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8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召開了主題為“2023-2027：機遇與挑戰”的第44屆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院長李稻葵、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劉培林、房天下創始人/中指研究院院長莫天全、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常務副院長潘慶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研究員袁鋼明、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會議由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PET）常務副院長厲克奧博主持。

　　會上，ACCEPT研究院的厲克奧博、郭美新、吳舒鈺和陸琳發布了題為《重振增長：2023-2027年中國經濟發展展望》的宏觀經濟報告。

　　報告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極為重要，必須逆轉過去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速單調下行的趨勢。為了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強調的、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假設2022年人均GDP不變價增速為3%，需2023年至2035年年均復合增速達到4.61%。目前來看，這一目標的實現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即便不考慮疫情沖擊，中國經濟從2010年至2019年已然呈現出了一個GDP增速單調下降的趨勢，年均下降0.33個百分點，如果照此下滑速度，從2023年開始，只需2年時間就會低于4.61%。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必須逆轉這一趨勢，否則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針對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報告指出了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八個困難和問題：1-房地產市場短期風險和長期拐點交織；2-地方政府債務無法持續，嚴重拖累地方經濟活力；3-民營經濟發展活力不足；4-消費增速持續下滑；5-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不足；6-人口總量下降和人口老齡化；7-青年失業率持續走高；8-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下降。

　　報告同時指出，雖然當前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問題，但是也不必過度悲觀，因為大多數困難是短期的，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依然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集中體現在七個方面：1-未來人口經濟地理加速優化將釋放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2-高儲蓄率是應對調整和重振增長的基礎；3-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是支撐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基礎；4-巨大的科技創新潛力；5-中國的大市場孕育了一批世界領先的數字經濟企業；6-國際經濟的應對能力和塑造能力上升；7-統一大市場將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

　　為了充分釋放中國經濟中蘊含的長期增長的潛力，報告提出了涉及十二個方面的一攬子重振增長的計劃，以此來幫助中國經濟度過短期的困難：1-強啟消費增長，發行一萬億元消費券，打破經濟增速下降和消費增速下降的惡性循環；2-穩定房地產，構建房地產推動經濟增長新機制；3-積極穩妥解決地方債問題；4-恢復民營經濟活力；5-重振數字經濟創新活力；6-重視人力資源總量即健康受教育人口儲備；7-擴大就業、降低失業；8-推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9-保障供應鏈安全，引領新型全球化；10-打造產業綠色化、低碳化增長點；11-以提升營商環境推動經濟增長；12-修好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激勵政府培育、服務、監管市場經濟的發展，讓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加快形成統一大市場，提升經濟活力。

　　李稻葵認為，為實現2035年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大目標，中國必須逆轉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任務雖然很艱巨，但中國經濟的潛力巨大，要有信心：首先，中國百姓充滿活力，工作勤奮，國民儲蓄率較高，這是解決諸多經濟問題的重要基礎；第二，科技創新能力較強，中國每年工科類大學畢業生超過美歐印日韓的總和；第三，中國經濟規模大，產業部門全，國際形勢的塑造能力和應對能力較高。

　　同時，李稻葵將報告提出的十二個方面政策概括為十二個字：宏觀調整、微觀搞活、國際穩住。首先，宏觀調整不是指實施傳統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而是一方面把地方債的一大部分轉成低利率的國債，并將其他地方債通過中央的債務化解機制加以化解，另一方面調整穩住房地產行業，給予增長的空間；其次，微觀搞活要搞活三類關鍵少數群體，一是民營企業家，二是科技創新人員，三是地方政府官員；最后，面對復雜國際形勢的時候要實事求是，搞好統一戰線，利用好有利條件。如能做到上述三點，中國經濟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夠逆轉增速下滑趨勢，實現2035年的宏偉目標。

　　賈康認為，在“十四五”和到2035年的整個時期內，需將經濟運行速度維護在合理區間，以此實現新時代兩步走的現代化戰略目標。處理好防疫抗疫和復工復產的權衡關系，在度過疫情政策調整的高壓力區后，極大概率會打開新的局面。他強調，當前預期轉弱突出表現在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對于民營企業的支持，應當在融資、市場準入等等政策上真正做到一視同仁，讓全社會進一步形成民營企業是自己人的社會氛圍。

　　與此同時，雖然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仍較為嚴峻，但防疫政策的優化部分緩解了地方財力的緊張程度。當前，財政的緊日子雖然比過去更緊，但赤字始終處于安全區內。2023年財政需要進一步發力，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公債需起到積極作用，特別是需要注意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執行中不能遲疑拖延。房產稅改革方面，接下來會進一步試點擴圍，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有望先行先試。

　　姚景源認為，中國經濟雖然處在復蘇狀態，但基礎仍不穩固。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甚至出現衰退的苗頭，對于2023年經濟，三駕馬車中的出口很難比今年更樂觀，因此經濟復蘇還是要靠投資和消費驅動。想要擴大消費，就要讓民眾有錢，因此明年的第一位任務仍然是做大蛋糕。與之相比，分配改革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還是在未來五年保持較高增速。穩住經濟增長有利于扭轉市場主體和民眾的悲觀預期，如果明年中國在這方面有大的作為，就能給予市場信心。中國經濟保持一定的量才能談到質，因此要質量并重。

　　促進消費的第二個措施是增加就業，而明年1150萬的大學畢業生是非常龐大的就業群體。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實現新增就業180-220萬，如果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在5%以上，就有利于發揮就業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增長穩住，就業穩住，物價穩住，消費自然就會提升。

　　關于制造業與制造業投資，姚景源認為今年9%的增長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制造業投資分為外延擴大再生產，即增加產量的投資，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即通過更新設備和技術改造來提升創新能力。今年以來技術改造比重不斷加大，體現了在工業領域創新為第一驅動力已經成為了大家的共識。他指出，在工業投資中重點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設備需做好兩件事：一是給企業加速折舊，減免稅費，鼓勵更新設備，運用新技術；二是技術改造貼息，有財政條件的地方要利用補貼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

　　高善文認為，近期資本市場的股指回落現象，是交易層面上的自然回落。他指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疫情管控放開前，市場存在較強的重啟經濟、防疫政策放開的預期，這種強預期下市場不斷有新增資金流入，出現了放量上漲。在預期兌現后該預期所支持的交易過程基本結束，市場就轉入了縮量下跌。而在預期兌現后，市場關注的焦點在于政策定調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是否順利，只有經濟數據的改善與預期一致或更好，交易才能從政策預期過渡到經濟好轉的預期。現在政策放開后，疫情擴散以及危重病例的情況與此前的預期相比有一定落差，市場在短期內要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關于資本市場的外部風險，短期內（未來一年）市場關注的主要風險是美國貨幣政策走向，對于加息終點及時間、美國經濟明年是否衰退、衰退程度多嚴重，美聯儲給出的預期與華爾街的預期有一定的落差。中長期內主要是地緣政治風險，根本上是中美關系。面對外部風險如何統籌發展與安全，從行業層面可以考慮一個二維坐標分析框架，橫軸上是行業的增長動量和潛力，縱軸上是安全關切，主要是政府感受到的行業對安全的影響。比如在第三象限的家電行業，行業增長峰值已過，也難以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真正的問題出現在一、二、四象限，對不同的象限要從不同角度去考慮。在第一象限，中美之間主要是技術層面的對抗。在第四象限，中美之間主要是競爭。比如新能源汽車行業增長潛力強，安全關切上不明顯，現在還是由民營企業來主導。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用統一的貿易規則約束、推動各國在第四象限領域的分工和競爭，這對我國政府來說也是未來要重點考慮的政策目標。

　　秦虹指出，滿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是中國下一步穩定房地產市場、擴大內需的重要方面，其方法有三：一，各地方切實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支持改善性需求的政策，二，在合理的改善性和剛需需求的購房方面，保留進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間；三，城市的限購和限貸政策要調整，降低改善性需求的門檻。中國目前住房的需求分為三大塊：新增人口城鎮化所帶來的需求、更新的需求（拆遷）、改善性需求，其中改善性需求占比提高最快，最有消費支持潛力。2022年，影響房地產需求的三大因素：正常市場總量下臺階、三年疫情影響導致老百姓失業和減薪，對收入預期的不穩定以及供給端風險不斷爆雷。而秦虹認為，明年房地產企業爆雷的風險會大大降低。原因是近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房地產的融資支持性政策，而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尊重規律，回歸常態。

　　總體而言，房地產調控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政府履行職責，如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完善房地產市場的基礎性制度；二，盡可能尊重市場；三，支持新發展階段房地產企業新模式形成，改變過去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的傳統模式。

　　莫天全指出，過去三年房地產市場交易有三大特點：首先是購房者仍保有購買力，但購房意愿大幅下降，反映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顧慮。不確定性來自兩方面：對未來市場價格沒有信心以及對開發商，特別是民營企業開發商沒有信心；第二大特點是價格。根據中房指數，2022年是2015年以來價格下滑及新房漲幅最小的一年，漲幅僅有0.06%，基本持平；第三大特點是交易面積。在100個主要城市中，1-11月成交面積下降了36.8%，是一個巨幅的下滑，其中一線城市下降了24.9%，二線城市下降了38.8%，三線城市下滑了36%。問題的關鍵是怎么如何提高購房意愿，否則難以形成真正購買力。

　　同時，莫天全還強調了新能源產業的重要性。他認為新能源不僅是中國未來經濟的主要發展方向，也是世界經濟技術的發展方向。中國向全世界做出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承諾，雖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作為長期目標，困難與機會并存。新能源行業細分領域是一條完整鏈接的產業鏈，當中涉及到有方方面面的技術，從資源到加工，再到中間產品，一直到碳酸鋰、磷酸鐵鋰，再到電池，機會無處不在。但當下的行業競爭剛剛起步，有粗放式增長帶來的問題：產能過剩、技術不過關，投資不一定能夠得到回報。

　　潘慶中高度贊同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挑戰嚴峻，潛力巨大”的分析，并強調了政府在合理應對挑戰、釋放發展潛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潘慶中結合實地走訪調研，分享了阿聯酋和愛爾蘭兩國政府促進疫情后經濟重啟的關鍵舉措：阿聯酋政府放寬了簽證政策，極大促進了商業繁榮和人員流動；愛爾蘭在北歐國家中實行了低稅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資并帶動經濟增長。潘慶中認為，中國經濟相比于上述兩個國家，擁有更強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優勢，只要運用好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充分調動起各級政府的積極性，讓政府與市場同向發力，中國經濟一定能行穩致遠。

　　劉培林指出，想要更好激勵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效率，務實積極落實中央政策，必須首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實踐作為各項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標準”，非常重要。堅持實事求是有利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更好地消除內生的預期沖擊，實現“穩預期”的目標。中國人口規模大、內部差異大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央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制定符合各地實際情況的政策，因此改善基層治理需要讓基層有一定的靈活性和自主權，形成一個包容、審慎的決策指揮機制，鼓勵地方政府敢擔當、善作為。

　　后疫情時代如何更好地刺激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劉培林認為，應當向居民發放現金或消費券等補貼。立足于明年的現實情況，想要在后疫情時代“重啟”中國經濟增長，有必要向居民發放直接的補貼以促進居民消費，此舉比發放到地方政府、某個行業或企業要更有效率。從更長遠角度看，刺激內需應當著眼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2021年中國居民五等分收入組中最低的兩個組共有5.6億人，人均收入是每個月1116元，這些人群的收入連日常的體面消費都難以滿足。讓每一個個體都能參與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樣才能實現內需和消費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袁鋼明認為，中國經濟存在很大潛力，但也面對嚴峻挑戰。按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標準看，2023-2027年經濟增速必須達到6%，實現這一目標非常困難。經濟增速下降，最大的問題在于消費。2022年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5.9%，問題已非常嚴重。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的下降，對待消費問題要從如何增加收入的角度想辦法，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現在中國也應該加大財政調整力度，打破消費下滑僵局。對消費的一些重要領域，比如家電產品或大件日用品，可以采用降低銷售稅的辦法，而不僅僅是發補貼；對于消費所依賴的民營經濟和網絡經濟，要加大支持力度；貨幣政策要配合財政政策，保持適度寬松，調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辦法要大膽，刺激消費，才能推動經濟回升，打造向上的經濟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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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