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5月21日訊（記者王全寶 趙相鋒）最近，哈爾濱金融學院召開主題教育宣講報告會暨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擴大學習會。掛職黑龍江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的陳林博士以《合作經濟與普惠金融重要論述解析》為題做專題報告。主持報告會的學院黨委書記總結指出，陳林博士學術造詣深厚，研究成果豐碩，調查研究深入，一線經驗豐富，為全校干部教師上了主題教育精彩一課。

　　陳林提出融資貴融資難的根本解決之道在于合作經濟、普惠金融及其交叉融合。對于如何有效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尋求融資難融資貴的破解之道等問題，陳林進行了深入分析。

　　經中組部選派，再到地方掛職，陳林身上理論與實踐交融的氣質更為彰顯。他長期在國資、金融系統任職，多年兼任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若干高校教授、研究生導師。十幾年前掛職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長、金融工委主任期間，陳林主持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信合聯盟先行試點，參與重要文獻起草，經驗成果在全省全國推廣并兩度載入中央一號文件。

　　“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完善金融支農激勵機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以來，很多金融機構日益看重農村市場，意圖拓展農村金融服務業務，然而目前農村仍然存在“融資貴”、“融資難”現象。

　　陳林在接受財聯社專訪時表示，農村金融服務最大的短板，在于信貸投放特別是農戶貸款。“這也是高層和社會最為關切的。離開了這一點，其他各種‘金融服務’的花樣翻新都很難有實質意義。”

　　在陳林看來，銀行如果要出面整合產業鏈、供應鏈，恰恰是在那些貌似“低小散”的行業和區域如農業農村，因其尚未形成大巨頭控制，更有利于發揮銀行的主導作用，也更有社會公益價值。

　　此外，陳林還表示，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新型信用合作體系，特別是要大力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積極推動商業銀行嫁接信用合作機制，才能有綱舉目張、標本兼治的效果。

　　“農村金融服務最大的短板，在于信貸投放特別是農戶貸款”

　　財聯社：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然而目前農村仍存在“融資貴”、“融資難”現象，如何解讀這一現象背后產生的原因？

　　陳林：現行金融體制對于農村下層、對于小微客戶，是基本失效的。遍聞“融資貴”、“融資難”的呼聲，而很多銀行的錢貸不出去。這個貌似悖論的根源在于正規金融趨于僵化封閉，而具有靈活性的非正規金融，包括民間借貸得不到應有的規范和保護；商業銀行過度膨脹，而真正有利于草根社會的信用合作事業長期受到嚴重抑制。

　　銀行特別是大銀行據認為“抗風險能力強”，大都靠的是體量優勢，大船抵抗大風大浪的能力是要強一些，但是開不進小河小汊。一些中小銀行的合并升級，又將進一步助長其脫離農村、脫離基層的傾向。就算有一些金融資源投向農村，也多是投向了大企業、大戶，不但不利于共同富裕，事實上助長了兩極分化，更損害了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

　　近些年來，各大金融機構開始看重農村市場。但越是曾經成功的銀行或企業，越是超大型的科層制機構，越是有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如果作為其科層制體系的延伸，依靠自己的縣域分支機構和員工到農村基層推動工作，管理半徑很長，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工作成果難以鞏固。大量增設農村網點，更是不經濟的。過去金融機構在農村、甚至縣城的網點紛紛撤并，是并不久遠的事情。

　　至于一些銀行到農村發展“服務點”，很多浮于形式，其中的“代理風險”更不容小覷。監管部門對于“服務點”拓展存款功能持有保留，至于設想中的取款、匯款、繳費等服務需求，由于手機支付的迅速不斷普及，以及在地方性小銀行基層網點或者民間自發互助的支持下，在很多農村地區，并不難得到滿足。在那些確有取款及其他金融服務困難的偏僻貧困地區，小銀行都不愿去或者去不了，大銀行又如何能輕易解決？普遍設立和長期維護大量“服務點”，對于基層行的資源與能力是很大挑戰。如果大量虛報的或者僵滯的“服務點”本來就是莫須有的，再一味“疊加”各種想象中的服務功能、非金融功能，還指望借此獲客，就更加離題萬里了。

　　農村金融服務最大的短板，在于信貸投放特別是農戶貸款，這也是高層和社會最為關切的。離開了這一點，其他花樣翻新都很難有實質意義。

　　財聯社：“十四五”規劃綱要指出，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完善金融支農激勵機制，擴大農村資產抵押擔保融資范圍，發展農業保險。目前農村自產抵押擔保融資業務在農村開展成效如何，存在哪些困難？

　　陳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住房財產權抵押，即便在政策上、法律上放開，由于市場流通性很弱，事實上難以執行變現。這不是個法律條款是否允許的問題，而是個經濟現實問題，縱使在土地私有制國家的農村也是如此。

　　在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的前提下，所分解出來的“土地經營權”，本質上是一種類似租賃的權益。可以參考城鎮房屋：其轉讓、抵押、出租都沒有法律障礙。只要不違反約定，房屋出租后可以轉租。房屋本身的抵押是常見的，至于房屋租賃權益拿去抵押，則聞所未聞，這并非為法律所禁止，而是現實生活的邏輯使然。即便房東允許，租客拿著幾年期的租賃合同項下權益去“抵押”，是乏人問津的，這是生活常識。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抵押”，不管有沒有政策法律的支持，實際的情形也類似。

　　財聯社：你曾提到一些金融資源投向農村，多是投向了大企業、大戶，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陳林：事實上前些年，全國很多地方推進農業產業化，大都是優先支持龍頭企業，或者文件上貌似將龍頭企業與合作組織并重，對于合作經濟組織則是口惠而實不至。這樣在經濟上貌似比較容易快出成效，其實則未必；龍頭企業要發展起來并不容易，就算有所發展，農民也很難拿到實際的好處。兩者實際處于“交易對手”的位置，龍頭企業經常侵奪農民的利益，或者向農民轉嫁風險。銀行片面扶持龍頭企業，或者試圖通過龍頭企業去扶持農民，實際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從產業鏈、供應鏈、信用鏈的不同維度上看，各已形成一些巨頭。例如產業鏈上的大企業，供應鏈上的大型電商平臺，信用鏈上的大銀行等。銀行與這樣的產業鏈、供應鏈巨頭合作，往往受制于人家已經形成的壟斷地位，是占不到多少便宜的。一些產業巨頭已經在拓展自己的供應鏈金融平臺，銀行往往扮演了廉價資金提供者的角色；長期以往，銀行在全社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趨于邊緣化。

　　銀行如果要出面整合產業鏈、供應鏈，恰恰是在那些貌似“低小散”的行業和區域如農業農村，尚未形成大巨頭控制，更有利于發揮銀行的能動作用，也更有社會公益價值。

　　“熟人社會，恰恰是農村社會、及其信用體系的最重要特征”

　　財聯社：近年來數字化、大數據在金融行業應用越來越廣泛，在農村金融市場方面，數字化的普及帶來了哪些影響？

　　陳林：一些銀行盲目迷信所謂科技能力和“數字化”，忽視銀行自身業務特點。例如希望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客戶畫像、提高客戶體驗度等技術手段，達到線上批量獲客的目的，改變基礎客戶群不穩定的問題；還希望利用這些手段達到精準營銷、擴大業務量、增強盈利能力的目的；希望通過所謂智能風控等技術手段提高資產質量；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提高資產負債管理及內部各項管理的能力等。

　　仿佛技術會自動完成這些工作，從而忽視了“人”的作用。結果變成了為數字化而數字化，盲目建設龐大的技術架構和技術團隊，不但沒有明顯改善自身經營，反而造成大量投資浪費和業務流失。由于規模效益困境，一些中小銀行更把助貸、聯合貸當作了技術外包和數字化轉型目標，有的獲得了短期業績增長，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更失去了“客戶自主、業務自主、技術自主、數據自主、風控自主”，變成“替人作嫁衣裳”。

　　千百年來，農民與農民之間，特別是在傳統社區以內，即使沒有法律干預，也往往能保持有效的信用約束。但商業銀行慣用的衡量信用的幾種方式，在農村的適用都有很大局限。例如會計報表數據分析，用來評估潛在客戶的經濟實力、償債能力，但農民、合作社、中小企業，很難建立規范的會計報表體系。

　　很多金融人士對于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熱衷于獲取他們想象中的農村土地確權數據、農業補貼數據、農業保險數據等。這些數據不僅質量嚴重存疑，是否真實存在也是存疑的，而且如果是真實數據，恰恰在農戶之間不會有明顯差異，就沒有授信的參考價值。

　　財聯社：征信大數據的應用能否幫助銀行有效篩選合適的潛在客戶，對于農村金融拓展市場有何影響？

　　陳林：征信大數據，主要來自金融體系的借貸記錄，法院體系的訴訟和執行記錄等，各大電商巨頭更積累了大量的交易記錄。問題是窮人、農民恰恰是交易寡淡的群體，在“大數據”下更是進一步邊緣化的。整個農村的數據體系嚴重滯后，例如前面提到的土地確權數據一般只能反映潛在客戶的原始身份，各種農業補貼數據也類似，跟實際的生產經營狀況差之甚遠。

　　按照現在金融機構的通常做法，一旦在“大數據”上發現“不良記錄”，基本上就是“一刀切”地拉入黑名單。這實際上是把一部分人，從金融市場排斥出去了。事實上一些暫時出現不良信用記錄的人，可能是情有可原的，可以在社區圈子里面取得一定諒解，在還款安排上作出靈活處理，甚至得到新的解困資金、煥發生機。

　　因此，引入“大數據”，也要重視利用社區“小數據”，這恰恰是合作金融的最大優勢。“熟人社會”，恰恰是農村社會、及其信用體系的最重要特征。

　　“要充分發揮乃至放大農村和農民的信用，就必須降低農民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管理運營成本”

　　財聯社：如何更好的破解農村信用信息體系“融資貴”、“融資難”現象？

　　陳林：國外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的新發展，強調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監管應采取間接調控機制，重點解決農村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金融機構很難控制農村系統風險，有必要采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金融市場以及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措施。借款人組織化，對于農村來說，就是農民組織化，確切而言是新型合作體系的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最缺的不是錢，而是組織資源。

　　金融的終極本質，即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千百年來并沒有改變，未來也不會變。農民并非沒有信用，包括農村的中下層農民都有他們的信用。但是現有的銀行體系難以掌握農民的信用，因為信息的不對稱，管理半徑過長，單位成本過高。要充分發揮乃至放大農村和農民的信用，就必須降低農民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管理運營成本。農村金融中的信用與信息問題、風險與控制問題，需要借助農民組織化特別是新型合作化加以解決，從而促進農村金融深化，并在農村金融深化中有效維護農民的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最缺的不是錢，而是組織資源。這從存貸差來看很明顯，農村資金的大量外流是一個持續現象。好比在一個嚴重水土流失的地方，最缺的不是水，而是植被。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在于新型信用合作體系，特別是要大力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才能有綱舉目張、標本兼治的效果。

　　中國信合聯盟在浙江瑞安和全國其他一些地方推動的“三位一體”合作經濟試點，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需要指出，重起爐灶，另建一套合作金融機構體系，不僅涉及政策門檻和牌照審批，也面臨巨大的基礎設施投入和監管合規成本。因此，積極推動商業銀行嫁接信用合作機制，可望成為合作經濟特別是合作金融的中國道路，也是銀行重心下沉的有效路徑。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