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的客觀規律與戰略機遇 

　　記者：黃志凌，中國建設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

　　2020年9月22日，中國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既是我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也是我國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碳達峰、碳中和對全球來說既是一場能源革命，更是一場經濟與社會革命；既考驗政治家的戰略決斷能力，也考驗社會各界的深刻理解能力與戰略落地的創造能力，更考驗企業家和金融家的市場趨勢把控能力。

　　備受關注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世界領導人峰會于2021年11月1日至2日在格拉斯哥舉行。透過媒體報道，會議雖然取得一些共識，但分歧依然存在。

　　就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而言，我們既要深刻理解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意義，又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遵循世界各國已有實踐中形成的客觀規律，順應新能源發展趨勢的前提下謀劃好“碳達峰與碳中和“的大局，是事關未來一百年全球競爭戰略優勢能否形成的關鍵舉措。

　　一、碳達峰是經濟升級的必然趨勢，但達峰政策設計與行動計劃也必須遵循經濟規律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命脈，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能源的生產量與消費量都被作為經濟發展狀況的表征，也就是能源消耗越多，表示經濟態勢就越好。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中國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關系，這一表征正在發生變化。電力需求一直是反映經濟增長動能的重要指標，但根據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全社會用電量55500億千瓦時，同比只微弱增長了0.5%，大大低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深入分析不難發現，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技術進步疊加經濟結構調整：產業技術進步使得第二產業用電量40046億千瓦時，同比下降1.4%；第三產業用電量7158億千瓦時，同比增長7.5%；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7276億千瓦時，同比增長5.0%。尤其是居民生活用電不斷增長的趨勢，即使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第一二三產業用電量同比增長較快的情況下，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仍然同比增長6.9%。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質變，產業能耗的碳達峰是必然趨勢，是經濟結構調整、工業轉型升級加快、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必然結果，是宏觀政策所期待的。2015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5.6%，體現了節能降耗取得的新進展，2016—2019年全國單位GDP能耗累計降低13.2%， 更是佐證了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的這種趨勢。

　　數據顯示，2020年GDP十強城市如果從單位用電量支撐的GDP這個指標來衡量，北京達到了31.67元/千瓦時，蘇州只有13.24元/千瓦時，其根本原因在于產業結構不同。僅就蘇州而言，盡管2020年工業制造業中六大高耗能產業用電量的占比達到41%，但與2011年的49%相比也呈現明顯下降。如果北京與蘇州不具有可比性，我們還可以看看蘇州與深圳的差異。深圳第二產業占比雖然高達37.8%，在GDP十強市中僅低于蘇州和重慶，但2020年單位用電量支撐的GDP是蘇州的兩倍多，根本原因也是制造業結構以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主導。

　　中國經濟結構升級使得整體經濟運行模式步入了長期穩定通道，為從根本上擺脫了2010年之前的經濟增長對于能源消耗的依存關系奠定了基礎。從2012年至2015年，四年間的16個季度當中GDP同比增速均處在6.8%~8%的區間內；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底，GDP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6%~7%的區間內平穩運行。2020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運行都發生了劇烈波動，而中國由于應對措施及時有效，經濟率先恢復，預期將再次回到疫情之前的經濟增長中速運行軌道。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深入通道內部透過結構性變化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經濟增長在新通道運行的過程中，產業結構優化正在引起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關系根本性轉變。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第三產業增加值已經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就已經占到GDP的50.5%，同比提高2.4個百分點，高于第二產業10.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是第二產業本身內部結構也在積極調整，高新技術行業正在加速增長，產能過剩行業持續回落。與此同時，中國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份額大幅上升。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2015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顯示，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產品出口中所占份額從2000年的9.4%上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亞洲第一，以高鐵、核電和衛星等為代表的中國高端科技產品深受亞洲各國的歡迎。相應地，2014年低端科技產品出口占中國出口的28%，2000年則占到41%。這些清晰地反映了中國在經濟總量、人均水平和產業結構方面的變化。

　　工業生產單位產值的能源消耗必然也正在下降，這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還高出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水平。因此，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即提高能源效率非常必要。同時，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居民的電力消耗則會持續增加。由于生活中電氣化水平的提高，從最初的電燈泡，到電視機、電風扇、電冰箱，再到空調、電腦、吸塵器，不一而足，越來越多家用電器的使用，將使居民用電量相應增加。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判斷，中國目前的居民用電量是相當低的，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由于能源利用技術進步加快，不僅第二產業單位產值能耗在快速下降，即使是居民家庭照明和所有其他電器的功效也都在大幅度提高。所以，在觀察能源消耗趨勢時，不僅要深入結構層次，還要考慮能源利用技術革命及其在不同經濟領域運用的不同程度。

　　也就是說，在經濟結構不斷升級的條件下，碳達峰是必然趨勢，我們不應當對順應趨勢的發展目標作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同時，產業結構升級驅動碳達峰有自身的客觀經濟規律，政策設計和計劃安排要順應這些規律，任何試圖通過“運動式減排”來實現碳達峰，最終都會事與愿違。因此，在這樣的新格局下，全社會都需要了解和把握經濟增長與能源需求的變化趨勢，找準未來新經濟格局下能源革命的發展方向。

　　二、能源新趨勢必須深刻理解，把握趨勢就能夠抓住投資機遇

　　能源在經濟系統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第一次蒸汽機革命使人類進入化石能源時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類擁有了電力能源，第三次科技革命則帶來了原子能。人類能源使用方式和技能的提升以及新能源種類的出現，與生產生活的進步相伴相生。第四次科技革命也不會例外，能源領域的革命性突破必然會成為重點內容。

　　第一，在一次能源消費中，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將逐步加大，甚至可能最終替代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以及風能、太陽能、水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其在總能源消費中的比重，能夠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保護生態環境，降低能源可持續供應的風險。僅就太陽能而言，美國能源部在《太陽能未來研究報告》中，詳細闡述了太陽能在美國電網脫碳中的重要作用。該研究顯示，到2035年，在不提高電價的情況下，太陽能有可能供應全國40%的電力，推動電網深度脫碳，并創造多達150萬個就業。

　　中國能源結構的變化趨勢更明顯。2019年，全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已經升至15.3%。隨著技術進步和大規模生產，此前制約清潔能源發展的經濟性問題也在持續改善。2014年，中國風電發電成本已降到每千瓦時0.37~0.45元，光伏發電成本降到0.68~0.8元，且仍有較大降幅空間。儲能成本則可能降低到目前的1/5。所以，非化石能源在既有優勢的基礎上，將具備更為顯著的經濟性，競爭力有望超過化石能源，甚至可能替代后者。當然，趨勢歸趨勢，趨勢變現實不可能是“天上掉餡餅“的過程。根據碳中和目標測算，2060年只能利用大約14%的化石能源，而在2020年前后中國能源消耗的80%還是來自化石能源，任重道遠顯而易見。一方面，碳達峰和碳中和是一個艱難且有規律可循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怎樣通過技術進步與設備更新，最大限度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能，必然伴隨大量的研發投入與技改投資。

　　第二，化石能源的動力屬性將逐漸消退，將逐步回歸原料屬性。關于碳達峰碳中和將帶來廣泛而深遠影響的討論十分熱烈，其中一些觀點認為化石能源行業將被逐步淘汰，我不太認可這種看法。雖然在一次能源供給中，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將逐步加大，甚至可能最終替代化石能源，但這個過程還很漫長碳達峰之前不能輕言化石能源行業淘汰問題；從經濟發展趨勢上來看，化石能源行業的傳統產品只是動力屬性將逐漸消退，基本屬性將回歸原料屬性，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等領域將迎來更廣闊的前景。2021年9月，中央強調煤化工產業潛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為化工原料的綜合利用效能，促進煤化工產業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發展，把加強科技創新作為最緊迫任務，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積極發展煤基特種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因此，我們必須理解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本身同時具有動力屬性和原料屬性，過去發揮較多的是動力屬性，即通過燃燒直接提供動力。今后，在非化石能源的替代效應的推動下，化石能源將更多地被用作化工原料，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等領域將迎來更廣闊的前景。

　　第三，能源動力形態將日益電力化。隨著經濟結構變化和技術革命不斷加速，將來經濟運行所需的動力形態越來越呈現電力化趨勢。不僅水能、光能、風能直接產出電能，核能也是以電能的形態服務于社會經濟生活的。也就是說，非化石能源本身不具備通常意義的動力屬性，必須轉化為電能傳輸出去，而電能是實現傳統能源消費高效、清潔利用的有效途徑，因此動力結構優化為電力是必然趨勢。例如，火車已經從過去燒煤的蒸汽機車升級為電力機車；現在大多數汽車依靠汽油提供動力，將來電動汽車將成為主流。我國在2020年前后終端能源消費結構中電力占將近四分之一，預計2050年將提高到一半以上。隨著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加速推進，市場預期中國2060年能源消費電氣化水平將達到70%左右。

　　第四，電力的廣度與深度應用，將成為驅動經濟效率和效益提升重要杠桿。隨著技術進步和人類社會對于環境變化日益關注，人們對于能源電力化的偏好日趨明顯，不僅電力供給的方式日益多樣化、多元化（尤其是新能源初始形態就以分布式電力形態出現），傳統能源應用領域也日益電力化，譬如交通運輸領域，冶金領域、建筑領域等電力應用的范圍日益廣泛，其經濟效益也十分顯著。有關研究依據中國數據發現，電能應用的經濟效率遠遠高于化石能源直接應用的經濟效益，大體上1噸標準煤當量電能創造的經濟價值相當于3.2噸標準煤當量的石油和17.3噸標準煤當量的煤炭。

　　第五，從電力生產到電力消費的全供應鏈條，將日益精準化、精細化。電力需求和電力供給之間的不匹配是一個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相互匹配，將是一個重大課題。智能電網能使這一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通過電網的數字化、智能化，自主運行、自我優化，電力生產與消費都將更加精準化和精細化，資源利用將更加集約、高效，決策判斷將更加具有前瞻性。中國在電網建設和輸電技術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大型經濟體的前列，但在電力市場化、電力供求匹配尤其是不同性質的電力需求與不同性質電力供給進行市場化高效智能匹配方面，還面臨一系列亟待改革和加快發展的現實難點和痛點。

　　三、特殊時期的能源危機具有特殊性，應立足于能源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化趨勢構建跨國甚至洲際能源互聯網

　　2021年北半球入秋以后，隨著各國經濟逐漸從新冠疫情中恢復，對燃料的需求不斷增長。與此同時，主要經濟體的能源儲備嚴重不足，引發更多恐慌性買盤，形成了一次特殊時期的能源危機。也就是說，此次能源危機既不同于歷次地緣政治危機引發的能源危機，也不是一些媒體宣傳的那樣，即過激的全球碳達峰和碳中和政策所致。客觀地說，這是一次特殊時期爆發的特殊能源危機，其特殊性就在于經濟復蘇需求疊加季節性需求疊加官方儲備疏忽的三種因素疊加，其應對策略也應該與以往有所不同，不僅要著眼于增加傳統能源的總量供給，更要優先考慮傳統能源電力化傳輸和新能源迅速增加之后怎樣充分有效配置問題。

　　能源電力化之后，使得能源運輸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由船舶、車輛和管道等傳輸化石能源運輸轉變為通過電線連接的電網高效傳送電力動能，而新能源從一開始就以電力形式出現，使得電網建設成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其重要性甚至超越道路和港口。我們還注意到，化石能源電力化對于電網建設的空間需求存在一定經濟規模效應（化石運輸與電力傳輸的經濟權衡），而那些非化石新能源尤其是水能、風能、光能資源具有時空分布的供求差異，只能通過電網平衡供求的時空差異，通過智能化精準調度提高效率，通過電力市場交易產生遠遠優于化石能源電力化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也就是說，如果能夠借鑒信息互聯網模式，建設全球能源互聯網，就可以克服非化石新能源在供需時空分布差異方面的天然局限性，最大限度地釋放不可再生化石資源用于材料領域的經濟開發利用，意味著源源不斷的可再生能源將最大限度服務于人類社會，還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氣候環境。為此，中國在聯大發展峰會上，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這是站在世界高度，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和世界能源發展新趨勢，提出的中國倡議，對于服務發展大局、落實國家戰略、推動能源革命、應對氣候變化，都將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全球能源互聯網能夠促進加大清潔能源的使用范圍和力度，并且利用互聯網技術把全球電網連接、升級為一個整體性的能源共享網絡，更高效、更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電力能源，非常符合能源發展的新趨勢。

　　考慮現有技術條件和地緣政治條件，應該優先建設亞歐大陸電力互聯網，東西時區跨度大，各種新能源資源豐富，市場需求龐大，聯網基礎較好，如果再將亞歐電力互聯網越過蘇伊士運河和直布羅陀海峽連接非洲大陸，包括北極的風能和非洲的太陽能在內的清潔能源，借助龐大的特高壓電網體系，實現遠距離傳輸，輸送到歐洲與亞洲的強勁電力需求區域。同時，家庭、工廠等各個單位都會成為電力參與方，通過智能電網形成點對點的交易模式，調劑時差、匹配供需，靈敏、準確地參與售電和購電，市場活躍程度和能源利用效率都將提高。所以說，更廣泛的新能源互聯網能夠促進加大清潔能源的使用范圍和力度，并且利用互聯網技術把全球電網連接、升級為一個整體性的能源共享網絡，更高效、更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電力能源，非常符合能源發展的新趨勢。

　　構建新能源互聯網將會一舉多得：其一，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使用清潔能源，解決間歇性電源與分布式電源接入等問題；其二，拉動電力投資與消費，擴大市場規模，創新商業模式，為參與各方帶來收益；其三，搭建國際電力交易平臺，將各大洲的電力供給與需求精準匹配，大幅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其四，輻射和帶動電力設備等相關高端裝備制造業、新材料、能源大數據等諸多行業的發展。

　　而新能源互聯網將以各地區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的泛在智能電網為基礎，實現能源網絡的互聯互通，既與“一帶一路”有所重合，又擴展歐亞大陸和非洲等廣大地域，而且落地相對容易：一方面，電網及智能網絡基礎較好，有利于后續建設運營；另一方面，由于亞洲、歐洲、非洲等地的電力需求普遍較大，因而各方共同構建、維護全球能源互聯網的意愿更強。從實踐上來看，我國已經與“一帶一路”國家廣泛開展能源投資、貿易、產能、技術標準等領域合作，積極倡導和推動區域能源合作，搭建中國與東盟、阿盟、非盟、中東歐等區域能源合作平臺。正在共同建立“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尤其是以響應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契機，積極參與能源可及性國際合作，支持“一帶一路”國家解決無電人口用電等能源可及性項目建設。同時，我國還與9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政府間能源合作機制，與30多個能源領域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建立了合作關系。因此，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既能服務中國的發展大局，又能帶動相關國家進入交易網絡受益，在推動能源革命的同時，以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應對氣候變化。可以預見，由于存在專業人士廣泛共識、技術與商業模式比較成熟的客觀基礎，只要政治家摒棄偏見，構建多方共贏的全球能源互聯網并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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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