　茅于軾：因為我的經濟學是我從生活中想出來的，是來源于生活的，不是從書本中學人家現成的東西，不光是經濟，包括物理學、牛頓力學，它是怎么從生活變到牛頓力學？中學生學了牛頓力學三定律，就沒想過這和生活有什么聯系，這對牛頓力學的掌握也是有欠缺的。經濟學也一樣，有很多道理是很淺顯的，但又非常深刻，最深奧的道理也是從生活中來的。

　　本報記者：你最欣賞什么類型的經濟學家？

　　茅于軾：能夠發現背后沒有被發現的規律的經濟學家，我最欽佩。有很多規律都是在表象后面，絕大多數人看不到實質，看到的都是表面，能夠發現背后的規律，這很了不起。

　　本報記者：你這代人心目中的理想和恐懼是什么？

　　茅于軾：三十年前，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如果睡一覺醒來，我不會覺得是在中國，我會以為是在美國，可以說，三十年前的理想大部分已經實現了。但是，中國的問題還很多，最大的恐懼就是怕回潮，還有諸如仇富等很多問題沒解決，我一直反對用暴力的手段解決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共和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