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在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外灘全體大會暨開幕式 “全球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韌性發展與協同行動”上，交通銀行行長劉珺與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就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展開深度對話。

　　主要提及觀點如下：

　　全球經濟迅速從需求受限轉為供應受限，而需求和供應之間的錯配導致了目前的通脹現象。除此之外，疫情退卻帶來的需求增長、老齡化現象、勞動力供應條件的轉變、資產價格向下重置等都會導致供需錯配進而引起持續通脹的風險。

　　歐美超高通脹主要來源于地緣政治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因素，制裁和關稅提高了全球貿易成本和價格水平、主要經濟體的生產力增長大幅放緩導致通脹上漲。從供應方面來看，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結合是釋放生產力的方法，使用數字技術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企業部門應該關注ESG理念，將企業資源向勞動力群體傾斜。

　　在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沖擊時，弱勢國家的應對能力比較有限。中高收入國家應通過向這些國家轉移資源等方式，提升其短期內應對危機的能力，通過投入資源，建立相關機制，提高經濟體系的韌性。

　　以下為中文對話實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供需錯配導致短期通脹飆升

　　劉珺：今天的話題，是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既宏大而又緊迫的題目。讓我們先從大家十分關注的全球通脹開始。當前，很多國家通脹高企，這可能是供給和需求、長期和短期、經濟和地緣政治等多因素疊加的結果。請問您認為，全球經濟是否已進入“長期通脹”時期？這將給經濟、社會及全球可持續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Michael SPENCE：當前確實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時期，您提的都是核心的問題。在我看來，目前全球經濟已經迅速地從需求受限的狀況轉為供應受限，而需求和供應之間的錯配（需求大于供應）導致或者說引發了我們所看到的通脹現象。

　　當然，通脹現象的成因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此，其中一些限制供應的因素是暫時性的。比如，隨著世界逐漸走出疫情，走向開放，供應鏈擁堵現象正在消退，航運費用正在迅速下降。但也有一些長期而非暫時性的趨勢。

　　第一，比如在過去二三十年里，我們已經消耗了新興經濟體所蘊含的相當大一部分尚未開發的生產能力。引用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我們可能正處于所謂“全球經濟的劉易斯拐點”。雖然全球需求持續增長，但產能不足。

　　第二，全球很多經濟體出現了老齡化現象。幾乎所有的發達經濟體，包括中國和日本，都出現了這種現象，而這些經濟體占據了世界經濟的75%以上，老齡化風險減緩了勞動力供應的增長速度，甚至出現負增長。此外，退休不會使人口停止消費，因此會導致供需不平衡。

　　第三，西方經濟體的勞動力供應條件發生了顯著轉變。美國經濟中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問題，范圍涵蓋了醫療保健、教育、政府、零售、酒店業等，而酒店業還包括酒店、食品、餐館、旅游等。這些部門就業人數占到美國經濟體就業人數的45%，人們正在遠離需要密切接觸的工作，有論文稱這一現象為“習慣性社會隔離”。此外，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為全球經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碎片化趨勢，導致出現了貿易壁壘、制裁等現象。

　　除了上述因素，我們還要考慮資產價格向下重置的大趨勢。如果本次抗擊通脹的斗爭結束時，實際利率仍然維持高位，世界將會因此“面目全非”。因此，各國央行將會持續加息，直到需求降低到與供應條件相匹配，那時通脹將平息。但因為全球供應鏈的彈性降低，持續通脹的風險會一直存在。

　　劉珺：教授，您提到了通脹的暫時性因素，以及“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短缺等現象，還提到了各國央行未來的貨幣政策。我認為，當前的通脹與以往相比差異較大，您是否認同？

　　Michael SPENCE：我很認同。今非昔比，通貨膨脹的威脅卷土重來。過去的三四十年，供應能夠緊跟需求增長，在全球經濟史中非常罕見。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包括制度在內發生了改變，我們需要對此持完全不同的心態。在金融和商業領域，已經有一代人從未在通脹的環境中生活過。因此，在現今情況下我們應該及時調整。

　　劉珺：當今世界發生了巨變，進入了新的時期。歐美各國正經歷的“超級通脹”，主要是由于烏克蘭危機后能源和農產品價格飆升，以及地緣政治沖突和疫情影響疊加下的全球供應鏈中斷。這兩點并非經濟性因素，而是屬于地緣政治和公共衛生領域。

　　將通脹維持在過去幾十年的水平并非易事。正如您所言，目前通脹居高不下。一方面，在逆全球化回潮中，制裁和關稅等措施提高了全球貿易成本和價格水平。另一方面，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明顯放緩。這兩種趨勢都推高了通脹水平。

　　為了應對經濟環境的變化，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常規工具外，我們還可以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來抑制通脹上行。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進一步釋放生產力，即是其中一種有效手段。

　　盡管當前消費互聯網市場趨近飽和，但產業互聯網方興未艾，應用案例不斷增加，可促進降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及流通成本，有望將通脹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數字技術或可使經濟增長

　　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劉珺：通脹對各個國家的沖擊不盡相同。雖然歐洲目前也面臨巨大沖擊，不過與高收入經濟體相比，低收入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更嚴重。長期通脹將加大財富差距。由此，讓我們來談談下一個話題，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您認為應當如何制定政策，使經濟增長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Michael SPENCE：我們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實現供應能力的大幅增長以解決短期內的通貨膨脹問題，因此各國央行采取相關舉措是必須的。此外，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多種手段，比如使用數字技術來大幅度提高生產力。我認為這些因素，在涉及增長模式時并不一定是非包容性的。

　　目前企業和金融機構正在迎來大量旨在提高生產率的激勵措施。在之前的時期，勞動力基本上無限供應或者說非常容易獲取，市場無需過度擔心生產力問題。但現在，幾乎所有經濟體都在擔心勞動力短缺問題，各國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努力。狹義上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我們必須確?；A設施和技術的可及性、低成本、可用性，為各種企業，尤其是為初創公司提供支持。在中國、印度等地的企業為促進包容性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把數字技術作為賦能器，為電子商務、金融信貸、衛生、教育等領域的企業提供基礎服務，讓這些企業無需開設在高密度服務區和城市附近。我們在這方面確實擁有極大的潛力，更需要專注于此。

　　未來3-5年，甚至在10年的時間范圍內，我們可能會建成一個與現在非常不同的世界，與現在這種危機四伏、供應緊張的世界完全迥異。我對此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但我并不認為這個未來會自動到來。我們需要讓低收入國家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充分發掘他們的創業才能，充分利用數字化的平臺導向技術，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我們現在手上握有極其強大的工具，關鍵在于要好好使用這些工具實現促進經濟增長、促進生產力增長、促進包容性增長模式這三個目標。

　　劉珺：和您一樣，我也是樂觀主義者。中國一直是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踐行者。近幾十年來，中國保持GDP長期高速增長，同時在全國脫貧攻堅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現在，中國又以鄉村振興和綠色發展開啟新征程。教授，我們再將視野轉向企業。請問您認為，企業應在組織結構和業務模式方面做出哪些調整，以推動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Michael SPENCE：企業部門雖然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包容性任務，尤其是可持續發展任務，不是僅憑企業就能完成的。我認為要把勞動力作為資產項目來考慮，尤其是當下存在著技術工人短缺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勞動力應該成為各企業關注并投資的重點。

　　不僅要投資建設實體工廠和技術設備，還要投入資源實現人的發展，這也是環境、社會、公司治理（ESG）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這一理念現在正風靡全球，目前，我們正在設法克服困難，實現ESG理念的有效執行，讓真正做事的人得到獎賞，讓只會空談的人一無所得。在我看來，它有助于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

　　企業是推動生產力增長的中心，如果企業認真考慮ESG理念中的“S”部分，也就是“社會”部分（S可以是“社會”的縮寫，也可以是“可持續”的縮寫，而E是“環境”的縮寫），各大企業將有很多可做之事。企業將越來越多地發現，消費互聯網中出現的平臺結構可以用來作為經濟活動和服務的協調機制，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將有利于促進包容性增長。

　　劉珺：促進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應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同時著力。作為一名金融從業者，我深信這是金融機構義不容辭的責任。關鍵問題在于，我們應當不斷暢通渠道，向公眾和實體經濟提供高質量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使數字經濟回歸開放本質

　　劉珺：下一個話題是數字經濟。這一話題在今年依然重要。過去一年，科技行業發生了一些動蕩，加密貨幣危機頻發，FTX崩盤就是其中一例。在此背景下，我們應如何調整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預期？如何持續推進包容、可持續的數字化進程？

　　Michael SPENCE：由于數字經濟與國家安全存在相關性，國家安全議題與經濟議題相互交織。如果將實現國家安全的方式變為零和博弈，對許多方面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包括減慢經濟發展速度、加劇全球碎片化，動蕩的世界局勢會將未能身處技術發展中心的人拋在身后。一個現象令我印象深刻：今年11月，全球連續開了4場大會，分別是東盟會議、第27屆締約方會議、二十國集團會議以及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至少在我看來，這些會議都清晰地傳達了一個信息，與會的絕大多數經濟體，甚至包括歐洲在內，都不愿意談經濟問題，經濟議程被擱置在一邊。

　　我認為，為了在社會內部和全球實現充分的包容性，我們必須開放貿易，比如開放全球經濟，允許資金自由流動。如果用于能源轉型的大量投資都必須由每個國家內生而來，我們就無法完成可持續發展議程。疫情后的局勢對于低收入國家來說就像一場巨大的風暴，我們要克服這種動蕩的局面。因此需要金融界努力確保資金的跨境流動，以此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結構帶來所需的資本。很多人為此努力著，我們還有機會可以取得成功。

　　不過，我持有悲觀態度。我認為實現1.5攝氏度溫控目標的機會正在迅速減少。根據預測，我們將在這個十年結束時超出碳預算的范圍。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包容性，那么就必須保護那些即將遭受巨大氣候沖擊的人。在過去的一年中，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這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劉珺：的確，我們面臨眾多共同的挑戰和困難。我認為，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才是最大的安全威脅。如果缺乏經濟基礎，任何安全目標都難以達成。

　　第一，數字經濟是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助推器，對傳統經濟模式進行了顛覆性改造，并從新維度增加了商品和服務的總供給。

　　第二，數字經濟不是以線性形式，而是以矩陣化甚至是系統化、一體化的形式，顯性變革了商品和服務的分配方式，并重塑了生產和消費的過程。數字經濟除了促進金融發展，還將大大改善經濟水平和社會福利。

　　第三，數字技術可觸達偏遠地區和人群。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傳統模式下，偏遠地區群體因難以觸達而被忽略的問題。目前，中國已可運用數字化工具觸達偏遠地區人口。

　　第四，數字經濟賦能綠色低碳發展。您提到了1.5攝氏度的溫控目標，還有2攝氏度的目標。我認為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技術驅動綠色發展，我們必須通過運用數字化工具，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最后是成本問題。作為金融從業人員，要關注成本收益分析。在可持續發展轉型過程中，如何論證投入成本及產出收益之間的合理性？

　　Michael SPENCE：目前有三個主要的科學和技術轉型正在進行。

　　第一，數字化轉型。它通常被放在嘴邊作為談資，但實際上很難總結。

　　第二，生命科學轉型。在生命科學中也發生類似的科學和技術轉型。

　　第三，能源轉型，進度可觀。

　　這些轉型都是由我們不斷開發出的新工具來驅動的，其成本也正變得越來越低，比如半導體、云計算等。由于中國巨大的資源投入，太陽能設備的成本也在急劇降低；基因編輯中DNA測序成本下降的速度已經超越了摩爾定律，不久的將來，進行一次DNA測序的價格可以低到250美元左右。

　　想要精確衡量成本和效益極難。中國和美國都在科技領域以及科學家身上投入了大量資源，我們無法精確地衡量投資所獲得的回報。目前聲名顯赫的重大技術成果，最初都不是刻意攻關的產物，所以我們應該在科技領域繼續投入大量資源去研究那些潛力巨大，但還無法具體衡量其價值的東西，繼續投入到那些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或其他無法被準確預知其最終研究成果的人的身上。然后，我們就能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巨大紅利。

　　如果我們可以創建一個開放的體系，進行大量的創業活動，吸納大量有想法的年輕人，為他們掃除可能存在的障礙，比如消除財務障礙，那么我們最終可能收獲巨大，這些事先根本無法準確預測。換句話說，技術進步帶來的整體收益，不僅有利于投資者和企業家，也會極大地惠及整個社會。技術轉型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而我們要盡量幫助他們把進步的勢頭維持住。

　　建立弱勢國家的保護機制

　　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劉珺：您剛才提到的數字技術、生命科學和能源轉型都受益于技術的巨大進步。技術進步促使成本大幅下降，進而推動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我認為，可持續發展并不是經濟繁榮的對立面，更不會擴大貧富差距。

　　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和消費一直處于線性模式。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依賴于化石燃料的消耗，在諸多方面產生了副作用，如擴大環境污染，加劇財富分配失衡等?？沙掷m發展正是致力于扭轉不平衡，既要求代內公平，關切弱勢群體的需求，也要求代際公平，注重后代人的利益。隨著可持續發展的演進，轉型成本將在集成化機制下，由相關主體平均而有效地分擔。

　　技術進步具有神奇的力量。雖然近來科技市場多次大幅回調，但科技進步和發展依然前景向好。

　　依您所見，在促進可持續發展，邁向低碳和零碳未來的同時，應如何更好地為弱勢國家設計保護機制？

　　Michael SPENCE：盡管我們早在30年前就已經得到過預警，但現在才開始遲緩地推進能源轉型進程。我們必須要認清現實，在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沖擊時，弱勢國家的應對能力比較有限。第27屆締約方會議的議程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向這些國家轉移資源，提升其短期內應對危機的能力，并通過投入資源，建立相關機制，提高經濟體系的韌性。

　　就算世界局勢風平浪靜，像過去20年那樣，那些處于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仍會遭遇很多困難。現在，疫情的到來嚴重限制了這些國家的財政能力，通脹也造成了沉重打擊。由美國和歐洲開始的加息，通過匯率市場給這些國家造成溢出影響。如今，疊加氣候變化帶來的沖擊，簡直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所以我認為，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需要承諾投入更多的資源到這些國家，確保他們未來增長和發展的前景。我們必須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一些關注衛生問題的國際機構的權威，并在更高的水平上為他們提供資金，讓他們在投資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否則，這些國家單靠自身力量難以擺脫危機。

　　所以我們需要開放的經濟體系，需要著力點。如果在貨物、服務、金融和技術貿易流動方面存在重大障礙，讓這些國家遭受不利影響。那么，在目前遭受氣候變化打擊的危機四伏的環境中，這樣的國家無法獲得成功。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否則大家就全都失敗了。中國在減少貧困和實現包容性增長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二戰結束后，我們觀察到了一種趨同現象，那就是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在戰后最初大部分比較貧困，后來大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少數國家直到今天，經濟仍未起步，而現在的宏觀環境要比戰后那時困難得多。所以我認為，這些國家需要的是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以及來自各種渠道的支持，如果我們想要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承諾，讓這些國家也同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就必須這樣去做。

　　劉珺：氣候問題日趨嚴重，地球母親已然告急。2攝氏度的溫控目標對于下一代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不能拋棄任何一個國家，必須團結所有國家。因此，我認為，第27屆締約方會議達成設立 “損失和損害”基金的條款，不僅具有重大象征意義，也具有切實深遠的影響。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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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源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