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魯

　　民營經濟“一道坎兒”

　　我們先來看一組宏觀數據：

　　2017年至2022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5.2%。居民收入實際年均增速為5.1%，其中城鎮居民收入減速明顯，五年間平均增長4.1%，低于經濟增速。

　　這組數據透露出一個好消息：2017年城鎮人均收入為農村人均收入的2.71倍，至2022年降至2.45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

　　但也有一個壞消息：這種差距的縮小，實際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所致。

　　此外，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擴大。五年間，城鎮居民中各占20%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從5.6倍擴大到6.3倍。

　　民營經濟為國家經濟作出了主要貢獻，城鎮就業的80%以上是由民營經濟承擔，所以民營經濟發展停滯必然導致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

　　此外，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不同的走勢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之一。

　　2017年至202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收用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做價格平減之后，年均實際增長1.3%。其中規模以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收實際增長3.8%，從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營收中減去國有控股企業營收之后，剩余非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收實際增長僅有0.5%。

　　可見近年來，民營經濟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這是自改革40多年來非常罕見的現象。

　　非國有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眾多困難導致民營企業經營遇阻，進而逐步拉開與國有控股企業之間的差距。

　　如此現實，引發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一升一降”：2022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收增長8.4%；私營工業企業營收僅增長3.3%，再以PPI（生產者價格指數）進行價格平減實際下降0.8%。

　　利潤方面，私營企業利潤下降7.2%，虧損總額大幅上升53.7%，情況不容樂觀；同期，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增長3.0%，虧損總額上升9.4%。

　　再來看投資情況，2022年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1%，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0.9%，扣除價格因素后呈負增長。2023年1-5月，國有控股投資增長8.4%，民間投資則下降1.1%。

　　目前，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當經濟增長疲軟時，居民收入和消費都會受到影響，并且消費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大；當居民消費疲軟時，對經濟拉動作用將逐步減退。

　　2022年全國消費率為53%，即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合計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有53%，其中居民消費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這個比重，在世界范圍內也少有。這種情況已持續很長時間。

　　過去拉動經濟增長靠貨幣刺激和擴大投資，但目前這些舉措的效果變得越來越有限，其中緣由是消費過低。

　　在消費過低的背景下，僅靠貨幣刺激和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并不現實，需要通過改善民生，提振消費需求。

　　共同富裕正途

　　有些人認為，收入差距過大都是市場化和改革帶來的。

　　但已經有多個專項研究證明，改革開放以后，民營經濟快速發展，效率明顯高于國有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東部沿海省份競爭更公平，民營經濟發展更快，占比更高，基尼系數更低，收入分配更公平。

　　如果推行平均主義、劫富濟貧和打擊民營資本，都沒有辦法帶來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00美元，農村三分之一人口處于絕對貧困狀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人民幣，尚處在相對極端的貧困狀態。如果用2011年的貧困標準來衡量，改革以前97%以上的農村人口都處在貧困狀態。

　　這種情況也說明，過去反市場的分配體制不能帶來公平分配。

　　市場競爭的環境中，我們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初次分配首先取決于生產要素對經濟的貢獻，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土地。這些要素對經濟貢獻度越大，帶來的收入越高。

　　如果用行政權力代替市場主導初次分配，往往會導致錢權交易、政商勾結、腐敗和不公平分配。

　　同時，再分配并不是打亂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而是靠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財政轉移支付等相對完善的制度，彌補初次分配的不足，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

　　發揮市場之功

　　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振興民營經濟。公平的市場競爭能夠保證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堅持公平競爭，堅持政策對不同類的企業一視同仁。而且不能流于形式上的政策宣誓，而是要關注具體落實。

　　執行過程中，維護《憲法》的尊嚴非常重要。要嚴格遵守《憲法》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確保民營經濟合法權利不受侵犯；還要維護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要一碗水端平，保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長期共存、共同發展。

　　很早之前，政策已經明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既然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需要避免政府配置資源對市場配置資源的替代。

　　在有些環節，政府過多配置資源，會對市場配置資源產生擠出效應，并且要防止政策“翻燒餅”對市場的打擊。

　　重回民生原點

　　堅持市場化改革和公平競爭，是完善收入分配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面；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要在市場基礎上不斷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的基本職責不是進行資源配置，而是維護良好的法治，為企業和公民提供優質服務。

　　因此，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政府需要解決關鍵的民生問題，改善收入分配。

　　改善社會保障是當務之急。中國大約有4.6億人是城鎮勞動者，其中有一半新城鎮勞動者，即外來務工者未取得城鎮戶籍，至今還被稱為“農民工”。他們已經是城鎮常住人口，并長期從事建設工作，然而相當一部分群體未被城鎮社會保障覆蓋。

　　以城鎮就業人數統計，2021年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比重大約為25%，未納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比重約為24%，未納入失業保險的比重約為51%。需要注意的是，未納入失業保險的人，基本都是外來勞動者。

　　此外，未取得城鎮戶籍的勞動者，在住房保障方面基本是“零覆蓋”。

　　以上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失業保險方面，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失業保險覆蓋率低，領取保險金的比例更低。以2021年城鎮失業率調查為依據，城鎮失業人數大約是2300萬人，僅600萬人領過失業保險金。

　　一方面是因為失業保險只覆蓋了一半的城鎮勞動者，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加入了失業保險，也不一定在失業后領到失業保險金。

　　畢竟領取失業保險金有一系列規定，需要辦理各種手續，時間很長；在此過程中，如果領取失業保險金周期長，外來勞動者只能放棄領取失業保險金；而且在失業以后，由于沒有收入來源，很多外來勞動者只能盡快回到農村原籍。

　　擴大失業保險對新城鎮勞動者的覆蓋面，對未納入失業保險覆蓋的群體進行臨時性失業救濟，相關保障非常重要。

　　解決好居民的醫療、教育、養老、失業保障、住房保障等問題，會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解決好這方面問題，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支出結構。

　　過去中國的財政支出，大量用于養人和政府投資，或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今后政府支出的主要方向，重點應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

　　這些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對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費需求起到積極作用。不僅解決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也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更多動力。

　　本文轉載自《財經》雜志旗下新媒體“財經五月花”，根據作者在《財經》年度對話2023會議上的演講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