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周刊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指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推動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有哪些新部署、新提法？會議精神將對我國未來金融工作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定義“金融強國”？為什么要建設金融強國？五篇“大文章”怎么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博導楊濤接受本刊專訪，解析當前經濟形勢，解讀金融強國的深遠意義。

　　“巨國經濟體”發出時代強音

　　記者：從1997年開始，我國每五年召開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先后在不同時期為我國金融業發展指明方向。今年的會議是中央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組建后，首次召開的我國金融領域最高規格的一次會議。從“全國”變為“中央”，如何看待會議名稱的調整？

　　楊濤：回顧歷史，1997年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商業銀行改革”，2002年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繼續推動國有銀行改革，擴大金融對外開放”，2007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則強調“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2012年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又突出“創新發展與化解風險相協調”，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則聚焦“穩發展、強監管、防風險”，并初步形成了“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的戰略定位。

　　至今，在經歷了多年改革探索之后，金融工作會議從“全國”變為“中央”，一方面意味著在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就強調過的“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終于從體制機制上正式確立，把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既是我國金融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新時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表明中央對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高度重視，在總結多年成功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未來金融體系的重要性、金融工作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金融發展最終價值都將得到進一步明確和提升。

　　記者：繼文化強國、制造強國、人才強國等概念提出后，中央決策層首次提出“金融強國”的概念和目標。金融作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濤：首先，提出金融強國表明對金融的“效率與安全蹺蹺板”達到了更好的平衡。因為，現代金融體系建設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和挑戰。比如，伴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出現了魚龍混雜的現象，給金融穩定帶來非常深遠的負面影響。再往后，在整個金融行業快速擴張的同時，也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亂象。由此，一方面我們希望金融在政策的支持下更多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它自身也需要具有更高的安全屬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為了在新形勢下更好地推動金融改革與發展，2019年，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進一步明確了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思路。眾所周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近年來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當中重要的政策主線之一。不僅要考慮短期需求側問題，更要考慮中長期供給側的優化問題。與之相應，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金融既要服務于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方向，金融自身也要實現高效、持續、健康的發展。

　　其次，提出金融強國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經過多年快速發展，我國已經具有了“巨國經濟體”的特征，經濟規模、市場深度和廣度、經濟要素活躍度都達到了較高水平，自然也對金融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金融體系的支付結算、資金優化配置、風險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變得更加強勁。

　　破局出海提升核心競爭力

　　記者：如何定義一個國家是金融強國？就國內和國際而言，分別有哪些衡量標準？

　　楊濤：就國內而言，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金融強國的重要內涵和意義。一方面，是有效緩解我國金融發展“大而不強”的問題。需要承認，當前，我國金融業在許多規模性指標上已經居于全球前列，金融體系建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發展質量、結構配置、服務效率與效果等方面仍有不足，應對內外部風險沖擊的能力也尚薄弱。因此，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挑戰，金融業亟待通過加強高質量發展，真正提升金融內在質效和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是服務于“強國戰略”的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時強調，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等。對此，作為國民經濟“血液”的金融也需自身的強國戰略與之相稱。

　　就國際而言，以全球標準衡量，金融強國不僅意味著擁有較好的全球核心競爭力，而且能夠經受住國際金融市場“大風大浪”的考驗。例如，我國移動支付領域具有較好的優勢，但也不完全等同于國際競爭力。從國際角度來看，需深入分析各國移動支付領域的最新發展情況。還需要從多個維度對全球主要移動支付機構進行比較，如對采用技術先進性、服務場景多元化、市場份額、服務門檻、便利性、移動支付服務成本、移動支付服務效率、移動支付行業收入和利潤、移動支付行業收入在本國金融業收入中的比重、移動支付產生的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比較。

　　記者：當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體系。金融為社會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有學者指出，作為金融大國，我國金融實力與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為什么會有這種說法？

　　楊濤：金融強國需要有一個結構與規模相適應的金融市場。由于許多新興經濟體都面臨金融活動不足的狀況，因此，人們更關注通過金融深化來提升各類總量性指標。然而，伴隨著金融要素的日益復雜，包括金融相關率在內的簡化衡量指標，逐漸難以適應對金融發展程度的準確描述與刻畫。在我國，與GDP增長相對應，包括如金融機構總資產、貨幣供應量等在內的諸多指標，相較于全球很多國家都不算低，但業界仍認為我國距離金融強國甚遠，這表明，金融演進的衡量標準也在發生變化，更需重視新形勢下的金融結構優化與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動簡單擴張帶來的“虛胖”。

　　一方面，建設金融強國需要改變“唯數量論”，如我們仍存在大量的金融結構失衡與功能短板，前者體現為直接金融市場發展不足、可持續中長期資本供給模式缺失、市場基礎產品發展緩慢等現象，后者則包括中小企業融資與風險管理、家庭消費金融與財富管理等領域，都存在服務缺位。因此，金融發展必須擺脫“大干快上”，而應更加注重過程和實效。另一方面，當前全球金融要素的流動速度加快，發達國家的貨幣當局、金融市場與大型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掌握了較大話語權，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強國，并不是短期內輕易能夠實現的。由此，更加現實的是：首先，以服務好國內金融需求為主，以國際化布局為輔；其次，增加全球影響力不在于追求金融“大而全”，而是發掘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努力在部分領域成為國際金融規則的主導者。真正的金融強國不應只著眼全球領先的金融資產、市場交易規模和機構“巨無霸”，而在于能否解決現有的“融資難融資貴”“風險高秩序亂”等矛盾，進而為開放環境下的實體部門提供更加高效、完備、貼心的金融解決方案。

　　記者：本次會議強調了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意義，同時提出，建設金融強國需要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這將帶來哪些影響？擴大開放的風險和機遇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濤：會議指出，當前我國金融領域存在顯著問題與風險隱患，國民經濟面臨國內外復雜形勢與嚴峻挑戰。雖然開放也會帶來新的風險與挑戰，但只有積極參與全球金融市場的競爭與游戲規則，金融業才能逐漸獲得基于全球視野、國際水平的競爭力與生命力。面對未來可能存在的內外風險，我認為，要避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更重要的是增強金融體系的內在危機恢復能力。

　　自上世紀末期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以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在各國都變得更加頻繁。對于我國來說，無論是前所未有的經濟“新常態”，還是與國際經濟金融要素的聯動日益密切，都需要更加重視潛在危機的挑戰。實際上，或大或小的金融波動已經發生在身邊，有些也難以完全避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提升金融體系彈性來削弱危機的連帶傷害，使其更易從危機中盡快恢復。對于富有彈性的金融體系來說，更需要推動類似于“內在穩定器”的金融改革，從而依靠自動機制來弱化金融波動性，打造基礎性的金融安全網。金融體系的彈性還在于對危機的“緩釋”與“吸收”能力。金融機構需要不斷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強化資本約束機制，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在風險識別、度量和分散上的優勢，提高金融機構在面臨風險時的應對和恢復能力，進而提高金融體系整體的抗風險能力和危機恢復能力。

　　優化底層邏輯，培育時代英才

　　記者：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造福人民生活的使命與任務，強調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如何看待這種規劃和細分？

　　楊濤：在五篇大文章里面，數字金融應該是最底層的，直接影響金融強國建設與金融競爭力。科技金融是為了助力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提升。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是為了服務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綠色金融則是國家戰略與國際共識。我們認為，應該從數字金融和科技金融入手，真正優化金融改革的底層邏輯。

　　一是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我國金融業應用技術的創新“百花齊放”，但在底層重大技術方面還有所不足。尤其伴隨ChatGPT在全球的快速應用，我國也掀起了AIGC的創新浪潮，并在金融領域對提升面向客戶的服務能力、改善機構工作流程與效率、文本處理和IT支持等方面展現了價值。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前銀保監會《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等引領下，包括AIGC在內的新技術將成為推動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動力。

　　二是努力夯實數據要素基礎。中央已經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據治理也成為提高金融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助力。在政策鼓勵和市場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從數據要素到數據資產的探索，我國已經走在全球前列。這對于全面推動科技金融與數字金融創新、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具有重大意義。

　　三是不斷豐富業務與場景。從產品視角看，金融科技創新更注重技術的深度賦能，以及多層次的開放金融場景探索，并且以移動支付為代表，使得諸多新產品創新受到各國矚目。從功能視角來看，各方也在推動創新成果扎根于實體經濟需求，目前，小微金融、農村金融、供應鏈金融、綠色金融成為金融科技滲透與應用的重要領域。

　　綜合來看，隨著金融監管與治理模式的完善、技術與金融的融合不斷深入、金融基礎設施與金融生態的優化，數字化將成為協同促進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

　　記者：從金融大國到金融強國，人才軟實力是發展強動力。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金融業從業人員數量接近740萬人，較十年前增長超40%。當前，我們需要怎樣的金融人才？

　　楊濤：一方面，我們需要堅持金融倫理價值的新型人才。在金融人才培育中，需處理好德與才的關系，注重人才的道德素質、人才的道德標準、人才的道德環境和人才的道德作用。通常來看，德與才的關系是人才倫理所要處理的基本關系，而德才兼備是人才倫理的核心范疇。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9月27日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突出強調要加快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共建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廣大人才要發揚老一輩科學家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優秀品質，心懷國之大者。

　　另一方面，需培訓使用數字金融與金融科技變革的新型人才。一是高度重視跨界的金融科技人才，完善人才評價機制，對于兼具理論與實踐能力的前沿高端人才，給予合理的崗位定位與充足的發展空間；二是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于人才在職教育和培訓，各方共同探討“產學研一體化”培訓平臺建設，打造特色人才教培機制；三是激勵人才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質，對于獲得各類高端金融從業資格考試認定的人才，給予特定獎勵和補貼；四是構建立體化的人才培養與發展格局，以數字化管理人才為核心、以推動技術與業務交叉領域的骨干人才為重心、以金融科技安全與數據治理人才為保障、以熟悉數字化與新技術的人才為基礎；五是推動機構金融科技倫理建設，促使人才形成“技術向善”的理念，重視職業道德與技術倫理，全面優化自身的綜合素質與能力。

　　來源|《人民周刊》2023年第22期

　　文|本刊記者 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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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