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首語：2021，中國金融業新十年大幕開啟。新浪財經推出《金融大時代》年度專題，專題包含“100人100瞬間”、“時代有溫度”、“行業有情懷”三大篇章，回望歷史鏡鑒，記錄金融人物，展望星辰征途。

　　本文由新浪財經、馨金融聯合出品

　　作者：洪偌馨、伊蕾

　　不久前，中國迎來了第一部針對‘數據’的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該法律的出臺不僅將數據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也從法律角度促進了數據應用和交易規范，成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事實上，‘數據’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從數年前‘大數據’概念被捧上神壇，到如今關于‘數據確權’、‘隱私保護’的討論塵囂甚上，人們對于數據的理解越是深刻，也就越能感受到這場‘生產力’變革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

　　而與‘數據’關系密切征信行業也順應著這股時代潮流，完成了從蠻荒到規范、從萌芽到成長、從單一到多元的演進。作為金融業的基礎設施、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壓艙石’之一，征信是一個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一環。

　　按照官方定義，征信是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和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的信用信息，并對外提供信用報告、信用評估、信用信息咨詢等服務，幫助客戶判斷、控制信用風險，進行信用管理的活動。

　　無論在金融服務、商業世界還是置于整個經濟社會來看，其涉及的主體之廣、角色之重要，鮮少有哪個行業能與之匹敵。而其與數據信息為生命線的特征，又使其與新技術的發展緊密連接。

　　2021年開年，央行就下發了《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提到的關于個人信用信息界定、業務規則等問題，折射出的是眼下中國新金融、新商業對于社會‘基礎設施’需求的劇烈變化。

　　回顧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征信體系從一片空白到建成全球最大的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每一步走來，都是在這樣的變化中不斷探索。

　　1、萌芽：劈開混沌，重拾信用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剛剛邁出第一步。經濟發展凱歌高奏，卻也難免泥沙俱下。

　　其中，對于銀行業而言，一個困擾已久的問題就是企業的‘多頭開戶’。

　　1996年，河南省新鄉市一家企業的審計報告顯示，該企業在銀行開立的存款賬戶數達到51個，分散于不同銀行以及他們下設的不同分支機構。而趴在這五十多個賬戶上的，是數十筆呆賬、壞賬，企業銀行賬戶與銀行對賬單之間長期不符。

　　當時，類似的問題在很多地區都普遍存在。究其根源，這是中國銀行業打破了按行業、地域分工的格局之后，卻沒有解決信用信息共享問題所面臨的發展‘陣痛’。

　　事實上，金融監管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早在1992年，原人民銀行深圳分行推出了‘貸款證’制度，即把企業的概況和在各家銀行的貸款、還款情況由各貸款銀行登記在一個紙質的文本‘貸款證’上，企業到哪去借款，都必須提供‘貸款證’，貸款銀行就可以查詢到企業在其他銀行的借款信息。

　　在1994年和1996年，央行分別推出《銀行賬戶管理辦法》和《貸款證管理辦法》進一步管控‘多頭開戶’與‘多頭借貸’，將相關制度推廣到全國。

　　到1997年，為了克服紙質‘貸款證’使用不方便的問題，央行提出‘貸款證’要逐漸轉向電子化管理，建立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這也成為后來中國征信行業發展的基礎。

央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三級聯網運營

　　然而對于處于蒙昧與混沌期的中國市場而言，金融系統的一己之力很難改變整個市場對于‘信用’二字的漠視。

　　監管的約束沒能斷絕‘多頭開戶’的亂象，企業違規操作的情況依然屢禁不止。

　　雖然經營虧損嚴重，但由于各銀行甚至網點之間的信息不互通，企業通過開設新戶就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新貸款。與此同時，多套賬本、多個賬戶不僅可以幫助企業逃稅、騙稅，甚至可以規避稅收的強制執行。

　　這種混亂的情況在‘共和國第一稅案’爆發時達到了頂峰。

　　1999年至2000年6月，作為汕頭經濟特區的‘排頭兵’，潮陽、普寧兩地從事出口退稅的100多個犯罪團伙通過注冊公司、開設賬戶，虛開增值稅發票金額高達323億元，涉嫌偷稅騙稅近42億元，甚至比當地的財政收入還要高出許多。

　　這事件的影響究竟有多惡劣呢？

　　當時，有很多地區甚至直接發文禁止自己的下屬企業和潮汕地區的企業做生意。兩年內，汕頭累計遷走的企業超過1200家。到2001年，汕頭GDP破紀錄地下降了2%，而占汕頭市經濟總量三分之一以上的潮陽市，GDP竟下降了21%。

　　一記當頭棒喝，終于令整個市場從蒙眼狂奔中清醒過來，市場經濟并非盲目逐利，反而更加需要‘信用’作為支撐。

　　從某個角度看，這或許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根據當時上海社科院的一組研究數據，人均GDP在300~500美元之間時，‘信用’往往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在500~1000美元之間，‘信用’往往被大肆破壞；在3000~5000美元間，是‘信用’重組階段；而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后，‘信用’便進入良性循環。

　　彼時的中國市場正在完成從破壞到重組的‘驚險一躍’。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人均收入增長與市場化進程加速，多年來聚焦于‘企業服務’的中國金融業捕捉到了‘個人信貸’爆發的信號，進而開始推動個人信用建設的大發展。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下發，提出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一年后，央行下發《關于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要求商業銀行積極擴大消費信貸業務，進一步擴拓展了個人信貸服務范圍。

　　有了企業信貸的前車之鑒，個人信貸發展更加需要‘信用’先行。為此，1999年6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同意在上海率先開展個人消費信用聯合征信試點，上海資信有限公司隨之成立。

2000年7月1日，服務系統為工商銀行查詢了第一份信用報告

　　至此，中國個人信用制度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伴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在上海逐步成型，更多城市開始加入信用建設的行列。2001年12月，歷經了信用惡化之苦的汕頭率先提出全面啟動信用體系建設，而后，深圳、北京也相繼加入。與此同時，垂直于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信用服務機構也在全國各地成立。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3年10月底，全國共有專門征信機構近200家，此外還有其他從事部分征信業務的中介機構約1000多家。

　　然而對于一個以信息收集為基礎、以數據整合為核心、以持續不斷的交互為發展前提的行業而言，‘分散’這個行業最大的掣肘——其服務效率的提升、服務范圍的拓展都需要打破信息和數據‘孤島’。

　　市場呼喚一個全國統一和標準化的信用共享平臺，以及一套成熟的法律和監管體系。

　　2、奠基：個人向左，企業向右

　　金融行業對于信用信息共享的迫切需求使其再次站在了最前線。

　　早在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就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報告，核心內容是要求建立一個覆蓋全國所有商業銀行和貸款機構的數據庫。

　　而根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于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建設成為整體規劃中最迫切的一環。

　　根據當時的規劃，要在一兩年內建成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征信基礎信息系統，首先滿足商業銀行信用查詢的基本需要，并逐步為企業信用評級、個人信用評分等業務提供基礎數據的支撐。

　　金融行業的急迫源自業務高速發展的需求。征信作為金融業的‘基石’，如果遲遲不能落座，很多業務的發展都無從談起。

　　最典型的就是信用卡行業，當時正欲提速發展，沒曾想一抬腳就在‘征信’這里摔了一跤。

　　2003年被稱為中國信用卡發展‘元年’，此前的兩年里各大銀行相繼成立信用卡中心，搭建發卡系統，摩拳擦掌地準備大干一場。然而很快大家就發現，提不上速。

　　以最早成立信用卡中心的招行為例，2003開業首年便發卡超過60萬張，一舉刷新亞太地區發卡新紀錄。2004年全年新增發卡222萬張，是2003年新增卡量的3.6倍。然而當時的征信系統難以匹配高速增長的發卡‘產能’，一度造成大量壓件。

　　而彼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信用卡產業以成熟的征信服務為基礎，發卡審批時間早已縮短至秒級。中國信用信息數據庫的不完善，已然成為了橫在信用卡中心前面的一座大山。

　　無獨有偶。

　　同樣在2004年前后，以GMC為代表的外資汽車金融公司進入中國。它們遲遲沒有進入最擅長的個人業務，而大都是以企業服務為主，其擔憂的核心也是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服務的不完善。

　　很快，這種發展需求和配套設施不匹配的矛盾愈發顯著。到2005年，中國銀行業的‘大零售轉型’已蔚然成風。

　　這一年，交行在港上市后，宣布將重點發展零售銀行業務，目標是5年內把零售業務的收入份額增至20%；中信實業銀行銀行則去掉了‘實業’二字，表示要加強零售銀行業務；作為國有大行之一的建行在引入戰略投資者之后，將曾經的口號‘哪里有建設，哪里有建行’變更為‘建行建設現代生活’，標志著建行開始了從公司業務為主到個人業務為主的轉變。

　　越來越多的需求讓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的建設迫在眉睫。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盡管一直以來，企業和個人信息基礎數據庫的搭建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兩者的采集基數、難度、要求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

　　企業征信數據庫建設的優勢在于，由于企業信貸登記系統建立較早，信用信息采集和共享機制已經相對成熟，伴隨著工商、稅務體系等監管體系的完善，數據庫的建設也相對容易和標準化。

　　因此在2005年，此前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升級為全國集中統一的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在準入門檻方面，還是監管部門采取的‘備案制’管理，都保持了相對寬松的發展策略。

　　相比之下，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建設則顯得更加任重而道遠。比如，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基礎設施’的不完善。

　　直到2000年，我國才正式頒布實施《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具備建立個人賬戶和個人信用資料庫的基礎。2002年，我國公民身份信息系統（NCIIS）才逐漸起步，依托身份證號對于個人信息進行查詢服務開始成為可能。 

　　終于在2004年初，央行組織商業銀行開始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即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截止到當年底，央行征信中心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實現15家全國性商業銀行和8家城市商業銀行在全國7個城市的聯網試運行。

　　回過頭來看，個人信貸業務的發展也直接推動了數據庫的擴充與完善。與此同時，《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管理暫行辦法》等一系列行業標準的出臺也加速推動了數據庫的建設和運行走上正軌。

　　至于數據庫的建設結果到底如何，只能交給實踐去檢驗。就像人們每每提及阿里巴巴的技術能力，總會提起‘雙十一’的流量考驗一樣。央行的基礎數據庫在2007年迎來了一次大考。

　　這一年的9月27日，央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就購買第二套以上住房貸款首付比例和利率進行差別化的‘杠桿調節’，即購買二套房將提高首付比率和貸款利率。

　　但要實現這種差異化調節的前提是：商業銀行可以通過央行基礎數據庫認定二套房——換言之它必須覆蓋全國所有地區、所有銀行的所有分支機構。到后來，它還要進一步滿足以家庭為單位的認定需求。

　　這也是征信基礎數據庫第一次在宏觀調控中發揮‘定星盤’的作用。

　　此外，央行征信中心還在2008年選取了7家試點銀行建立征信系統應用成效上報制度，結果顯示，200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7家行利用個人征信系統‘拒絕’高風險客戶信用卡申請171萬筆；利用個人征信系統清收不良貸款和信用卡業務6.6萬筆，涉及金額達43.7億元。

來源：中國征信業發展報告2003-2013

　　受益于征信系統完善的不止金融業。

　　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2007年度《全球商業環境報告》中指出，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的建成，使中國的信用信息指數從2005年的3上升到2006年的4，列全球商業環境改革第四名，東亞地區第一名。

　　而排名上升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國建成了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為企業和個人建立了‘信用檔案’。

　　3、抉擇：起手落子，立法十年

　　相比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建設的推進，中國征信行業發展的另一個支柱——立法建設，卻經歷了漫長的跋涉。

　　事實上，征信立法的起步比數據庫的搭建要更早。

　　200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把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制度，作為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一件大事來抓’。為此，國務院成立了‘建立全國企業和個人征信體系’專題工作小組，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17個部委、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等單位參加，對立法等問題進行研究。

　　當年，行業管理條例草案開始起草，并且在之后的時間里數易其稿，擴充了多個版本，但等到該條例正式出臺已經是十年之后了。

　　其中的原因十分復雜。

　　從宏觀層面來看，參考任何一個成熟市場的發展經驗，征信立法都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以美國為例，其先后頒布了《隱私法》、《公平信用報告法》、《信息自由法》、《信用修復機構法》等十多部相關法律來規范信用信息的收集和披露。

　　而具體到當時的國內環境來看，前期各地區和行業分散的試點、多層級的市場結構也帶來了許多‘后遺癥’。

　　比如，由于征信立法橫跨近20個行政部門，此前已有的相關法規既有央行主導的信貸征信系統規章，又有建設部、商務部等主導的的非金融體系規章，此外還有金融機構內部制定的相關規則。

　　多層次、多系統和多頭監管之下，統一立法一拖再拖。期間，全球市場還經歷了美國次貸危機等，這也給國內金融市場敲響了警鐘——個人征信體系的建設刻不容緩，而完善的行業監管與立法同樣重要。

　　終于在2009年，千呼萬喚之下，國務院發布了《征信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征信立法終于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與前幾稿相比，《征求意見稿》明晰了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明確了人民銀行對征信業的監管職責和各不同征信數據庫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等等。

　　但在更細節的問題上，比如，哪些信息屬于征信范圍依然未進行明確的說明，而當時不同地區對于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的錄入內容有一定的隨意性。尤其在對‘非金融業務信息’的采集方面引起了許多爭議。

　　例如，2008年1月，北京市規定，機動車車主的養路費繳納情況將進入個人信用基礎數據庫，作為信用評價的依據之一，如果欠繳養路費，將直接影響個人或企事業單位的信用等級和融資服務，這也直接引發了一場關于‘個人征信系統越來越霸道’的討論。

　　事實上，在此之前，一些商業銀行還曾與信息產業部聯合宣布，手機欠費將納入信用信息數據庫，也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對。

　　除了涉及隱私與邊界的敏感問題之外，關于征信機構注冊資本的門檻問題等也受到了極大關注。《意見稿》有意抬高征信機構的注冊資本門檻，但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大多數公司難以企及，有觀點認為此舉可能抑制征信行業的市場活力。

　　兩年后，國務院法制辦會同央行修改形成的《征信管理條例（ 第二次征求意見稿） 》問世，這版進一步厘清了一般商業性征信活動的范圍、內容及相應的管理條例，并對國家設立的金融征信與一般的商業性征信做了區分。

　　終于，從宏觀到微觀的條件都逐漸成熟之后，2012年12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征信業管理條例（草案）》（下簡稱‘管理條例’）。

　　次年初，國務院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征信業管理條例》，自2013年3月15日起施行。年底，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征信機構管理辦法》作為管理條例的配套制度進一步細化管理要求。

　　管理條例以對個人信用信息主體權益的保護為主線，對個人征信業務實行嚴格管理，在市場準入、信息采集及查詢范圍、不良信息提供、異議和投訴、保障信息的準確和安全等各個環節進行了具體的規定。

　　與此同時，管理條例對于從事個人征信業務的征信機構的準入堅持了‘高門檻’的要求——需滿足最近3年無重大違法違規記錄、注冊資本不少于5000萬等硬要求。

　　這也標志著醞釀十年的征信行業法正式出臺，我國征信業步入‘有法可依’的軌道。

　　4 沖擊：數字時代，試點難產

　　計劃總是沒有變化快。征信立法剛剛落定，視野之外卻已炸響驚雷。

　　2013年被視作是新金融行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這一年，余額寶橫空出世，移動支付搭上了‘紅包’和O2O大發展的順風車，P2P開啟高速增長與資本涌入的新階段，京東立項首個消費金融產品‘白條’……

　　這一切發展的背后帶出了一個冉冉升起的風口——大數據。

　　移動互聯網的蓬勃催生了大量的新業態，更導致了數據信息的激增，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數據已經成為了和‘石油’一樣重要的戰略資源。

　　也是在這一年，一大批數據公司成立，典型如杭州的同盾科技，上海的聚信立等等。雖然創業團隊的背景不同、經歷不同，但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摸索后，他們不約而同地鎖定了在線借貸市場。

　　這背后的原因并不難推測，新的市場需求催生新的服務——從2013年到2015年，中國市場上的P2P網貸平臺從800家增長至2595家，累計交易規模超過1.4萬億。而從業務邏輯來看，網貸業務與數據業務有著天然的契合。

　　在這樣一個急速擴張的市場里，大部分P2P平臺的數據能力、風控能力都極為薄弱。因為P2P平臺無法獲得央行征信數據，若要大規模展業，必須依賴第三方大數據來輔助做風控。而這無形間也為同盾科技、聚信立這樣的公司創造了巨大的市場機會。

　　很快，魔蝎科技、新顏科技、白騎士……越來越多有著征信專業背景履歷的創業者一頭扎進了數據行業。后來，伴隨著現金貸市場的爆發，基于‘爬蟲技術’的數據公司更成為其擴張的利器。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第三方數據公司們所扮演的角色已然發生了轉變。如果說之前他們更多是扮演第三方‘外包’的角色，那么在積累了一定的客戶和數據基礎后，它們無形間成為了互聯網市場中隱形的‘征信中心’，或者說‘信息共享中心’。

　　從2017年開始，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和國家標準委等部門就開始密集合作，肅整大數據行業野蠻生長的亂象。 

　　回過頭去看，他們的野蠻生長與快速覆滅，或許只能算得上一段‘插曲’。

　　相比之下，互聯網巨頭們對于數據和服務的思考似乎更加思之深，也謀之遠。在行業發展走向新的十字路口時，他們率先向個人征信牌照發起了沖刺。

　　2015年1月，央行印發《關于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六個月。就在央行通知下發的23天后，芝麻信用分開始公測。

　芝麻分最初考量的維度包括個人用戶的信用歷史、行為偏好、履約能力、身份特質和人脈關系

　　事實上，從此前一些地區將電話費、養路費等繳納情況納入征信就可以看出，征信本身并不局限于金融服務，這種情況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更加凸顯——互聯網公司對于用戶畫像、履約能力的描繪和認知與金融機構有著很大的不同，其應用場景也與以往有極大差異。

　　以芝麻信用分為例，其數據來自用戶在阿里生態中產生的數據，比如淘寶、支付寶等。而在應用場景方面，公開信息顯示，截止到2016年年中，接入芝麻信用商家自助平臺服務的企業數量超過130家，生活類公司（租賃、出行）和金融類公司各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從2015年接連下發的《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征信機構監督指引》來看，監管確實在試探個人征信行業的進一步開放，尤其是要求個人征信機構按照其注冊資本總額的10%提取保證金等細則，也意在盡量規避潛在的市場風險。

　　然而遺憾的是，個人征信牌照最終沒能‘順產’。

　　2017年4月21日，在京召開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征信管理國際研討會’上，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長萬存知和央行副行長陳雨露的發言，讓大家了解到了監管部門對于個人征信試點機構的態度。

　　對于8家試點機構為何遲遲沒能通過驗收、獲得牌照，萬存知直接點出了它們的‘三宗罪’：形成‘數據孤島’、信息誤采誤用，以及主體治理結構不具獨立性。事實上，這也是后來互聯網巨頭在數據問題上備受詬病的根源。

　　‘每一家都追求形成自己的業務閉環，這在客觀上分割了市場的信息鏈，而每一家的信息覆蓋范圍都受到限制，因為信息不廣、不全面，這樣帶來產品的有效性不足，不利于信息共享。征信需要信息共享，現在我們開業準備的情況是不利于信息共享的’萬存知強調。

　　僅這三點就幾乎推翻了當時8家試點機構的商業模式、股權結構、還有戰略定位，個人征信試點一夜回到解放前。

　　最終，個人征信試點以8家征信試點公司各持股8%、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持股36%，共同組建百行征信的方式落地，雖然邁出了打開‘個人征信’市場化的第一步，但卻難以真正脫離行政化的基因。

　　5 重塑：重新定義，未來可期

　　顯然，征信行業發展所面臨的變革，不只是一張個人征信牌照而已。

　　究其根本，征信系統的使命是為整個社會經濟更好的運行和發展提供支持。事實上，每一次征信系統的發展和完善都是以新的市場需求出現為基礎，以新的技術變革為支持。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導致線下市場停擺，使得整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突然加速。

　　無論是作為金融業的‘基礎設施’還是整個經濟社會平穩運行的‘壓艙石’，征信行業都面臨著新一輪的變革。

　　今年年初，央行征信中心正式啟動二代征信系統切換上線，開始面向社會公眾和金融機構提供二代格式信用報告查詢。

　　相比于以往，其不僅在信息采集、技術架構和安全防護等方面進行了優化改進，更重要的是豐富了信息內容，進一步提升了信息采集的擴展性和靈活性。

　　而在基礎的產品和服務層面之上，2020年，征信行業有了更進一步的突破。

　　2020年12月，繼百行征信之后，樸道征信拿到了個人征信業務許可，成為第二家獲央行批準的個人征信公司。而從樸道征信的股權結構來看，京東數科、小米、曠世科技均在其列，可見監管部門對于謀求新技術、新服務以激活市場的思路。

　　半個月后，央行銀行草擬的《征信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央行表示，在《征信業管理條例》頒布實施以來，我國征信業進入快速發展的數字征信時代，征信的新業態不斷涌現，但由于缺乏明確的征信業務規則，導致征信邊界不清，信息主體權益保護措施不到位等問題不斷出現。

　　而在新規之下，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擴大個人征信信用信息的范圍——其中包括‘消費信息數據采集、加工’等等。

　　從這個角度來看，征信行業在真正意義上被重新‘定義’——打破以往其與金融業務強相關的印象，轉而進化為一種個人行為數據的采集。

　　在大數據采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今天，這種重新‘定義’可能會對整個互聯網市場產生持續的影響。一切對于數據的采集、處理和應用都要謹慎——因為它可能涉及侵犯公眾隱私、不公平競爭等后果嚴重的問題。

　　而從另一個層面看，當更多數據成為信用共享信息，也將進一步解決五年前試點時的‘數據孤島’問題，還有如今塵囂甚上的‘數據壟斷’問題。

　　但在數字化發展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一切的發展都與數據有關，企業的增長、商業的潛力、資本的空間……一切都跟數據緊密連接。就像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小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每一個人都被‘數據’定義和安排著。

　　而建構在數據之上的征信行業將向何處去，它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這關乎的是市場的公平和秩序，還有個人的隱私與安全。

　　參考資料：

　　1）《中國征信業發展報告（2003~2013）》，作者：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征信業發展報告》編寫組

　　2）《中國信用體系亟待走向成熟》，作者：傅雙琪

　　3）《對征信管理條例的幾點疑惑與修改建議》，作者：尹振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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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希 190418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