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朱長征

　　在3月份同比-3.5%的基礎上，4月份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1.1%，由于消費拉動了中國經濟增長的65%，這無疑使全年經濟目標的實現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認為提振消費缺乏有效手段的情況下，很多專家學者和決策部門再度期望靠大規模投資來彌補消費的缺口——這種“頭痛醫腳”的政策主張如果變成現實，必然使中國經濟結構更加扭曲，并帶來大量項目虧損、政府債務失控、擠占消費等一系列新的問題。

　　80萬億還是30萬億？繼續擴大投資的長期結果難以想象

　　過去30年，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伴隨著大量基礎設施、城鎮住宅、工業廠房設備的建成，投資很自然地成為這一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需求動力。而這一階段進入尾聲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都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增量縮減、以存量維護為主的新階段。

　　2021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2%，相應的中國城鎮化基本建設投資的高峰階段已過；2021年，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達到53.3%，標志著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高峰階段已過，對廠房設備建設的需求增速也開始回落。

　　從投資的三大領域看，到“十三五”末，我國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網絡趨于完善，“十縱十橫”綜合運輸大通道基本貫通，高速鐵路運營里程翻一番、對百萬人口以上城市覆蓋率超過95%，高速公路對20萬人口以上城市覆蓋率超過98%，民用運輸機場覆蓋92%左右的地級市，超大特大城市軌道交通加快成網，基礎設施建設已基本飽和，再繼續超前建設的必要性大大下降，空間也十分有限。

　　住宅方面，中國過去30年間房產建設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五年前城鎮戶均擁有住房即已接近1.1套，與德國、日本等國水平相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已經超過40平方米，表明住房供給總體已不再稀缺，主要是住房需求和住房擁有者的結構失衡問題，只能通過存量房交易和租賃市場來解決，新建住房需求大幅下降。

　　制造業投資方面，在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40%以上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粗鋼、煤炭、水泥等的產量更是在十年前就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接近30%，新增廠房設備建設需求增速快速回落。

　　上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美國在羅斯福新政和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掀起了兩輪基建熱潮，既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也帶動了經濟復蘇。而在州際高速公路網建成后，再未有一任總統大興土木，直到去年，美國兩黨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其重點之一是更新修補道路橋梁，而不是新建。

　　歐洲、日本等較多國家在二戰后的重建比美國的基建潮更為集中、持續時間更短，同樣表現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速推進時期，主要由投資驅動復蘇和增長，但高速增長時間上只持續一個階段。

　　在經過快速城鎮化或集中力量搞基礎設施建設階段之后，各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一般都會下降到20%-25%的平均水平。例如，2020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的投資在GDP的占比分別為21.38%、21.89%、25.30%、23.26%和27.09%，同期中國這一比率為42.88%。

　　未來投資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將不可避免地向發達國家的水平靠攏。以2021年中國GDP規模114.37萬億元為基數，假設未來年度增長率為5%，則十年后中國GDP規模為150-180萬億元，按照20%-25%的占比，對應的十年后中國的投資額將為30-40萬億元。

　　從當前的每年55萬億元，到十年后的30-40萬億元，未來投資增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零增長、負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可能階段性為負。我們的統計部門、決策部門，對此有沒有充分的認識和思想準備？

　　由于缺乏前瞻性研究，在不少學者和政府官員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投資還能繼續按照5%左右的速度擴張——以2021年的55萬億投資規模為基數，如果每年增長5%，十年后每年新增固定資產投資80-90萬億元？這顯然是不可能、不可持續的，長期如此扭曲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其后果也是不可想象的。

　　繼續擴大基建將帶來的更多虧損項目和更大的債務問題

　　雖然基建投資可以具有一定先導性，但也不能太超前、太脫離實際需求，必須考慮基建項目的綜合收益情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力、政府債務規模及還本付息壓力等等。

　　2021年中央安排了3.65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優先支持在建工程。而在實施中，基建投資特別是專項債卻受制于項目儲備不足、可選項目不夠、地方債務償付壓力等因素而進展較慢。多年來有關部門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及特色小鎮建設等，實際上已將各地的投資項目作了一次大篩選，現在所剩的好項目不多。今年初國家發改委的PPP項目監測平臺顯示，在總計7786個錄入項目中，屬于最近兩年（2020-2021年）新增的項目只有不到800個，其中2021年為403個。

　　除了有效的投資項目不足外，為了擴張投資所形成的巨額債務問題足以引起重視和警惕。

　　以鐵路建設為例，到2021年，我國鐵路營運總里程突破15萬公里，其中高鐵運營里程突破4萬公里，而到2021年一季度，國家鐵路集團公司名下的累計債務已達5.76萬億元，在每年虧損額數千億元的背景下，繼續擴大高鐵投資規模顯然不可持續。

　　高速公路、機場建設同樣如此。據交通運輸部數據，到2020年底，我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為16.1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且網絡初步成型。2020 年全國收費公路的通行費收入為 4868 億元，行業總支出為 12346 億元，收支缺口達到 7478 億元。全國收費公路債務余額近十年持續擴大，到2020 年末達到 7.07 萬億元。

　　在全國240個開通定期航班的機場中，過去兩年盈利的不足20%，民航局的數據顯示，2021年民航全行業虧損843億元，即使剔除疫情的影響，國內多數機場仍無法實現盈利。

　　特色小鎮建設在2013年以后一度成為全國投資熱點，住建部、發改委等部門曾希望五年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加上各省自行規劃的特色小鎮，總數很快達到2000個。其中僅2018年前就有419個“問題小鎮”被主管部門淘汰整改，現在，多數小鎮淪為“空閑小鎮”或爛尾工程，已成為地方政府及建設運營方的負擔。

　　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雖然必要，但這類項目一般投資額大，按住建部制定的投資估算指標，每公里建設成本為0.5億至1.7億元，實際大城市均超過每公里1億元，且運營成本需要政府補貼彌補缺口，獨立管線難以發揮其智慧城市的功能，因而在地方政府的規劃中通常會較為慎重。

　　還有部分人士寄希望于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充電樁等新基建各自數千億投資規模，不僅相對于每年50多萬億的新增投資規模相形見拙，而且具有更多的商業屬性、投資風險大、收益高度不確定，更適合社會資金、風險投資等參與，投資主體應當是企業為主。以5G投資為例，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截至2021年底，我國已經累計建成5G基站超142萬站，覆蓋所有地級市、98%的縣區，每萬人擁有10.1個5G基站；今年預計將新建60萬個5G基站，5G基站總數將超過200萬個。而三大電信運營商公布的2021年財報透露，今年各公司的總體資本開支會提升，但5G相關投資都有所收縮，其中，中國電信預計今年5G網絡投資同比下降10.5%；中國移動則表示，2022年是公司5G投資高峰期最后一年，從2023年開始，資本開支會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

　　可選的、有相對較好收益的項目越來越少，同時，地方政府的資金籌措也越來越困難，債務壓力越來越大。按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到2020年末，我國地方政府性（顯性）債務余額為25.66萬億元，債務率為93.6%；2021年末地方政府債務增加到30.47萬億元，市場預計債務率已接近100%的警戒線。而如果將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納入，則廣義債務規模更為龐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有報告提及，2019年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為42萬億元。而近兩年，國內房地產市場的降溫，產生持續的連鎖反應，一些地方房地產相關稅收和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使地方財政也顯得緊張。而且，對于部分地區來說，債務付息壓力已日益沉重，已經沒有繼續擴大基建投資的財力。

　　不能因為手里有錘子，就看什么都像釘子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基建投資既在短期創造需求，又在未來形成供給；而進入后基建時代，有些項目可能并不形成有效供給，而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問題小鎮”、閑置工業區、爛尾樓等低效供給、無效供給，這不僅浪費了資金、土地等資源，還可能造成虧損或負債，透支政府信用，惡化地方財力，還會擠占寶貴的財政資產和社會資源，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進一步扭曲經濟結構。

　　除了觀念認識的轉變之外，體制上的轉型也十分重要。中國的穩增長政策習慣性地以擴張投資為主，得益于長期形成的決策體制、資金保障機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執行機制，以及從全國性建筑施工企業到地方城投平臺和建設施工企業等相關市場主體的驅動力，但隨著發展階段和經濟條件的變化，這樣的體制所形成的強大投資驅動力如果繼續影響決策，占用寶貴的資金形成大量無效供給、虧損項目和巨額債務，那么曾經的體制優勢就可能變成體制劣勢——這就好比“手里拿著一個錘子，就看什么都是釘子，都要去釘”。

　　重投資輕消費、重物輕人的傳統觀念除了與特定發展階段有關，還與歷史上偏向重工業和生產資料，忽視輕工業和生活資料等計劃經濟思想觀念有關，實際上是前蘇聯畸形的經濟觀念的遺留影響。所有的生產終究都是為了滿足消費，只有最終能達到消費者的手中，才是有效的生產，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循環。只有糾正過度推崇投資、過度偏愛投資的過時觀念，主動適應消費主導的新經濟結構變遷，下決心戰略性轉向穩消費，才有可能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同時有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同樣是應對疫情沖擊，我們為了穩增長很容易出臺一套規模達到數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但為什么不能轉而出臺數萬億的消費促進計劃？

　　在消費嚴重負增長的情況下，不去下決心、想辦法穩消費，反而違背經濟發展的需要去繼續擴張投資，這不僅僅是頭痛醫腳的問題，還會進一步扭曲中國經濟結構。在后基建時代的發展新階段，同樣規模的穩增長資金，用在消費上的邊際效應、對總需求的乘數效應、對內循環的引領作用，已經遠遠大于投資。中國經濟政策只有戰略性地由穩投資轉向穩消費，才能盡快扭轉下行趨勢，開啟新的增長周期。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