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陸廣告和廣告人的感覺

　　本報記者：你的一些廣告文案的書籍在內地出版后反響比較大，有沒有出乎自己的意料？

　　李欣頻：我蠻意外的。本來還想慢慢介紹，所以出版社還放了一些我的介紹在里面，但這邊的媒體見到后說看我的東西看了很久了，手上幾乎都有我的繁體字版的東西，我是蠻驚訝的，因為我沒有正式在這邊出書，沒有正式和這邊的人見面。

　　本報記者：跟大陸的廣告人接觸多嗎？

　　李欣頻：越來越多，因為他們開始和我聯系了，跟其他廣告公司見面的事情已經開始進行了。我之前對大陸這塊了解比較少。大陸很多人是通過網絡和在內地的廣告書店知道我的。

　　本報記者：你現在在內地教學生，自己本身也是學生(讀博)，你覺得你的學生對廣告的理解和你們在臺北對廣告的理解的最大差異是什么？

　　李欣頻：這邊的人可能認為文案不是很重要吧。他們可能在乎這個東西能賺多少錢。不太在乎這個東西能帶來什么美感和文化影響。

　　本報記者：有沒有感覺到不少廣告像臺北早期的廣告，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李欣頻：一些叫賣式的廣告比較象臺北早期的廣告，只講產品和價錢。如果廣告分成幾個斷面的話，有最初的，中的，和未來的，這幾種廣告形式會同時出現，像是很多時空突然在這個地方交匯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所有文本都會在這里(內地)發生。

　　本報記者：你認為這種想法會不會是廣告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比較正常的通用想法？

　　李欣頻：其實無論是在臺北的哪一段時間，永遠都會有這批人，他們可能對錢這件事情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賺錢可能是為了可以好好地約會，可以去旅行，他不會說去買房子或車子。最近有一批臺灣人過來，像賴聲川的戲，林懷明的舞，你可以看到他們在文化上的努力以及他們在培訓團員和學生時候的文化使命感，這個東西的價值遠遠超過金錢，他們只會想去做一件自己心目中對得起自己和這個社會的事情。

　　本報記者：來北京有一段時間了，我看你對北京的評論也很復雜，有喜歡它的一面，也有認為它浮躁的一面，從你個人來講喜歡呆在這個地方嗎？

　　李欣頻：喜歡，反而是我在北京比在臺北更有家的感覺。你呆在北京，會知道這里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記憶，即便是這些記憶不是我的，但也可以連接上，可以找到生命很底層的脈動的部分，而在臺北比較少能抓到這部分。臺北是更浮躁的一個城市，每天可能有很多的表演和藝術，但每個人的心都很浮躁，像是浮萍，在池塘里飄來飄去，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枯萎。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長出根，因為不知道水什么時候會干。沒有根，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而在北京，有往上長的那塊土地，在這邊有很強的踏實感。在這邊呆兩三個月，會看到明年、后年的自己，就像樹一樣，種子種下去，會知道兩年、三年后長的樣子。

　　在臺北的那種虛無感是讓我下定決心來這邊的另外一個原因。我沒有辦法像那樣漂在水上，不知道我還能往上和往下長什么。在這邊，我會知道，一點種下去，假以時日，一年半載，它就會成為另外一個樣子。在這邊跟人相處和那邊跟人相處是不同的，在這邊你會看到人友善的部分，一些剛認識的人會愿意談一些很深入的東西，而在臺北，大家都很想談深入的東西，但一碰到那塊大家就都不談了，就感覺談下去也不會有什么結果，所以索性就不談了。

　　用樂觀的態度面對悲觀的命運

　　本報記者：有人說你創造了一種邊緣寫作方式，介于文學和廣告之間？這種方式在大陸還比較少，或者說寫得不是那么好，你認為這種方式將來會在大陸流行嗎？

　　李欣頻：這種方式在臺灣是主流的。如果臺商來這邊做企業，他的訴求對象是以臺灣人為主的話，這樣的文案是可以適用的，但我不建議用這樣的方式，因為北京、上海等城市差異很大，我不覺得這個東西在這邊同樣適用。我的東西是非常臺北的語言。我書上沒有任何字說我要在這邊做復制的東西，也不代表我要在這邊接文案，我只是很忠實地表現出臺北的文化圈，這個文化圈結合了廣告和文學的氛圍。

　　我也蠻期待說這個東西出去后會有一些副作用，大家回去后去找自己所在地的調子，這種調子使你進入北京的書店和進入上海的書店時，馬上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調子。像臺灣這么小的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在臺北的書店和在臺中和高雄的書店是不同的，臺灣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應該有什么樣的書，即便是連鎖書店都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狀態。但在這邊，我坦白講，還沒有看到這個部分。我去逛了北京的書店和上海的書店，沒有感覺到很大的差別。如果不看書店名，就不會知道是在哪個書城。我是覺得如果能做得好的話，對讀書人來說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在逛每一個書店的時候就像在旅游不同的城市中心的靈魂所在地。書店和賣場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說北京的家樂福和上海的家樂福一樣，那沒關系，但書店不一樣，書店是最能夠反映一個城市靈魂的狀態，如果北京的書店和上海的書店從進門的擺設什么的都一樣的話，那非常可惜。北京是一個非常注重歷史的地方，上海非常重視商業，所以書店應該有所在地的味道。

　　本報記者：對于把自己這么唯美的文字和那些消費主義的東西聯系在一起，有沒有偶然出現不舒服的感覺？

　　李欣頻：如果把這些唯美的文字和純文本的東西放在一起，可能只有幾百、幾千，最多上萬的讀者會看到，你影響的就是這些人，但如果你把這些東西轉換，它只是被放在一個比較大眾的媒介上，它可能是結合了一個商品，在不影響你文字純度的狀況下，它可能是被幾百萬、幾千萬的人看到，我覺得那個意義大過你寫一部小書只被幾百人看到。所以，我反而是會看影響層面的問題。我能抓住那個尺度，在商業化里面，我能夠兼顧銷售商業目的以及文字的品質，我已經找到那個方法了。我會覺得哪個東西可能更有意義。即便是我現在回來寫純文學的東西時，我也會想辦法把他變成一個最大眾的行銷的方式，可能會變成電影或變成戲劇，會讓更多人知道。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永遠都不會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即便是廣告，我也會想辦法把它做成一個文學該有的影響力，而文學我要把它做成跟廣告一樣大的影響力。當然是好的影響。

　　本報記者：在廣告行業很長時間了，你最喜歡的東西，最不喜歡的是什么？

　　李欣頻：最喜歡的是我可以接觸不同的種類，比如我今天可以寫書店，明天可以寫百貨公司，后天可以寫衣服，大后天可以寫旅行。它能滿足我想要變化很多身份的部分，像換很多劇本，這部分是我覺得好玩的，樂此不疲的。如果有抵觸，我基本會避開抵觸的部分，去找舒服的部分。像一部車走在路上，有人會看到路障，有人會看到路在哪里�？吹胶玫牟糠�，才是我活下去的動力。即便是看到路障，我會覺得還是會有路可以走。我不會看到擋的東西。我常說愚公移山是件很笨的事情，你可以繞路走到你想到的地方，只是路遠一點而已。繞路的過程你不會覺得是麻煩和障礙，你順著山路走的時候，你會看到另一番風景。當人把山當成障礙時，他就會跟山對抗，他畢其一生把山移走了，他也死了，他永遠沒有達到要移走山，去山對面的目的。你想辦法把你的缺點和障礙移走，可你卻花了你一生的時間，所以有障礙就繞著走。這就是我對人生的態度。繞路有繞路的風景。我是一個悲觀主義的樂觀行動者，說悲觀主義，是我覺得人生無常，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走，應該把每天當成最后一天過，把每件事當成最后一件事情做。樂觀行動者，就是你知道明天你可能不在，就在今天做到無愧自己，我是用樂觀的態度面對悲觀的命運。

　　本報記者：有沒有想過有一天徹底不寫文案了，或離開廣告行業了？有沒有對將來更遠的一個規劃？

　　李欣頻：我隨時都可以不寫文案。我不會限制自己不做什么事情，我對文案是有熱情的，如果有一天有個很好的機會，有個很好的案子，我還是會寫。我不會逼自己去割舍一個我認為還不錯的狀態，我基本上不會說看到文案想吐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