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金眼

　　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又一戰略的出臺，縣城成為新藍海，蘊藏著大量發展機遇。

　　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壯大縣域經濟”以來，我國的縣域經濟一直都是政策的關注點。近年來，在一系列政策的持續推動下，日前《意見》的發布，使得縣城迎來廣闊發展前景。

　　縣城迎來大發展

　　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穩步推進城市群、都市圈（簡稱“群圈”）建設，是提升新型城鎮化質量的重要工作之一。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聯動、特色化發展。

　　此次發布的《意見》，將城鎮化重點從“群圈”進一步下沉至“縣城”，原因為何？

　　“近年來，我國對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多個提法，但是他們之間并不是用一個去覆蓋另一個”，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主任李鐵在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鄉村大講堂上如是說。

　　從“群圈”等既往城鎮化建設的有關戰略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城鎮化建設多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這些城市創造了無數就業崗位，因而吸納了大量的外來人口。

　　以上海為例，根據上海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上海全市常住人口為24870895人，其中，外省市來滬常住人口為10479652人，占比42.1%，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年平均增長率為1.6%。在這些外來人口中，就包括了大量全國各地為了增加收入而外出務工的農民。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目前，大城市已開始轉型升級。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對就業者的素質、學歷等方面的要求進一步提高，使得農民在城市的就業空間逐步被壓縮。除此之外，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還需要面對物價提高、住房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現實情況。

　　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斷加大，如果離開城市，外出人口該去哪安家？與回到農村相比，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相對更健全的縣城生活，既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又可以贍養老人、教育子女，因此，縣城成為返鄉人更傾向的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魏后凱曾在2020年做過鄉村振興大調查，他表示，團隊在走訪了全國10個省份、300余個村莊后，得出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后，有33.6%的人選擇回到縣城及縣級市生活。

　　不僅城市里的農民選擇回到縣城，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有到縣城工作、定居、落戶的意愿。在近期的中國鄉村大講堂上，有專家表達了類似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三農”專家溫鐵軍表示，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從鄉村向縣級以上集中，除了少數地區，大多數縣已經完成城市化。

　　魏后凱指出，當前，越來越多的農民為了教育、養老、醫療等，選擇進入縣城生活，形成了向縣城集聚的趨勢。

　　作為我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縣城既是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天然載體，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指出：“推進縣城建設，既有利于適應農民日益增加的到縣城就業安家需求，又有利于輻射帶動鄉村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也有利于強化縣城與鄰近城市的銜接配合。”

　　金融政策支持有跡可循

　　在過去的20年間，通過一系列的政策鼓勵、支持、引導，我國的縣城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出現了許多“百強縣”“千億縣”。然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縣城逐漸暴露出公共衛生、人居環境、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

　　面對有現實需求的返鄉務工人員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發展遇到掣肘的縣城如何真正吸引他們進入？

　　“產業是縣城建設發展的根基，有產業才有就業崗位、才有人口集聚。”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有關負責人如是說。

　　此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完善，對于縣城城鎮化建設也至關重要。正如人民網撰文所提到：市政交通設施、對外連接通道、老化管網改造、老舊小區改造、醫療衛生體系、教育資源供給……不能僅僅著眼于經濟產業，還要讓居民感受到與城市一樣的生活環境，才能把人口引過來、留下來。

　　對于產業基礎相對欠缺、財力相對薄弱的縣城來說，完成這一社會系統工作，離不開金融政策支持。

　　日前發布的《意見》第三條“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為縣城建設提供政策保障”就提到：對準公益性項目和經營性項目，提升縣域綜合金融服務水平，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增加中長期貸款投放，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專項企業債券。

　　雖然《意見》是我國第一個針對縣城城鎮化的正式文件，但事實上，對于縣城的金融支持，近年來的多個文件均已有所提及。

　　2020年8月，為加快推進縣城城鎮化補短板強弱項工作，積極發揮企業債券融資在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的積極作用，國家發改委發布《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專項企業債券發行指引》，并提出五條支持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在償債保障措施完善的前提下，允許使用不超過 50%的債券募集資金用于補充營運資金。用于項目建設部分的募集資金，可償還前期已直接用于募投項目建設的銀行貸款。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40余次提及“縣”等字眼，同時指出：對機構法人在縣域、業務在縣域、資金主要用于鄉村振興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加大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支持力度，實施更加優惠的存款準備金政策。

　　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并擴大范圍，將2.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納入直達機制、規模明顯大于上一年，為市縣基層惠企利民提供更加及時有力的財力支持。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央財政將更多資金納入直達范圍，省級財政也要加大對市縣的支持，務必使基層落實惠企利民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動力”成為2022年政府工作任務之一。

　　除了國家層面對縣域經濟、產業、基礎設施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已參與其中。

　　今年3月，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四部門聯合浙江省人民政府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指出，支持山區26縣跨越式高質量發展，開展“一縣一策”金融精準幫扶，加大對縣域綠色低碳建設、特色產業、村級集體經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重點領域和對象的金融支持力度。

　　監管部門亦對此有所回應。例如：5月5日，銀保監會召開專題會議傳達學習貫徹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時強調，要加強“新市民”金融服務，支持“新市民”在城鎮創業就業、購房安居、教育培訓、醫療養老等方面的金融需求。

　　縣城發展帶來龐大的金融需求

　　“聚光燈”下的縣城城鎮化，實質上是一次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業內人士認為：在這個龐雜工程中，農村金融領域將伴隨縣城，一起迎來“高光時刻”。

　　“《意見》為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政策機遇。”北京工商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正平接受《中國農村金融》記者采訪時指出：面對伴隨著產業發展、工程建設而產生的大量的特色金融需求，金融機構可依托已有的縣域網點和業務優勢，結合所在縣域的特色產業發展方向，以及銀行本身的市場定位、業務特點，積極、主動、有針對性地與特色產業建立緊密的聯系，挖掘、對接、滿足其金融需求。

　　在縣城信貸資金的具體投向方面，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應習文向記者表達了“五個支持”，包括支持縣域基礎設施和城鎮化建設，支持縣城特色產業發展，支持縣域商貿流通，支持以縣城為中心的區域農村金融發展，支持改造提升百貨商場、大型賣場、特色商業街等消費基礎設施等。

　　“除了縣城城鎮化催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金融需求，特別是新基建金融需求，縣城城鎮化帶來的養老金融發展也是金融機構應該把握的機會。”財經專欄作家、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特邀高級研究員李庚南表示。

　　此外，縣城居民的普惠金融基礎服務不可忽視，這是金融之本，也是普惠之源。“尤其對大型銀行而言，要積極轉變經營理念，加強對縣城領域的業務布局，調整客戶結構，優化信貸資源配置，”應習文表示：“要發揮縣城作為聯通農村和城市的關鍵紐帶作用，加強基層數字化網點建設，完善縣域支付結算服務，積極吸收縣域基礎存款。”

　　機遇與挑戰往往并存。在新藍海中，農村金融也將迎來更大挑戰。

　　“從伴隨機遇而產生的風險和挑戰來看：一方面，縣城城鎮化進程的不確定性與金融的提前介入可能形成潛在問題，其中包括農村金融供給與需求期限錯配問題；另一方面，或許也是更關鍵的，就是縣域財政財力不平衡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償貸能力或地方政府隱債風險。”李庚南提到，“此外，縣城城鎮化的數字經濟發展對數字普惠發展能力的挑戰也應被注意到。”

　　與此同時，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何婧強調，《意見》提出的分類引導縣域差異化發展的思路，意味著金融機構需針對縣域經濟特點和產業結構，開發有針對性的縣域金融服務，提供個性化的金融產品。“如何對接政府開展有效合作？怎樣設計出滿足各方需求的投融資模式？這都對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何婧表示。

　　基于此，金融機構如何規避風險，實現穩健發展？

　　“信貸服務的本質就是風險管理，在貸前貸中貸后等環節落實風險管理要求，尤其可以考慮結合金融科技手段去建立智能風控模型。”張正平指出，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各類項目的周期、資金額度、抵質押物等有較大差別，金融機構應認真研究所參與的項目或服務對象的特點，縝密做好項目風險分析工作。在風險分析和金融需求特征分析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供或開發金融產品。

　　未來，隨著縣城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農村金融機構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誰把握住了縣城發展的政策窗口期，誰便掌握了“城尾鄉頭”的金融主動權。

　　來源：中國農村金融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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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