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國金融業新十年大幕開啟。新浪財經推出《金融大時代》年度專題，專題包含“100人100瞬間”、“時代有溫度”、“行業有情懷”三大篇章，回望歷史鏡鑒，記錄金融人物，展望星辰征途。

　　著名金融學家和金融教育家曾康霖教授

　　他心系國運，肩負使命，在數十年如一日知行合一的學習、研究和執教生涯中，發表了諸多有影響力的著述，推動了中國金融學理論的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金融人才，在學界、業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本文僅從以下五個方面展現這位大家的風采和學術初心。 

　　從學黨史看一位高校教授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崇敬 

　　曾先生自1956年進入經濟學的殿堂以來，始終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以此用于教學，指導研究。不久前，曾先生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百年華誕上的講話。習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歸根到底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行！這對我們來說是強烈地震撼！曾先生說，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視野宏闊、思想深邃、內涵豐富，催人奮進！在此，結合學習黨史和總書記的講話，以及他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會，評介于后，以饗讀者。 

　　近年來包括在疫情期間，曾先生重新學習深化領會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包括金融）的重要原理和基本論斷，得出如下體會。 

　　曾康霖教授

　　為人類求解放，嚴謹治學、務實求真的精神矢志不渝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經濟學可分為三個時期：19世紀40年代、19世紀50年代、19世紀60年代。《資本論》第一卷是1867年9月14日在德國漢堡公開出版的，撰寫時間是兩年，即1863~1865年，但研究時間是40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閱讀、利用的書籍、文獻達1500多種，系統整理的讀書筆記有23本、1472頁。《資本論》的全名原來叫《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這說明這部巨著是在批判、繼承、弘揚先哲們的基礎上寫成的。馬恩研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代表人物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思想學說的基礎上完成的。亞當·斯密提出了“勞動一般”的概念，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大衛·李嘉圖把商品生產中耗費的勞動量所形成的生產費用，看作商品價值的基礎，受到了馬克思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在經濟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相互競爭，這使得在商品生產中耗費掉的勞動量所構成的生產費用是不確定的，不確定的勞動耗費所構成的生產費用，怎么能看作商品價值的基礎呢？馬克思當時認為：在現實當中，商品價格只能由競爭即供求關系決定，這種價格可稱為“市場價格”， 但不是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在當時由他看來，商品沒有其“內在價值”。換句話說，在《巴黎筆記》中，批判李嘉圖的“商品的價值，就是商品的生產費用” 時，馬克思還沒有建立起“勞動價值論” 的邏輯思維。 

　　曾康霖教授（右）與黃達教授（左）交流 

　　建立起“勞動價值論的思維邏輯” 是在馬克思確立了“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理論以后。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提出“勞動一般”的概念是一大進步，但這樣的抽象，不足以表明生產商品勞動的特征。生產商品勞動的特征首先在于交換，也就是說，成為商品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交換證明了是社會所需要的勞動。具體勞動能不能轉化為抽象勞動，關鍵在于能不能被社會需要。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樞紐。之所以是樞紐，就是必須明確：商品的價值是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商品的交換價格后，才確立的概念。進一步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緊密結合著“價值的質—價值的量—價值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邏輯思維建立的。邏輯的起點是商品，然后沿著“商品——貨幣——資本” 的路線上升。馬克思說，他著述的《資本論》固然把資本作為中心范疇，但絕不能把資本作為邏輯的起點。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這些范疇支撐，那它什么也不是。 

　　還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當時也沒有建立起“剩余價值論”的邏輯思維，重要原因之一是馬克思的邏輯思維受到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換句話說，他接受了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和哲學的人道主義。所謂“直觀的唯物主義”，簡要地說就是只看見事物的現象，而沒有見到事物的本質；所謂“哲學的人道主義”就是只把單個的個人看作唯一現實的社會的主體，而且把人看成私有制的附屬物。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馬克思對當時資本主義私有制下所形成的競爭，只是直觀地去理解，對于利潤和地租數量分配高低的認知完全歸結為習慣和壟斷。所以，只從現象和人道主義去看問題，就得不出科學的結論。還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和哲學的人道主義思想后，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是：譴責私有制怎樣奴役工人、使工人處于非人的貧困的境地，而沒有指出工人的剩余價值如何被資本家剝削和占有。這樣的思維只是用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政治經濟學，而沒有用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來研究政治經濟學。怎樣用社會發展的規律來認知資本主義社會，那是在《巴黎筆記》刊登四年后，即在1847年7月出版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中才確立起來的。在這本書中，他揚棄了用人道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經濟社會的思維，第一次把在私有制下工人遭到奴役、剝削的事實同勞動價值論聯系起來，指出勞動與勞動力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大于勞動本身的價值，即大于勞動力的價值。這樣，確立了“剩余價值”這個范疇，在“剩余價值”的基礎上，揭露出資本主義的剝削，還指出了工人創造的部分價值被私人資本家占有。這表明，必須用社會發展規律的思維來研究政治經濟學，而這樣的研究，必須確立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的科學范疇。應當指出，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基礎，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矛盾產生和不可調和的根源。

　　曾康霖教授（右）在北京看望趙海寬教授（左）

　　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受益終身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三大組成部分，即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威廉·配第、亞當· 斯密、大衛·李嘉圖、詹姆斯·穆勒為代表，這表明《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是在學習、批判、借鑒他們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礎上完成的。我們經常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讀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哲學的貧國》《雇傭勞動與資本》《資本論》使我深深感到，馬克思的著作博大精深， 既是政治經濟學，又是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社會怎么發展的科學。特別使人震撼的是，馬克思的著作處處充滿著辯證的唯物主義。在討論商品、貨幣、勞動、價值、剩余價值這些問題時，馬克思的思維邏輯，絕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對立與統一、抽象與具體、本質與形式、靜態與動態、整體與局部、否定之否定、是與不是等。曾先生曾向弟子們說馬克思的理論絕不是平鋪直敘。要讀懂馬克思的理論， 必須下一翻功夫。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認知事物必須有批判性思維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在批判前人研究思維邏輯和模式選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集中體現在馬克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恩格斯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反杜林論》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資本論》最初的書名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鮮明地表明了其對經濟學的研究是批判的產物。 

　　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批判”一詞，具有“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意思，也就是通過一定的標準評價思維，進而改善思維，是合理的， 反思性的思維，既包含思維技能，也包含思維傾向。其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 公元前399年），而后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把它稱做“反省性思維”。這種批判性思維或“反省性思維”，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可詮釋為“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思維慎密、博大精深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從1844年開始直到1883年逝世，歷時近40年，其艱辛可想而知。《資本論》第一卷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從商品的二重性開始，不只是揭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細胞”，更重要的是揭示商品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商品的自然屬性——使用價值，具有不可比較性；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具有可比較性。這種可比較性，通過交換直接表現出來，也就是通過交換價值的比例關系直接表現出來，從而產生了各種價值形式。經過這樣的分析，馬克思把價值定義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結晶。這一定義，是理論的抽象，其核心含義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肯定了這一點， 就為剩余價值奠定了理論基礎。 

　　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石，說它是基石，其含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剩余價值理論中的核心觀點，是勞動創造的價值大于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而勞動力本身具有價值，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力是“商品”。學術界根據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概括了一句名言“勞動力不能成為商品， 貨幣就不能轉化為資本”。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作為貨幣的價值形式要能成為“資本”，必須以剩余價值為條件。馬克思在《巴黎筆記》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曾指出：“物的真實的價值仍然是它的交換價值， 后者歸根到底存在于貨幣之中。”這表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其價值仍然是它的交換價值，存在于貨幣之中。由此，我們也能說，剩余價值不能成為交換價值，貨幣也不能轉化為資本。 

　　貨幣轉化為資本，商品必須進入流通過程，其使用價值必須進入消費領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考察了資本流通過程或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的統一。學術界曾認為，《資本論》第一卷揭示了資本的本質，構成《資本論》的基礎，第三卷考察了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及其分割， 第二卷研究了剩余價值向利潤的轉化過程，構成《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的中介，由此可見《資本論》第二卷的地位和價值。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為了使商品進入流通過程，其使用價值進入消費領域，就必須研究社會生產、再生產過程。生產、再生產過程其實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總產品怎樣從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另一方面是社會總產品轉化為貨幣形態后，又如何取得需要的商品，即實物補償。對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提出了“有計劃按比例的社會再生產理論”。 

　　為了在復雜的經濟環境中尋求社會再生產的規律，馬克思在研究中，精心設計量化對接。從理論上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社會生產、再生產中存在很多矛盾，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導致兩極分化、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呈階段性和周期性，它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衰退和變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思維邏輯。 

　　從《讀書筆記》看一位金融學家的睿智和用心 

　　“ 思曰睿” （ 參見《尚書· 洪范》）。“至千里”；“成江海”（參見《荀子·勸學》）。曾康霖先生的學術成就來源于他熱愛真知，敏于求索，責任學教，勤謹著述，執著學業，極富效率的不懈工作。 

　　“經世濟民，孜孜以求”；“開放包容，求是創新”。為了和讀者朋友一起體味曾康霖先生的治學精神，領略其學術思想源流，感悟其作為一位金融學家的睿智和用心，啟迪學術，助力人才培養，在西南財大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學校相關部門、相關同事、同學、校友的積極參與下，我們歷經兩年多對曾先生大量讀書筆記文稿進行整理編輯，《曾康霖讀書筆記》一書在2021年由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曾先生從教60年來， 涵泳書海， 精讀馬恩經典著作，研讀外國經濟金融等名著，認真學習領會黨和國家權威文件、專業文件，撰寫了大量筆記。透過這些筆記，可以看到作為金融學家的曾先生是如何讀書、如何思考并迸發出思想火花的。 

　　《曾康霖讀書筆記》共計五編、50余萬字，即學習經典著作編、學習外國名著編、學習權威文件編、溫故而知新見微而知著編以及信息知多少貴在敏與思編。 

　　第一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曾先生數十年學術生涯中的部分經典著作讀書筆記。這些筆記是由曾先生的大量讀書筆記手稿整理而成的，沉淀了他獨立思考、深刻體會的思想精華。這里選取的筆記主要是讀如下著作形成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資本論》第二卷手稿第一章、《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馬克恩《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恩格斯《反杜林論》。 

　　第二編從曾先生閱讀大量外國名著寫的讀書筆記中，主要選取了如下專著的筆記：《舊制度與大革命》《21世紀資本論》《歐元思想之爭》《美國貨幣史（1867-1960）》《金融創新》《債務危機：我的應對原則》。讀者可以從這些讀書筆記中體會到一位筆耕不輟、孜孜以求、執著追求、境界卓越的學者在其看似平常的閱讀中是怎樣去宏微兼具、舉重若輕地把握歷史、審視世界、立足國事和洞徹專業的。 

　　第三編主要收集整理了曾先生學習權威文件時寫下的若干筆記，其中包括《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知》《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解》《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問題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論改革與經濟發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讀者從這些筆記中，可以非常清晰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學者心系民族命運、切實專業濟世的理性、智慧和情懷。 

　　第四編主要編入了曾先生在進入21 世紀以來關于金融理論與經濟問題的讀書思考。他對傳統的經濟金融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掘深拓寬思考，致力于“溫故而知新，見微而知著”。其研究涉及的內容廣泛，包括經濟發展的反思，對外依存度， 美國赤字；金融本質認知，金融制度變遷，德國全能銀行，銀行中介融資與市場融資；企業社會責任，國有化與私有化；貨幣政策的松與緊，宏觀調控；國內學者關于經濟與金融關系的論述；按科學發展觀設計我國的金融制度。 

　　第五編主要編入了曾先生在閱讀即時通信工具文章的體會。隨著即時通信工具的應用特別是微信的發展，大量文章通過微信傳播，曾先生也時常瀏覽微信。他以學者的敏銳和智識，常常從海量的微信中發現、發掘有價值的信息并加以自己的思考，給予我們“信息知多少，貴在敏與思”的深刻啟示。這里挑選了曾先生從瀏覽微信中提取的11點認知和思考，其中包括《鄉村振興報告的亮點》《劉易斯拐點中的拐點：年輕人不愿意進工廠打工》《對企業家精神的認知》《國內專業人士對互聯網的看法》《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道，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有思想——知行合一的讀書是人類智慧生活的重要內容，是激勵人類智慧的重要途徑。置身當今世界的中國大學，建設知行合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事業，我們迫切需要有思想——知行合一的讀書。 

　　《曾康霖讀書筆記》出版后，曾先生特別囑咐要贈書給相關高校圖書館及科研院所，希望以此為弘揚讀書文化，傳承讀書思想，鑄就讀書自信，貢獻讀書智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人才培養盡一份力。 

　　從做學問的特點看一位學者的邏輯思維 

　　曾先生做學問的特點，可概括為以下六方面。 

　　為學生著想撰寫研究性著作 

　　1977年恢復了高考招生和學位制度， 有條件的高校和研究部門，開始招收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但缺乏教材和專業性的參考讀物。這時曾先生為適應培養人才的需要著述出版了兩部著作，即《資產階級古典學派貨幣銀行學說》和《金融理論問題探索》。 

　　《資產階級古典學派貨幣銀行學說》得到了同行專家的充分肯定，黃達教授在給博士生講課時，提出要像曾康霖同志那樣，“從學說的淵源考察學術系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把該書作為研究生的教材之一，在市場上缺書而不能買到的情況下，將該書油印發給學生。讀過這本書的同學的體會是：這本書的優點就是“比較研究，層次分明，連貫敘述”，不像有的同類著作，只偏重于介紹。 

　　《金融理論問題探索》這一著作有兩個亮點：一是沒有從“價值形態的發展來敘述貨幣的產生和職能”，而是從“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四個環節闡述貨幣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明確中國的人民幣不是黃金的符號，不能稱作“一般等價物”，是信用貨幣，而且較充分地闡述了人民幣作為信用貨幣的特點，特別是結合歷史實際， 闡明了人民幣怎樣把商品的價值轉化為價格。這是一個當時學術界難以從理論上說明的課題，因為在信用貨幣流通的條件下，不在理論上確立商品的價值怎樣轉化為價格，就容易與“貨幣名目論”混淆。而在這一著作中明確指出，通過“商品歷史上的比價關系”，將各種商品的價值轉化為價格。這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又與“貨幣名目論”區別開來。對這種研究的思維邏輯，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密切結合了中國的歷史實際，是值得倡導的。 

　　引導學生擴大視野，跨學科研究問題 

　　大家知道，曾先生提出經濟（金融） 領域的研究要與法學、消費經濟學和社會學聯系起來。他的這一導向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受到啟發。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公布后，曾康霖教授都要認真思考，諾貝爾獎得主獲獎的主題、獲獎的歷史社會背景、研究的過程以及得出的結論和學術界的評價。他把思考得到的啟迪和收獲都寫成了讀書筆記。如1990年的三位諾獎得主，把公司的籌集和投資與投資者的行為聯系起來；1991年的諾獎得主，用經濟學的原理去解釋權利與義務的交換；1992年諾獎得主，把經濟學的研究引入了婚姻、家庭、犯罪等問題。總之， 曾先生的研究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善于吸取名家的思維邏輯和研究方式，不是閉門造車自我封閉。 

　　曾康霖教授（右）在北京看望吳念魯教授（左）

　　近年他特別關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方面的論述 

　　他不僅梳理了習總書記講話的時間、地點、內容，而且關注習總書記講話的對象、核心和針對性。曾先生不僅將其講話的內容分類歸納，而且比較不同場合中講話的共同點、不同點和側重點。他這種精神與其說是職業偏好，不如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近年，他根據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連寫六篇文章“為中國金融立論”。他為什么這樣執著，鍥而不舍？2018年10月27日教育部巡視組到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考察，在聽取了匯報后巡視組負責人說：“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育部重點社科基地，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應研究中國金融嘛！”曾先生沒有親自參加會議，但聽了傳達后，覺得既是批評、導向，又是激勵、鞭策。于是經過一番思考后，他寫了第一篇為中國金融立論的論文——《大國金融及其特色——為中國金融立論》，論文集中論述了“中國是大國金融，社會主義金融，發展中的金融”。實際上，討論這一宏旨的論文在國內學術界并不多見。這篇論文被送給教育部巡視組，并在《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全文刊登。這篇論文無疑充分展現了一位退休老教師的意志和銳意向前的精神。 

　　金融研究要“以民為本” 

　　曾先生說，金融研究也要“以民為本”（參見《漫談金融研究》）。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我國現階段的制度環境下， 金融研究的更多的是官場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為政府和管理層服務，如研究的更多的是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總量控制、金融監管等。這樣的研究具有針對性、應時性，但這樣的研究主要是為決策者服務，具有時間的局限性。“位子決定思維，角色產生觀點”，這樣的研究難免會使思想—理論的發展趨于單一化和有礙多元化。此外，這樣的研究怎樣推動學說的發展和創新，也需要思考。他指出，應當承認，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金融研究在不斷前進。概括地說，從“官場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逐步進入“市場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再進入“社會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具體地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國金融注重風險、利率、匯率的研究，注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研究。近年來，注重金融服務方面的研究，注重在扶助弱勢群體、扶貧、維護投資者權益、救災等方面的研究。官場金融研究主要是為政府，市場金融研究主要是為企業，社會金融研究主要是為公眾。他的這種概括反映了我國金融改革開放和金融研究的實際。曾先生說， 金融研究要適應形勢的變化，但有一點必須確立，那就是金融展業要以民為本，金融研究也要以民為本。以民為本的含義在金融領域可體現為穩定幣值，讓人們在生產、生活中能夠合理安排和預期；建立、健全和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促使人們誠信履行相互的權利和義務；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獲得財產性收入；建立有效機制，幫助群眾避免、轉移風險，保障財產免損和安全；滿足金融服務需求，提高服務質量等。扶貧金融的理論和實踐，是曾先生倡導金融研究“以民為本”的集中體現。 

　　金融研究要以中華民族文化為根基 

　　曾先生說，金融學科的建設要傳承中華文明。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綜合性的實體，它具有民族性、地區性和時代性特征。金融事業的發展，金融學科的建設，離不開傳統文化的激勵和制約。中華民族的文化燦爛多姿、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按史學界的傾向性的觀點，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做人要以德為中心，以誠信為本，要求人們“厚德載物”“格物致知”。人與人之間的金融關系以誠信為基礎；厚德載物意味著人的擔當，而要擔當必須認知客觀事物即“格物致知”。所以儒家文化中的誠信為本，“厚德載物”和“格物致知”都應當是金融事業發展和金融學科建設的根基。中國經濟學人必須把握住這樣的根基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同時必須把這樣的文化根基作為金融學科建設的指導思想，推動中國金融學科建設。 

　　把文化、宗教納入金融事業發展的研究當中

　　曾先生把文化、宗教納入金融事業發展的研究中，是國內學術界少有的，甚至是獨創的。他提出，中國有“儒、釋、道”三大宗教，交互融攝，構成漢隋、唐宋以來兩千多年的文化、宗教總體。文化、宗教影響人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通過世界觀和方法論影響經濟、金融。在中國，應考察儒、釋、道三大宗教對經濟、金融建立和發展的影響。 

　　從密切聯系中國實際看一位高校退休教師，仍然著力進行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 

　　著力基礎理論研究和前沿問題研究 

　　2018年曾先生的《曾康霖文集：基礎與前沿》出版，這是他2008年退休以后的又一貢獻。他自己在《序言》中說：“關山初度塵未洗，策馬揚鞭再奮蹄”。這是他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使然。曾先生說，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需要先知先覺者，先知先覺來源于知識的沉淀。沉淀來自傳承、新知和互輔。知識分子可貴的地方就是先知先覺，能夠容忍接受新生事物，不保守。他對諸如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這些信息科技的前沿都有興趣去了解。即使不了解，也不急于否定。 

　　在前沿問題的研究中，除了參與一些國際問題的討論，如《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Ⅱ”是難以成立的》《也論優化國家資本結構》等以外，主要是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系統地寫了不少關于“普惠金融”“網絡金融”“扶貧金融”等方面的文章，供上層決策和推動實際工作參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他就“中國金融立論”連續撰寫了七篇文章。正如前文所述，他在開篇之作中指出了中國金融是大國金融、社會主義金融、發展中的金融，并展開論述了大國金融的擔當，社會主義金融的特點和發展中金融怎樣向現代金融過渡。他把社會主義金融的重要特點概括為金融活動主要以政府信用支撐；商業銀行高度集中；金融機構的資本金來源主要是中央財政和央行，資金運用主要是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金融風險絕大部分由政府承擔。在其他“為中國金融立論”的文章中，曾先生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的真知灼見，在此不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讀讀。 

　　從多方面關心弟子的成長 

　　曾先生在西南財經大學建校95周年華誕紀念會上的發言中講到：“有兩句話人們比較熟悉，一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二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兩句話人們熟悉，但不一定理解得深刻。”對此，他有自己深刻的理解。 

　　他說，第一句話是孔子說的，后面還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別人的言行舉止必是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選擇別人好的學習，看到別人的缺點短處，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如果有就改正”。這句話說得很辯證，要則其善者，發現不善者，有的要從之，有的要改之。“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后面也還有一句“一日有所得，何止十年書”，這句話是告訴人們知識在于積累，聰明在于勤奮，告訴我們做人、做事、做學問要統一起來，學而不厭要持之以恒，終成成果。 

　　曾先生援引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批評的“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現象時說，這表明一些學者的浮躁，甚至缺少為人的道德。當老師的責任是什么，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傳什么道，授什么業，解什么惑？師者應有自己的正確選擇。 

　　曾先生對老師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通常說老師培養人才，其實人才不是老師培養的，而是家庭、社會培養的。老師只是起了一個引路人的作用，當然，也會是關鍵時刻的作用。人們常說，老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其產品是什么？是畢業生嗎？是指路，是半成品，而不是成品。 

　　老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同行者，永遠都在路上。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進校時，老師要關愛學生；畢業后，老師也要關愛學生！ 

　　曾先生關愛學生的動人故事，我們可從《篤信致遠：曾康霖》的傳記中一位“陌生”學生的來信中讀到。該信的第二段開頭便說：“我不是您的弟子，也不是金融學院的學生，我曾一度擔心我給您發信息時備注的姓名，您是否會感到陌生。我只是西南財經大學莘莘學子中最普通的一員，就這個資格，也是基于您對我的幫助，夠我用一生的努力去珍惜，從未敢褻瀆。十年里，您和西南財大與我的情緣像天賜的幸運深入我的血脈，改變了我的命運。曾先生，您尚記得否？” 

　　作為從教60多年的老教師，曾先生對學生的成長因素也有自己的獨到看法，他說：“作為一個老師，我深深感到，青少年的成長，要有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進一步說來要有政府導向、社會熏陶、學術培養、家庭關懷以及朋友談心。這五個方面，缺一不可！”其中，政府導向集中體現在教育方針上，也就是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社會熏陶是要有優質的環境撫育，人的成長必須有親情、友情的示范效應；學術培養主要是夯實功底，擴充知識、技能，造就自力更生的能力，服務社會；家庭關懷主要是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撐，與學校配合促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德與才的關系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系；朋友談心是指老師也是學生的朋友，老師要做學生熱心人、知心人和引路人，朋友談心，要傾向于品德的形成、心靈的開拓，知識的擴展，以及為人處事的交流。 

　　他對青年學生也有自己的要求，一是要樹愛國之心，立報國之志。二是要有耐心和吃苦的精神，人生的路要一步一步走，大事做，小事也要做，要吸取經驗教訓，人生價值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吃點苦，需要在客觀的環境中磨煉。三是常懷感恩之心，要珍惜各個方面給自己的恩典和機遇。 

　　曾康霖教授（右）與本文作者在香港大學調研

　　從怎樣深入實際看一位學者的調查研究 

　　在《曾康霖文集》第五集中，曾先生講述了他怎樣調查研究。為了接受新生事物，增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多年來，曾先生致力于調研活動。對于如何開展調研，他有不少心得：“調研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事先‘胸無成竹’，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這個地方去，接觸實際，有什么問題就調研什么問題，這也許就是‘沒有框框，遇新求解’。這樣做，遇到的很多問題出乎我的意料，它的缺陷是單邊接受，難以反思，有點茫然。另一種方式，是事先‘胸有成竹’，尋覓求解。我更多的是采取后一種方式。為此，我的做法是首先要設計好調研提綱。靠多年的經驗，設計好的提綱要適時、適中、適應。所謂適時，就是現階段值得關注的熱點問題和可能發生的相關問題；所謂適中，就是所設計的題目不能太抽象，也不要太具體，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所謂適應，就是所設計的題目，是調研對象一般都能介紹和回答的問題，也就是他比較熟悉、有所研究的問題。‘三適’設計，頗費思考，為了設計好，事先除了自己認真斟酌外，重要的是要收集、聽取實際部門人士、相關老師、同行調研的學生們的意見。” 

　　他感慨地說：“在調研中，最費心思的是到什么單位，去找什么人。去的單位和要找的人確定了后，要分解調研提綱，即將要調研的問題細化，更具有針對性，然后以適當的方式（書面或口頭）告知要去的單位和要找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落實，一定要尊重別人，態度要懇切，細節要商議。因為我們是去求教于別人，而不是別人應向我們稟報。要知道，實際工作中領導和專家們都是繁忙的，在別人工作繁忙的情況下，你去調研，弄不好別人就會婉拒。但是這些年來，基于自己和一些單位的交流和交情，一般說來，別人都還是熱情歡迎的。當年招商銀行鄭先炳研究員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感動，他說：‘我很少給來行了解情況的人介紹情況，曾先生親自帶著弟子來行調研，我不能不親自出面。這不是因為架子大，而是一上班后，要處理的問題多。過去在中南財大與曾先生是同行，還寫文章與曾先生探討問題，曾先生的學識和為人，使人欽佩。’這也許是我作為老師帶弟子出來調研的優勢。” 

　　曾先生認為調研是一門大學問。他說，盡管調研前設計好了調研提綱，但要從別人的介紹、對話和座談中實時收獲有價值的信息，當老師的要抓住契機提示、點睛、歸納和啟發。他回憶起在招行總行調研時馬蔚華行長講的一席話，印象很深。當時馬行長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度下，想當官的企業家，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想當企業家的官，不是一個合格的官。”馬蔚華行長以親身體會告訴大家：“不懂得宏觀，就搞不好微觀；不了解別人，就不知道自己；不熟悉國外，也把握不住國內。”曾先生就以馬蔚華行長的這些真知灼見，啟迪弟子們思考其中的哲理，體會其中的真諦。在調研中，曾先生要弟子們除了比較系統地把握所敘述的內容外，還要注意從所介紹的只言片語中去發現、去領會、去品鑒其中的奧妙。 

　　他強調說：“調查研究不能‘只調查，不研究’，而要研究就必須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每次聽人介紹以后，我都要整理筆記，主要是弄清楚別人介紹的事實，理順別人介紹的邏輯，在別人介紹的基礎上去聯想、去領情、去收獲。在這本《曾康霖文集》中，搜集源自天南地北的調研與思考，也就是我整理的筆記記錄的一部分。” 

　　筆者學習了曾先生的《曾康霖文集》后深深感到調研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去實施，必須精心設計、認真施工、注重驗收。只有這樣，才有成效。這表明曾先生在調研上的確下了巨大功夫。正是如此，他得出了不少具有啟發性的觀察：一是當代的三農正在起變化，“農民最顯著的變化是公民意識的增強和市場經濟意識的提高”“農業正朝著生產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的方向發展”“農村已經不是自給自足的經濟，農村與城市相互支持，相互交融，共存共榮”。“解決‘三農’問題關鍵在于農業怎樣發展，農村怎樣建設，土地怎么利用，農民怎樣就業”。二是“民營經濟的發展要吸取新疆德隆興衰的教訓”“作為民營經濟的企業家，要懂得事物發展的辯證法，要自我量力，要承認差別，不能盲目自大……要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中自求定位，自謀發展，要從小做起”。三是要從城市信用社“一刀切”的退出中反思“這樣做違背了法治原則，違背了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違背了信用轉化的原則，產生了溢出效應”。四是“金融業發展與市場化程度的相關度要高于金融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度”。五是“研究區域金融的意義在于認識差別，承認差別，推動差別，縮小差別，關注地區差別就是要地區之間互進、互補、互動、互助”。六是“少數國有銀行從縣城中退出后，縣城金融體系仍然靠政府信用支撐。在農村，金融機構之間要強化合作，弱化競爭”。七是“對農村農民金融需求的考察要區分地區、區分層次。農業生產資料商品化的程度與金融業密切相關，農民家庭資產的流動性與金融業密切相關，農村居民的信用度與金融業密切相關。必須結合這三者的狀況考察農村需求”。八是“銀行在國內外進行兼并重組中呈現出四大趨勢，值得重視的是銀行業的兼并、重組給金融監管帶來的影響”。九是“地方政府負債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要采取措施推動地方政府負債良性循環。” 

　　通過調研得到的上述理性認識，需要同行認可和社會檢驗。社會檢驗離不開一定的時空界限，在21世紀初能有這樣的理性認識，應當說是“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特別是關注的側重點在基層（縣城金融）、三農和民營經濟。 

　　曾康霖教授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他多年來一直關注基層和農村的經濟狀況。在黨的十八大以后，他經過深入調查，提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以縣級區城為基礎，以廣大農村為前沿陣地，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經濟》。黨的十九大以后，他組織西南財大的校友、弟子又深入實際調查如何進行鄉村振興。他在《論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出，鄉村振興的切入點在于人，鄉村振興的壓艙石在于產業振興，鄉村振興的推進地在于建設小鎮。這樣的論述和主張，給人以啟發，引人深思，考慮問題的深入，是很切合實際的，既有理論意義，更有實際意義。 

　　曾康霖教授已經八十多歲的高齡了，但他仍然帶領學生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奔赴東西南北，求真知、聽真話，關心國家大事，與農民、農業、農村的心貼在一起，真是難得！

　　（作者說明：本文主要根據作者對曾康霖教授的訪談記錄和有關其事跡的各種文獻整理而成，所引文獻未能一一注明出處，特此說明并致謝。）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圖書館原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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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