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業績“中考”成績近期放榜，“一位網紅私募大佬以近80%的上半年業績奪冠”成為近期行業熱門新聞。然而中國證券報記者在第三方平臺上瀏覽卻發現，該平臺共收錄該私募大佬220只基金，由此計算其今年上半年平均收益率為12.82%，這與宣傳的79.85%相差甚遠，旗下僅個別基金業績與此吻合。

　　近年來，出于銷售基金、擴大規模的需要，一些流量私募或銷售平臺頻繁“裁剪”業績，各種打擦邊球宣傳業績。這種伎倆最終將傷害投資者，是《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條例》所明確禁止的行為。

　　業內人士認為，除了私募管理人自身，代銷機構也應該在代銷、合作上勤勉自身，督促同業，杜絕業績“裁剪”現象，完善策略分類體系，科學宣傳推介，一起為私募基金可持續健康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選擇性披露并不罕見

　　隨著二季度收官，私募基金業績“中考”陸續放榜。近日，一張部分百億私募上半年收益的圖片在行業內廣泛流傳。圖中，某知名網紅私募大佬以79.85%的上半年收益排在首位，其余百億私募大佬的業績則從37.12%至3.08%不等，圖中顯示數據來源為某第三方平臺。

　　記者在該平臺上瀏覽這位網紅私募大佬的產品時，陸續點開多只產品，上半年收益率大部分均在20%至35%，有的甚至僅有0.72%。當記者瀏覽到第24只基金，才發現了一只收益率為79.85%的基金。

　　總體來看，該第三方平臺共收錄該私募大佬220只基金，由此計算的其今年上半年平均收益率為12.82%，這與圖中的79.85%相差甚遠。然而，這張廣為流傳的圖中，僅有“管理人”、“基金經理”、“2023年上半年收益”這三個欄目，并未標明具體產品，也未說明該上半年收益率為產品收益率，給人一種這就是基金經理上半年平均收益率的錯覺。

　　在此基礎上，媒體、自媒體的報道也鋪天蓋地襲來，“半年賺近80%，XX奪冠！”“XX逆襲奪冠！”“上半年怒漲近80%，XX靠AI翻盤！”此類報道在短短幾天內大量出現，其中很多篇都未在文中說明該業績是產品業績還是基金經理業績，很多甚至直接模糊處理為基金經理業績。

　　有網友對此評論，“其整個公司今年的平均收益并不如所宣傳的這般，甚至有幾個成立2.5年的產品目前虧損仍超過40%，只要產品數量夠多，拿著業績最好的產品做宣傳，又能忽悠一批小白，對某些私募真的很無語。”也有業內人士質疑，披露單一產品的短期業績是否合規。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業績“裁剪術”并不罕見，甚至成為不少私募或銷售平臺慣用的營銷伎倆。然而最終為此受傷買單的還是投資者。一方面，基金銷售機構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宣傳推介產品時，常常用業績較好的代表性產品來推介，但投資者反映，實際買進去的并不是所推介的產品，實際持有之后的業績和實際宣傳的相差很多；另一方面，近年來記者發現，針對一些業績不理想的產品，部分私募管理人會選擇暫停向第三方平臺披露凈值數據，有的則是全部下架旗下產品。

　　上海證券基金評價研究中心分析師江牧原表示，以上現象集中反映了私募行業中存在的選擇性披露、幸存者偏差等問題。首先，相較于公募產品成立需要向監管報備且需定期公布產品凈值，私募基金產品的報備流程與凈值公布要求更為便捷且約束不高，這容易造成私募機構與第三方平臺為提升自身產品銷量而對業績進行選擇性披露。

　　其次，無論公募基金產品與私募基金產品均存在幸存者偏差，即業績表現較差的產品會被清盤，而僅留下業績表現優異的產品，這也造成了投資者看到的市場上現存的多數產品歷史業績表現均較為優異。由于私募產品備案流程更為簡便，這一現象相對公募而言也更為嚴重。

　　明確禁止片面夸大宣傳

　　《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條例》明確禁止夸大、片面宣傳等行為。其中，第二十條規定，私募基金不得向合格投資者以外的單位和個人募集或者轉讓；不得向為他人代持的投資者募集或者轉讓；不得通過報刊、電臺、電視臺、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媒介，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傳單，或者講座、報告會、分析會等方式向不特定對象宣傳推介；不得以虛假、片面、夸大等方式宣傳推介；不得以私募基金托管人名義宣傳推介；不得向投資者承諾投資本金不受損失或者承諾最低收益。

　　近年來，私募基金各方面監管逐步加強，一些違規募集宣傳的機構也受到監管處罰。例如，今年5月，深圳證監局曾發布公告表示，經查深圳金凡私募證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簡稱“金凡私募”）在私募基金募集過程中，存在向個別投資者夸大、片面宣傳私募基金過往業績的情形，上述行為由金凡私募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曾福平作出，已違反有關規定，深圳證監局決定對金凡私募以及曾福平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管措施。

　　盡管監管日趨嚴格，但私募夸大或片面推介基金的情況時有發生。格上財富金樟投資研究員謝詩琦表示，作為第三方平臺，其經常會發現一些管理人老產品業績很中庸，但可能近半年、近一年業績相對優異，因而只選取一段業績進行披露。“這個現象確實存在，我們認為私募管理人是不應該選擇性披露凈值的，如果遇到定制專戶基金的情況可以進行隱藏，但是其他同一策略的產品還是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外披露。業績一致性判斷是對私募管理人進行道德風險衡量的一部分，這也是格上財富非常強調公司旗下產品業績一致性的原因。”她表示。

　　謝詩琦指出，目前市面上比較常用的包括“代表產品業績排名”、“公司旗下所有產品業績平均值排名”、“夏普比率排名”等。謝詩琦強調，私募基金銷售機構用代表產品業績進行排名時，需要關注是否是真的代表產品，是否是成立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產品，而不能隨意更改代表產品。

　　據謝詩琦介紹，在格上財富的研究體系中，與私募機構合作之前需要對私募管理人進行業績一致性研究。當有管理人要求下架某產品業績時，平臺也會讓管理人提交解釋說明。如果代銷機構銷售了某私募機構的某款產品，根據要求是必須向持倉客戶進行業績披露的。“我們的風控對于宣傳時使用的措辭、宣傳范圍以及材料的真實性、有效性和準確性都有非常嚴苛的要求。我們認為除了私募管理人自身，代銷機構也應該在代銷、合作上勤勉自身，督促同業，一起為私募基金可持續健康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她說。

　　江牧原表示，由于私募基金行業的不透明性，容易出現夸大或片面推介基金的情況。對于私募產品評估而言，選擇性披露業績會造成產品風險收益特征的扭曲，故需對凈值缺失較嚴重的產品進行剔除。一家私募機構也呼吁，私募業績的評價應該從多個維度進行，引導投資人更關注長期收益。建議根據權重采用規模較大的旗艦基金為代表，以免對投資人產生誤導。

　業績披露需多維度約束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網紅私募大佬在其社交媒體上表示，旗下200多只基金都是完全復制（策略）的。業績之所以有比較大的差異，主要是有的基金可以不受限制投資全球市場，有的則有30%或10%的限制，另外有一半主要是銀行、信托和部分券商發行的基金，完全不能全球投資，只能投A股與港股。

　　業內人士認為，造成同一私募旗下產品業績差異巨大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同一家私募旗下策略線較多，比如主觀股票策略、CTA、量化多頭策略等，不同策略線的風險收益特征差異較大；同一管理人旗下不同基金經理獨立運作，業績也會有差異。其次，同一策略下，不同產品合同約定存在差異，如管理費、申購贖回費、業績計提標準或交易頻率、止損線等方面的約定，都有可能造成業績差異。此外，由于產品建倉時點不同，在安全墊機制運作下，前期業績走勢可能有所差異。最后，也可能存在“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等。

　　江牧原認為，對私募基金產品界定一個相對準確的分類意義重大。準確的分類以區分私募不同策略線的不同風險收益特征，能夠更好地匹配投資者的偏好與預期。當前市場上較主流的私募分類方式主要有通過策略類型進行分類與通過風險特征進行分類。通過策略類型進行分類需要大量投研人員進行盡調覆蓋，且私募策略靈活多變，故策略分類覆蓋范圍有限，存在一定時效性，并不適合用于大范圍的產品評估。有私募機構認為，大型私募管理人旗下同策略基金應盡量采取統一持倉，如果用小基金集中“單吊”個股，大基金難以避免抬轎子之嫌，或會存在不公平對待投資者的情況。

　　此外，對于投資者來說，謝詩琦建議，投資者關注定期的業績排名報告，不能僅看業績這一個指標，也需要關注業績排名的評價體系是什么。建議客戶在申購產品的同時多關注公司成立時間、第一只產品的發行時間，如果時間間隔過長一定要詢問原因，多查詢基金業協會產品的備案信息。最好選擇旗下基金業績一致性很強的管理人。江牧原建議，投資者應謹慎投資凈值數據缺失較嚴重的私募基金產品。對私募公司進行研究評估時，也需關注產品數量、清盤數量等數據，以盡可能規避產品幸存者偏差。在投資產品前應盡可能收集相關數據，對私募進行盡職調查，并要求私募機構提供全面的業績以確保自身足夠了解擬投產品的特征與自身偏好相符合。

　　江牧原表示，建議監管機構效仿GIPS（全球投資績效標準）設立針對私募基金的業績標準，投資者在簽署購買私募產品的合同前（或銷售機構在向合格投資者推介產品時），私募管理人應依據該標準向投資者公開自身的產品業績。同時，私募管理人需向基金業協會定期發送所備案產品凈值以備監管機構隨時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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