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宋效軍 李一陽 侯建磊

　　2021年全球疫情反彈，疊加能源短缺、供應鏈斷裂，通脹壓力持續上升。面對復雜嚴峻的內外部經營環境，六家大型銀行在充分讓利實體經濟、大力支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保持良好的經營質效和強勁的發展韌性。2021年，六大行業績亮眼，但漂亮業績的背后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壓力，凈利潤高速增長的態勢難以持續。六大行應居安思危，聚焦于防控重大風險、數字化轉型等工作，逐步從規模驅動轉向效率驅動，構建面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營新格局。

　　六大行保持穩健經營

　　得益于疫情背景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較為前瞻的風險管控準備，2021年六大行業績迎來了爆發式增長。

　　凈利潤普遍超過10%。2021年六大行凈利潤增幅都達到了兩位數，創造了近年來的最好業績。其中，郵儲銀行凈利潤增速更是高達18.99%，非常罕見。考慮基數因素，如果計算2019~2021年兩年凈利潤的平均增速，郵儲銀行凈利潤也呈現爆發式增長（見表1）。當然，郵儲銀行凈利潤的快速增長有基數相對較低的原因，但深層次原因應該是其股改上市紅利的逐步釋放。

　　表1 2021年六大行凈利潤比較

　　從行業來看，疫情之后六大行的凈利潤在銀行業中的占比也呈現跳躍式上升的現象（見表2）。因六大行積極落實減費讓利要求，息差收窄和收費減少，凈利潤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規模因素（見表3）。

　　表2 2012~2021年六大行凈利潤在銀行業中的占比（%）

　　表3 2021年六大行規模因素對收入的貢獻（億元）

　　風險防控工作持續強化。疫情疊加國際形勢劇變，銀行業風險受到多方關注。雖然2021年市場爆發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但國有六大行的經營風險基本可控，風險防范舉措進一步加強。2021年六大行不良率扭轉上升趨勢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且明顯低于銀行業整體不良率平均水平（見圖1）。不良率由升轉降主要得益于不良資產的清收處置力度加大，其中工行累計清收處置不良貸款1901億元，已經超過交行與郵儲的凈利潤之和。與此同時，六大行撥備覆蓋率全面提升，郵儲撥備覆蓋率更是高達418.61%（見表4）；資本充足率也保持上升態勢，工行已經達到18.02%（見表5）。考慮到中小銀行近期的經營困境，六大行良好的資產質量管理與風險防控準備，起到了金融穩定器的作用。

　　圖1 2012~2021年六大行不良率

　　表4 2021年六大行撥備覆蓋率比較（%）

　　表5 2019~2021年六大行資本充足率比較（%）

　　彰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大行擔當。信貸業務是間接融資的標志性業務。銀行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最關鍵的是做好信貸業務，這是其他金融機構所無法替代的。2021年，六大行總資產在銀行業中的占比為42.19%，但貸款在銀行業中的占比達到了51.73%（見表6、表7）。相對于中小銀行，六大行充分發揮了信貸主力軍的作用。其中，郵儲和交行的貢獻相對較小，信貸業務仍有發展空間。在信貸規模起到支撐作用的同時，六大行存貸利差持續收窄（見表8），有效推動了實體經濟降本增效。與2019年相比，六大行存貸利差平均下降31個基點，其中建行達到40個基點。客觀上，六大行基本完成了利潤增長與大行擔當的雙重考驗。

　　表6 2012~2021年六大行總資產在銀行業中的占比（%）

　　表7 2019~2021年六大行總貸款在銀行業中的占比（%）

　　表8 2019~2021年六大行存貸利差（%）

　　人均經營效率進一步提升。隨著銀行數字化轉型的推進，銀行業的經營效率進一步得到提升。2021年，六大行員工人數合計減少近1.1萬人，其中工商銀行壓縮5700人，僅建行和郵儲員工數量略有增長。這說明銀行內部的經營管理水平在不斷提升，尤其是數字化工具的應用能夠增強銀行對業務的掌控力度。從人均效益看，疫情之后六大行的人均營收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人均凈利潤也在2021年大幅攀升，其中交行和建行的人均營收和人均凈利潤位居前兩位。交行2021年人均營收達到299萬元，人均凈利潤達到99萬元；農行和郵儲的人均營收和人均凈利潤排名相對靠后（見圖2）。

　　圖2 2019~2021年六大行人均營收和人均凈利潤比較

　　中長期發展有喜有憂

　　業務結構比較

　　負債壓力普遍較大，郵儲銀行資金相對寬松

　　存款是銀行的生命線，也是銀行的核心負債。2021年，六大行存款雖然也保持較高增速，但仍難追上資產規模增速。六大行中，郵儲和建行存款增長較快，分別達到9.6%和8.6%，工行存款增速較低，只有5.2%。2021年六大行存貸比較2020年又有一定幅度提升，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尤其是交行的存貸比更是高達93.19%。另外，建行和中行的存貸比分別為82.28%和86.40%，居于高位。當然，建行流動性比例也同比持續上升且高達59.32%，但中行近三年流動性比例持續下降至49.6%，需要高度警惕流動性風險。郵儲存貸比為56.84%，負債資金充足，資產業務發展空間較大（見表9）。未來，六大行將繼續支持實體經濟，存貸比還可能進一步上升。

　　表9 2021年六大行負債端壓力比較（%）

　　從存款結構上看，疫情之后六大行個人存款占比普遍上升。這與前些年的零售業務發展有關，也與疫情導致消費降低有關。郵儲和農行個人存款占比大幅高于其他大行，個人存款付息成本也明顯低于其他大行，尤其是郵儲2021年個人存款占比高達88.48%（見表10）。2021年郵儲擁有近4萬個營業網點、超6億個人客戶，其縣及縣以下個人存款占全行個人存款的比重接近70%，憑借“自營+代理”的獨特模式以及郵銀協同的特色優勢，郵儲零售銀行業務表現優異。從規模上看，農行個人存款規模達到12.9萬億元，已經穩居行業第一；工行對公存款為13.3萬億元，比第二名的建行多3萬億元，工商企業領域的優勢仍然明顯。

　　表10 2019~2021年六大行存款結構（%）

　　在負債成本方面，雖然在其余五大行存款付息成本普遍上升的情況下，交行的存款付息率逐步下行，但其對公、個人及總存款付息成本仍顯著高于其他五大行，后續仍需持續優化存款結構，壓降高成本存款規模，加強存款成本管控（見圖3）。

　　圖3 2019~2021年六大行存款平均付息率比較

　　傳統個人住房貸款仍是利潤的重要來源，對公行業選擇存在分化

　　銀行資產端結構優化已經被提及多年。六大行體量龐大，以貸款為主，債券投資以持有至到期為主的結構基本沒有大的改變。資產結構優化可能重點還是看貸款投向。2021年，建行、中行、交行的對公貸款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個人貸款占比下降。其中，建行對公貸款占比上升幅度最大，為0.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住房信貸“三條紅線”考核要求出臺，其調整壓力最大。

　　雖然房地產市場發展趨勢正在轉向，但個人住房貸款仍然是銀行利潤的重要來源。2021年，我國金融機構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約為5.63%。六大行的個人貸款整體收益率基本在4.6%以上，而對公業務貸款利率只有4%~4.1%的水平。對公業務若考慮2.2%左右的不良率（六大行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均不到0.5%）以及1.6%左右的存款負債成本，則基本失去了盈利空間（見表11）。

　　表11 2021年六大行個人貸款、公司貸款及總存款數據比較（%）

　　注：1．中行統計口徑為中國內地人民幣業務個人貸款平均收益率。

　　2．中行統計口徑為中國內地人民幣業務公司貸款平均收益率。

　　銀行對公業務有服務實體經濟的明確要求。對公領域信貸增量的分布可能更能反映各行在信貸投向方面的差異化選擇。拉長時間軸，從疫情前后對比看，工行對于制造業的信貸投放力度明顯偏弱，新增貸款僅占對公新增總量的6.53%，而其他行的占比則均在10%以上，交行更是達到24.78%。雖然制造業的不良率確實在各個行業中偏高，但制造業對于我國經濟升級至關重要。建行以基建見長，但其最近幾年在基建領域的新增貸款占比反而落后于工行、中行甚至郵儲，如：電力、熱力以及燃氣生產供應行業，建行新增占比僅為6.95%，而中行為11.75%；交通運輸、倉儲行業建行新增占比為13.84%，而工行達到31.82%、郵儲達到38.57%。對公房地產貸款出現明顯分化，尤其是工行對房地產企業的新增貸款占比僅有1.08%，展現出對行業趨勢判斷較強的前瞻性（見表12）。

　　表12 2019~2021年六大行公司類貸款細分行業新增貸款占比（%）

　　新興業務具有發力空間，能力建設是關鍵

　　銀行從傳統資產負債業務挖掘利潤增長點的難度越來越大，中間業務可能是銀行打造未來競爭力的關鍵。2021年六大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轉降為升，工行以1487.27億元位居六大行之首，是郵儲的3.5倍；建行次之，高達1386.37億元。中行和農行規模相差不大，而郵儲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增速為29.43%（見表13）。從分項來看，六大行各有側重。其中：工行收入最多的科目是結算、清算及現金管理，達到412.70億元；建行收入最多的科目則是電子銀行業務收入，達到289.42億元；中行是代理業務手續費收入最多，達到298.75億元；農行同樣是電子銀行業務收入最多，達到304.76億元。

　　表13 2021年六大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對比

　　六大行一度以國際銀行為標桿，大力提升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但路徑選擇存在問題。大量的中間業務收入還是來源于表內資產的規模擴張，未來六大行需要從真正意義上的投行業務入手，讓中間業務成為銀行轉型的驅動力。招行和興業探索的FPA（對公融資總量）管理模式值得六大行借鑒。在業務層面，結合現實情況，資管業務或是六大行發展中間業務的關鍵突破點。

　　2021年是資管新規過渡期的最后一年，六大行積極落實資管新規系列監管政策，加快推進理財業務轉型。其中，工行理財業務規模最大，非保本理財規模為25863.93億元，但較2020年規模收縮1220.34億元，成為六大行中理財規模唯一收縮的銀行。理財子公司凈利潤方面，部分理財子公司凈利潤出現井噴式增長，其中建信理財和中銀理財凈利潤增速高達515.52%和473.41%，而工銀理財2021年凈利潤僅為8.92億元，受理財規模縮水拖累，工銀理財凈利潤依然在六大行理財子公司中排名墊底（見表14）。當然，理財業務帶來的利潤相較于六大行總體的利潤還很小，但六大行主要是期望通過理財業務構建起較強的投研能力，彌補與國際投行相比最大的能力短板。

　　表14 2021年六大行理財業務比較（億元）

　　重點戰略比較

　　六大行在落實中央重大戰略部署方面行動較為一致，但也各具特色。普惠金融、綠色金融、鄉村振興、金融科技等領域將是銀行未來的發展重點。

　　普惠金融

　　最近幾年，中央對于小微企業的關注度很高，六大行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也在不斷攀升。2021年，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合計達到6.5萬億元，比六大行向房地產企業投放的貸款總額還高2萬億元。利率方面，工行、建行、農行基本都在4.10%左右；中行新發放貸款的平均利率最低，為3.96%（見表15）。從總量和價格上看，六大行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力度非常大。當然，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異常，比如，郵儲新發放貸款利率高達5.19%，同比還上升了32個基點。

　　表15 2021年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比較

　　六大行支持小微企業既是落實國家重大戰略要求，也是尋找利潤增長點的現實選擇。大型客戶金融服務選擇的渠道多，議價能力強，且客戶關系也相對穩定。銀行再去爭奪大型客戶性價比較低，而針對小微企業客群的金融服務尚未飽和。六大行在服務小微企業的思路上較為類似，均是依靠數字化手段，基本都推出了線上“快貸”型信貸產品。其中，工行在精準服務方面領先一步，推出了“光伏貸”產品。不同行業差異較大，未來六大行可能要學習工行，按照行業進行細分，打造普惠金融服務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在更深層次，普惠金融服務之所以重要，還與銀行對公業務轉型有關。六大行可從小微企業入手，逐步增強對中型企業客戶的服務，形成更具成長潛力的客戶基礎，推動業務轉型。

　　綠色金融

　　六大行高度重視綠色金融發展，普遍將綠色金融納入全行發展戰略體系，農行更是在2021年將綠色金融作為全行三大戰略之一。整體上，六大行綠色貸款增長迅猛。中國人民銀行《2021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數據顯示，2021年末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為15.9萬億元，六大行合計占比高達54.59%，充分體現出六大行的社會責任。2021年六大行綠色貸款增速均超過30%，其中，工行綠色貸款余額最高，達24806.21億元；中行增速更是高達57%；交行和郵儲的綠色貸款規模和占比都相對較低（見表16）。

　　表16 2021年六大行綠色貸款比較

　　同時，六大行創新推出其他各類綠色主題金融產品，豐富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例如：工行在行業內首發“碳中和”資產配置指數，工銀理財發布行業內首只ESG主題的凈值型理財產品；建行2021年承銷72筆境內外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合計1240.37億元；農行創新推出生態修復貸、綠色交通貸、綠色節能建筑貸、碳匯林業貸等綠色信貸產品。從公告披露來看，交行和中行基于碳排放權的金融創新較為積極。交行落地全國首筆碳排放配額質押疊加保證保險融資業務；中行推出了碳排放配額質押貸款。當然，綠色金融不僅僅代表對資金投放的綠色標準要求，更代表的是一種經營理念。六大行對內已經在逐步推行綠色網點、綠色辦公、綠色出行。未來，綠色金融應當與銀行數字化轉型相結合。

　　鄉村振興

　　對六大行而言，鄉村金融是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之后又一個競爭洼地。當然，發展鄉村金融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2021年六大行繼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其中，農行涉農貸款余額一騎絕塵，高達47570億元，832個脫貧縣和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貸款增速均高于全行貸款平均增速。其余五大行涉農貸款規模雖低于農行，但增速均在14%以上（見表17）。農行在鄉村金融領域保持絕對優勢。

　　表17 2021年六大行涉農貸款比較

　　表18 2021年六大行金融科技投入比較

　　農村地區是農行的傳統優勢所在，但從年報披露的信息看，仍然可以看到農行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一是鄉村金融較高的戰略地位。實施三農縣域戰略，突出“服務鄉村振興領軍銀行”的定位，總行成立金融服務鄉村振興領導小組，在各級行設立鄉村振興金融部。二是深入的鄉村布局。2021年，農行遷建網點的65%布局到城鄉結合部、縣域和鄉鎮。農行還按照占比不低于50%的標準下達縣域招聘計劃，繼續實施建檔立卡脫貧戶家庭大學生專項招聘。

　　工行、建行等在農村地區的網點布局較弱，重點依靠數字化手段來彌補短板。如：工行創新推出“工銀興農通”鄉村服務App，構建三大鄉村綜合服務平臺；建行重點支持“建行裕農通”服務點建設，在“建融智合”上線“金融幫扶專區”；郵儲明確建立“12345”工作框架（一條主線，即三農金融數字化轉型；兩項優勢，即“線上+線下”和郵銀協同；三大平臺，即農業農村大數據、銀企銀政對接和郵銀協作；四類數據，即農戶與信用村、農村資源、政府政務和集團會員；五類場景，即縣域農村生產經營、日常消費、涉農產業生態、集團協同和農村政務），提出服務鄉村振興“十大核心項目”（包括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建設、縣域場景建設、線上產品提升、“郵E鏈”平臺、政府數據采集和對接、鄉村振興公司業務生態版圖、郵銀協同的惠農合作、母子協同的三農生態建設、三農金融數字化風控和三農金融品牌建設），建設服務鄉村振興數字生態銀行。服務鄉村經濟重點是要針對農村產業，通過產業讓農村富裕起來。農行針對細分產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思路值得借鑒，如單獨制定白酒、畜牧、屠宰及肉類加工等涉農行業信貸政策。

　　金融科技

　　隨著互聯網行業提出規范發展要求，銀行面臨的外界競爭壓力有所緩解，但經濟金融形勢嚴峻，銀行數字化轉型的緊迫感仍然較強。2021年，六大行持續提升金融創新投入和人才供給，金融科技投入基本穩定維持在營業收入的3%左右。其中，工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和人員數量位居六行首位，尤其是科技人員數量是建行的兩倍多。單從科技人員數量上看，六大行已經足夠與互聯網企業匹敵（見表18）。

　　從同業比較來看，工行和建行的金融科技發展相對領先。整體而言，工行在數字化戰略中表現出了更強的全局性。工行率先提出“數字生態、數字資產、數字技術、數字基建、數字基因”的五維布局，深耕數字化品牌“數字工行（D-ICBC）”。在社會評價方面，2021年工行在中國銀保監會全國性銀行信息科技監管評級中獲評銀行業第一，連續八年領跑國內同業；智慧銀行生態系統ECOS榮獲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獎”特等獎；成為全國金融業首家獲評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最高等級（5級）的企業。截至2021年末，工行新增和累計專利授權數均為國內銀行業首位。建行在局部領域耕耘較深。例如，建行正打造“建行云”高價值品牌，推動“建行云”成為用戶首選金融業云服務品牌，并致力于打造國內金融行業首家SRv6智能云骨干網絡；連續三年入圍“福布斯全球區塊鏈50強”。當然，六大行的數字化進程、金融科技水平與摩根大通等國際銀行或互聯網巨頭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仍需堅持長期穩定投入，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

　　在改變中前行

　　從內部看，銀行的信貸投放邊際效率已經較低。信貸業務是我國銀行業務的核心，也是傳導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貨幣供應整體較為充裕。2021年，我國M2規模是2009年的3.9倍，而對應的GDP只擴大到3.4倍。加上宏觀杠桿率高位運行，經濟增長債務化的問題開始顯現。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實體經濟還缺少一個具有驅動力且高速發展的新產業來替代房地產。同時，銀行的資金投放更傾向于落實中央政策，為企業紓困，保障經濟平穩運行。存量資金對實體經濟產生的效應可能遠大于增量資金的結構調整。六大行通過信貸單一手段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難度較大。

　　從外部看，金融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2020年以來，疫情疊加逆全球化，國際經濟金融秩序進入快速變動期。進入2022年以來，通脹、美元加息以及俄烏沖突等，讓金融市場動蕩更加頻繁，我國資本市場持續下行。從可預期因素看，“收割”“洗牌”將是未來幾年全球金融格局變遷的關鍵詞。尤其是美元信用持續透支，與黃金掛鉤的多元貨幣體系有可能成為現實。金融體系洗牌重構的方式也有可能會較為劇烈，但方式和路徑則難以預料。不穩定的金融環境增加了銀行經營的風險。比如國際資本的惡意狙擊、主權債務特定對象賴賬、金融交易隔離，等等。六大行經營范圍較廣、資產規模較大，面臨金融打擊的概率也較高，對于潛在的外部沖擊，應當做好充分預案。結合六大行的經營基礎和內外部形勢判斷，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要凸顯對公業務的地位。銀行界存在過度重視零售銀行的誤區。經過多年的深耕和挖掘，零售銀行業務已經趨于飽和。根據央行數據，我國居民人均持有銀行卡數量為6.55張，加上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賬戶，個人金融服務基本實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六大行需要作出適當的戰略調整。2021年，工行個人客戶數量為7.04億戶，建行為7.26億戶，郵儲為6.37億戶，農行達到8.78億戶。六大行零售客戶規模增長空間已經接近上限。從服務實體經濟出發，對公業務才是銀行未來競爭力的標志。同時，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對公業務的數字化也是下一階段銀行數字化的主要目標。六大行也應當重新定位對公和零售業務的關系。當然，在對公業務發展中，應聚焦中型客戶，這類客群有可能成為對公業務利潤的主要貢獻點，以及傳統信貸業務和數字化服務手段上佳的融合點。

　　縱深推進數字化應用。六大行的數字化已經邁過了線上化以及搶占場景階段，需要考慮數字技術應用的縱深。重點是要圍繞客戶關聯關系和客戶體驗。當前階段，六大行在場景布局、生態搭建方面下足了功夫，但通過場景、生態加強客戶聯系、提升客戶體驗方面還有所欠缺。尤其是大量的App將客戶活動進行了分割，離散化的連接方式讓客戶感受較差；一些補貼式的推廣策略，也讓客戶感到厭倦。六大行需要重新考慮客戶服務平臺的定位、特色及社會效益，采取令客戶更舒適的數字化策略。數字化成效評價、考核要與客戶體驗、社會影響掛鉤，要考慮科技與金融的融合，不能偏離銀行主業。特別是科技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也會增加部分人群的學習成本，還可能讓金融信用關系演變成數字游戲。從科技倫理角度，六大行要開始考慮數字化的適度性。數字化推進節奏要與客戶的金融素養、科技素養共同匹配。

　　進一步做好資產質量管理。風險管理是銀行永恒的主題，但未來幾年銀行的資產質量壓力會比以往更大。六大行必須考慮疫情背景下的產業格局變遷、金融寬松政策產生的風險延遲暴露，如小微企業信貸的集中違約、企業債暴雷等。在經濟轉型升級階段，銀行資產質量管理要講究方式和方法，不能直接抽貸、斷貸，引發信用踩踏。一是要做好風險的預警和預判。當前的風險形勢非常復雜，傳統經驗可能失效，那么對于撥備、資本等要預留充足的空間。二是要考慮靈活運用股權性投資方式。銀行雖然存在限制，但六大行投貸聯動業務仍可以進行深入探索。三是要優化增量資產的投向。資產質量管理需要存量和增量并重。增量資金要投放到代表未來生產力的企業中，民生、綠色、科技領域應成為重點。同時，在資產的期限結構管理上要作出適當調整，平滑不良資產暴露節奏。

　　探索內部組織結構改革。六大行股改上市至今已經快20年了，內部的科層制管理結構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與數字經濟對效率、知識的要求不甚相符，組織結構調整處于轉折階段。雖然外界大力推崇扁平化、敏捷化的組織方式，但銀行還需要結合自身情況來進行改革。六大行首先要做的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管理，而是要明確管理崗位的核心職能，去除管理崗位工作空心化的弊病，增強對下服務、對下負責意識。其次是要探索穿透考核。銀行的考核任務要考慮從管理層開始分解、傳導，將條線管理逐步從業務層擴展到財務、人員方面，解決責權利不對等的問題，打破部門銀行局限。再次可考慮壓縮層級。一方面是提升從決策到執行再到決策的循環效率；另一方面也是釋放普通員工的創新活力。數字化提升了管理半徑，層級壓縮具備操作空間。

　　協同做好中小銀行風險化解工作。由于宏觀形勢持續處于高壓狀態，中小銀行生存空間不斷收縮，使得經營風險開始暴露。“多而不能倒”的問題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六大行作為我國金融業的穩定器，與資本市場、實體經濟關聯非常緊密，在做好自身風險防范的同時，也要協助做好中小銀行的風險化解。前期，六大行在參與處理包商、錦州等銀行風險方面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按照“防早防小”的原則，六大行還可以對中小銀行適當進行能力輸出，夯實中小銀行自身的安全基礎。比如，將成熟的金融科技工具開放、共享給中小銀行，提升中小銀行的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從而改變中小銀行的風險定價思路。再如，將風險管理經驗總結提煉后提供給中小銀行，從制度和管理層面強化中小銀行的風險管控能力。當然，六大行還可以通過一些并購操作來協助化解風險。

　　堅定推動金融走出去。當前，實施金融走出去戰略較為艱難，主要是國際競爭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已經是全球經濟體系的深度參與者，需要有與之匹配的金融服務支撐。從競爭博弈的角度考慮，我國金融體系還處于發展階段，要保持金融穩定、提升金融競爭力，不斷增強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系是較優策略之一。因此，即使外部出現了逆全球化思潮，我國金融走出去也勢在必行。首先，六大行可以緊密跟隨企業走出去，通過我國的經濟影響力，擴展金融影響力。六大行在全球網絡布局方面具有優勢。其次，要考慮通過投行業務深入國際市場。雖然我國銀行的投行業務相對來說是短板，但進入國際市場不需要太高的客戶門檻。最后，要助力國家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俄烏沖突對我國金融體系起到了警醒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博士，高級經濟師，高級企業文化師，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建國支行行長、北京市分行研究部總經理、辦公室主任，現供職建行研究院。主要研究領域：商業銀行實務與經營管理、金融風險管控、金融科技、國際經濟與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