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平均跳槽間隔從84個月降至11個月，互聯網為什么留不住年輕人了

　　年輕人們平均跳槽間隔從84個月降至11個月。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2020年跳槽的人中43%為95后，26%為90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跳槽，不斷嘗試新的崗位。而互聯網行業從業人員更是頻繁跳槽，一年內跳槽頻率達33.3%，眼下大廠已經留不住年輕人的心了。

圖：代際人員流動趨勢（來源：BOSS直聘）

　　人員的大量流入流出已經成為互聯網行業的常態，根據BOSS直聘《重塑時代：2021人才資本趨勢報告》顯示，2020年，只有9%的職場人表示接下來一兩年中完全不打算跳槽，而在2020年已經選擇了跳槽的人群中，47%更換過行業或崗位。

　　曾在互聯網大廠工作的阿莫向新眸表示，“在互聯網行業的這幾年里，一直在拼命工作，為的就是實現能力提升后早日逃離大廠。”

　　頻繁的跳槽，一方面不利于個人自身職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人員的流動對于一個行業來說也并非好事，人才的留存和管理都是擺在明面上的問題。既然如此，年輕人為何如此熱衷跳槽，選擇跳槽后的他們現在過得如何？基于此，本篇新眸將著重分析年輕人跳槽的前因后果。

　　“焦慮”的年輕人

　　中科院研究員渠敬東在《缺席與斷裂：有關失范的社會學研究》中曾談到：“在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人既感到興奮，為達到個人目標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卻無時不刻不感到無所適從、充滿了緊張和焦慮感，對企業組織來說，也都很相似。”換句話說，人們找不到能夠讓自己安身和安心的地方，這種現象在互聯網行業尤其突出，公司的KPI被分解成無數份落在每個人頭上，任務通常不容易達成，上頭的人完不成只能拆分給下一層，上一個工作還沒結束，新的工作又分配下來，如此層層疊加。

　　一位在字節跳動的實習生表示，公司制定的OKR，其實他入職了兩個月也沒搞懂。不只他，公司很大一部分員工也不清楚，但“Ctrl+c，Ctrl+v”的模式誰都會，到最后OKR實際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互聯網行業從誕生起即存在“內卷基因”，剛剛進入行業的人從開始的被動內卷，到后來習慣后的主動內卷，進而帶著新人繼續內卷，這已經成為常態。

　　整體內卷的工作氛圍之下，年輕人的頻繁跳槽似乎也不難理解。

　　在互聯網行業做了4年市場工作的花花向新眸坦言：“從進入這行起就沒有停止過焦慮，每天都是開組會、見客戶、改方案，深夜接到客戶或老板的電話是常有的事，身體也越來越差。”無奈之下，花花已經決定跳槽去另一家公司，相比大廠薪資雖然少了，但焦慮感也少了。

　　互聯網從沒有輕松可言，根據脈脈發布的《人才吸引力報告2020》數據顯示，行業幸福感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教育/培訓/科研，得分為3.81、3.78和3.76。而IT互聯網行業幸福感得分僅為3.23，在所有行業中排名倒數第三。其中造成互聯網幸福感低的原因工作壓力位居首位。

圖：職場人幸福感行業排名（來源：脈脈數據研究院）

　　豆瓣小組“跳槽那些事”簡介中也明確表示“發展空間的缺乏是造成職場人士焦慮并產生跳槽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年輕人看來，跳槽雖然不能包治百病，但在“反復橫跳”的過程中，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年輕人的焦慮感。

　　年輕人“跳槽”，與其說是尋找更好的出路，不如說是在尋找減緩焦慮的出路。

　　吐槽是心情，收入是現實

　　與理想的背離，是年輕人選擇跳槽不可忽視的關鍵一環。

　　就在近期，快手宣布從7月1日起取消大小周，員工按需加班，公司按照相關規定向員工支付加班工資。此前，快手內部將大小周稱為“聚焦日”，2021年一月起實行，經過半年試運行后決定取消。從誕生起到現在大小周已經成為了互聯網行業特色的休息方式，指一個星期單休，下一個星期雙休，如此循環。

　　此次快手選擇取消大小周，恢復員工的正常作息，看似是大廠反對內卷，為挽留不斷流失的人才作出的妥協，但消息一經放出，反響卻不如想象般積極。

　　根據DT財經調查數據顯示，微博上對“大小周”討論熱度最高的TOP10地區中，大部分地區對取消大小周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但北京、廣東、浙江這三個地區所呈現出的情緒都為中性。

　　新眸在知乎搜索“為什么取消大小周會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對”，不少人表示因為這意味直接損失了幾千到幾萬不等的收入。在大小周實行時，根據國家《勞動法》，快手需給周末加班的員工支付雙倍工資。對于收入越高的人來說，周末加班越多得到的補償就越多，如此一年下來，多掙十幾萬都是正常現象。

　　盡管在之前網上時常能夠看到對“大小周”制度的抨擊，但抱怨聲下，收入才是真正的現實。

　　無獨有偶，年輕人選擇頻繁跳槽，無非是為了更高的薪資和更好的待遇。大廠工程師王宇半年內換了三家公司，薪資從5、6k直升為現在的20k+，在被問及為什么頻繁選擇跳槽時，王宇這樣說：“有機會當然要試一試，當時B公司（王宇現在所在公司）給我開出的薪酬明顯會豐厚很多，雖然在當時那家公司只待了兩個月，未來的發展空間還有很大，但眼下的薪資確實很讓人心動。”

　　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提供一個獨特視角來看待年輕人的頻繁跳槽，在他看來，愛跳槽的年輕人不是不安分，反而是積極向上的一批人，他們相比于那些安于現狀的人，更好地適應著現代社會的發展。

　　一個人打三份工，上班路上順便載客掙外快，下班去小酒館繼續兼職服務生，周末休息在家拍個小視頻妄想一夜暴富。年輕人為了搞錢，比我們想象的瘋狂，面臨社會生存壓力，年輕人的擇業觀不斷變化，“搞錢=搞事業”的觀點越來越成為一種年輕人普遍認可的觀念。頻繁跳槽的現象之下，是他們努力適應社會，積極改變生活的體現。

　　逃離北上廣，重新開始

　　在觀察年輕人跳槽的去向時，新眸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選擇跳槽的年輕人，很大一部分選擇了離開北上廣深，去新一線城市或二線城市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離開北京的人，更多的去了天津；上海的去了蘇州；廣州的去了佛山；深圳的去了東莞。相較于北上廣深，新一線城市在享受一線城市帶來的經濟輻射的同時擁有更小的競爭壓力和交通住房壓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上廣深人才流向的TOP5中，重慶、長沙都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意味著，中部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在增強，東部城市獨霸年輕人的局面正在瓦解。

　　但需要說明的是，年輕人選擇逃離北上廣深，并非一種逃避，而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依托產業積累和區位優勢，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在新經濟發展領域反超一線城市：合肥在人工智能領域人才量級領先深圳；武漢成都在教育培訓領域崛起；青島佛山依靠原有家電制造優勢，在智能家電領域獨樹一幟。

圖：新經濟領域人才分布熱點城市（來源：脈脈研究院）

　　“合肥正在帶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瑞曼的本科研究生均就讀于合肥，暑期在深圳華為實習結束后還是決定回到合肥。“外人很多不理解我的選擇，但事實就是合肥的高新技術發展與深圳不相上下。”回合肥后瑞曼去了一家電子產業相關的企業，薪資估計比華為低了一半，但好在時薪很高，周邊的同事很多也是從華為中興等等大廠跳槽過來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看好合肥。

　　2020年，合肥正式邁入GDP萬億俱樂部，靠的正是工業企業的成就。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合肥共有59家上市公司，市值累計超過了7346.43億元，其中16家上市公司市值超100億元。

　　縱觀目前中國人才市場，一線城市由于人員控制和產業調整，人才流入已經放緩，相對之下，在雙循環格局以及城市群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入的今天，二線城市正在迎來新升級。“大城市容不下肉身，小城市裝不下靈魂”已經成為過去式，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選擇的增多也成為了是否跳槽的“甜蜜負擔”。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