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李揚:我國金融長期處于兩難怪圈,促進資本市場發展四方面最重要
“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債務驅動特征。”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近日在2020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指出。
盡管發展資本市場始終是我國金融改革的首選議題之一,資本市場發展成效不彰卻是不爭的事實。截至2019年底,基于增量法統計的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仍然只有14%。
李揚認為,在這種機制下,要促進經濟增長,必然要大量增加債務,提高杠桿率,金融風險因此而累積;要管控金融風險,必要條件就是控制債務、降低杠桿率,經濟增長因此將承受向下的壓力。
“這種金融結構,使得我國的金融發展長期處于兩難的怪圈之中。在經濟高增長時期,對于這種兩難我們或無切膚之痛,但是,當增長速度下降,并形成了長期趨勢后,高債務問題,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杠桿率居高不下問題,就進一步凸顯,并成為我國金融風險的淵藪。走出怪圈的金融對策,便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籌集的資金形成企業權益,其自身就是降低杠桿率的積極因素。”李揚認為,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調整股票市場結構、完善債券市場、大力發展資產管理市場和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等四方面至關重要。
依靠息差存活的金融活動面臨挑戰
從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結構來看,在美國,大公司引領和高科技主導,是其資本市場的顯著特征。而中國資本市場上市公司規模較小,且以傳統產業為主。比如,在中國代表未來的信息業、醫療保健和可選消費,占比分別只有6%、1%和4%;而在美國,信息業占32%,可選消費占16%,醫療保健占13%,金融只占10%,工業更只有7%。
李揚指出,美國股市集中了全國乃至全球最優秀、代表未來發展的公司,因而美國股市能夠靈敏地反映國民經濟的走勢,對比中國股市,上市公司以工業企業和傳統金融企業為主(兩者合計占比75%),使得我國股市既難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更難引領整體經濟不斷提升質量和效率。建立上市公司優選機制需多方面入手,其中,在上市制度方面迅速完成注冊制改革,是建立選優制度的必要起點。目前的核準制亟需改革就在于它的本質傾向是重資產、重過去盈利的,基本無法顧及企業的未來發展,更難容納投資者的市場選擇。
此外,股票市場的投資者結構目前也存在問題。李揚指出,深入分析顯示,中國股票市場投資者結構中占比最高的并非坊間所詬病的“散戶”(僅占27.29%),而是概念比較模糊的“境內一般法人”(54.11%)。
截至2019年底,我國債券市場中,國債占16.3%,地方政府債占22.3%,金融債占23.4%,公司信用債占22.8%,同業存單占9.8%,資產支持債占0.3%。明顯的不足之一是以政府債為主體的安全資產占比過低。
另外,李揚稱,中國債券市場結構扭曲是我國金融機構體系扭曲的映射。傳統商業銀行資產占比過高并致使間接融資占比過高。近幾年來,一個新的潛在風險正在出現,這就是長期的低利率乃至負利率。超低利率乃至負利率很可能在未來相當長時期中成為常態,依靠息差存活的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將面臨生存挑戰。
李揚認為,在未來發展中,大力發展不依賴息差的保險、養老金、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自不待言,對商業銀行而言,真正將自己轉換到“服務業”的立足點上是當務之急。
重視資本市場發展的中國特色
資本市場的發展關乎資本形成,關乎杠桿率高低;而資本形成關乎產業創新、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杠桿率高低則關乎金融風險。
李揚認為,要重視資產管理市場的發展。按照現在的發展邏輯,我國直接融資占比較低的狀況,短時間內無法扭轉。但在實踐中我國開發出了其他一些路徑,例如發展資產管理市場,可能另辟蹊徑。統計顯示,我國間接融資占比一直保持在80%以上。2012年開始,隨著各類資產管理業蓬勃發展,間接融資占比持續下降,到2015年,一度降至60%以下。2015年下半年開始整頓資管行業,間接融資占比重又回升至80%以上。這一波動告訴我們,發展資產管理市場,可能是現實地解決我國直接融資占比過低的中國路徑。
其次,要重視金融機構的作用。李揚表示,根據傳統理論,資本主要是在資本市場上形成,但中國的資本市場顯然沒有完全發揮這一功能,相反,另一類金融組織,即商業銀行,承擔了中國資本形成的重任。長期大規模地提供中長期貸款,便是承載資本形成的主要工具。
截至2020年7月底,中國的中長期貸款占國內貸款總額的62.2%,同期美國中長期貸款占比30%。但如果將對居民提供的住房抵押貸款扣除,則中國中長期貸款占國內貸款總額的36.3%,美國則降至2%。這說明,中國高速增長所需的資本,長期以來是由商業銀行提供的。
李揚強調,必須摒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非此即彼的“兩分法”,認真探討銀行機構如何有效地參與資本形成,如何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
責任編輯:王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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