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16日，新浪財經2022年會暨第十五屆金麒麟論壇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為“高質量發展、新機遇共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劉俏出席并演講。

　　劉俏在演講中對中國經濟的一些核心問題和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分析。

　　劉俏指出，當前有關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個爭論，就在于中國有沒有可能在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還能夠實現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的V型反彈，從目前2%的增速能夠恢復到2.5%甚至3%，這樣的話中國GDP能保持5%的增長速度，通過這種方式，中國能順利地推進到203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而全要素生產率的V型反彈中國有可能做到嗎？劉俏認為有可能。他指出，中國跟其他經濟體不一樣的點在于，中國一方面在完成工業化，另一方面中國所有的行業都可以按數字化再做一次，有再工業化的可能性，而這背后對應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可能。同時，劉俏指出，中國有大量的基建跟再工業化相配套的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本身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第三，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制造業的產值是美國加上日本、德國、韓國之和，制造業占GDP比重的27%，如果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繼續保持較高占比，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將有一定的保障。第四，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可能性。中國有改革帶來的可能性，高水平的開放帶來的可能性，都將助力中國未來繼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劉俏還強調，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有碳中和目標。劉俏表示，碳中和本身需要大量投資，中國要實現到2060年溫室氣體凈排放量降到零的目標，這對應著一個非常徹底、系統的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空間值得期待。

　　因此，劉俏判斷，如果能實現2.5%-3%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中國在未來將保持5%左右的長期經濟增長。

　　另外一個核心的問題是關于投資跟消費。劉俏指出，中國現在到了一個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他介紹，從1985年到2018年，中國的生產網絡變得越來越密，而且在這些網絡最密的地方出現節點行業，“節點行業”是對周邊行業影響關鍵、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行業。

　　而通過投資節點行業之后，有一個很強大的溢出效應，帶動上下游行業的市場主體出現，最終使整個經濟體產生很多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或者交換關系，使得這個網絡越變越龐雜，越變越密。劉俏指出，聚焦節點行業或者節點領域的投融資本身，是中國經濟有底氣說“我們有韌性”的重要原因。

　　而未來中國經濟要保持一定的長期增長率，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需要識別能構成未來中國經濟的關鍵的節點行業、節點領域，同時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資。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變得非常重要，這是中國模式區別于全市場經濟體系模式的重要特點，因為處于關鍵節點領域的行業最終回報可能不太高，像高鐵、5G基站，它可以由政府來主導，帶動市場力量來完成這種投資。而在一個全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沒有有為政府的積極介入，社會回報遠遠高于資本回報的投資項目可能會面臨投資不足的問題。加大對這些行業投資，是高質量發展的很重要的一點。

　　據劉俏研判，過去40年時間中國投資率跟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投資率每增加10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基本增加1.18個百分點。劉俏指出，未來高質量發展需要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驅動，意味著中國需要在關鍵行業、節點領域，保持一定的投資強度。

　　到底什么樣的行業是節點行業？投資未來往哪個地方傾斜？劉俏指出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數字化轉型，二是生態文明、碳中和。劉俏認為，跟新興文明相對應的行業、領域都是節點行業、節點領域。

　　談及碳中和，劉俏研判，中國如果要在2050年完成《巴黎協定》的約定，全世界凈碳排放量降到零，中國的投資量級需達到將近300萬億，折合到每年，相當于GDP8%左右的資金投向碳中和相關領域，這就是劉俏所說的節點行業。傳統觀念認為中國大規模的投資機會已經不多了，但劉俏認為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方式，聚焦這些構成中國未來增長網絡的節點行業，短期解決經濟增長動能的問題，中長期面對未來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

　　談及明年的宏觀政策，劉俏指出中國動員資源的能力非常強大，國家信用非常好。在此前置條件下，他建議可以考慮增加一些杠桿，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把資金投向那些面對未來高質量發展的節點行業、節點領域，這一點應該成為未來制定宏觀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貨幣政策方面，劉俏認為應該通暢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展望2023年，劉俏期望國債發行赤字率可以大幅提升。他指出，中國舉債的空間是非常大的，可以增加長期國債的發行，這個資金甚至可以替代一些地方債務，解決地方政府目前面臨的債務上的壓力。同時，劉俏建議，實施大規模的現金或者消費券的發放，直抵消費端。其他一些關鍵領域，包括數字化轉型、碳中和這些領域都需要大量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用財政政策來引導，激發市場資本和市場主體的活力，聚焦解決關鍵領域節點行業所面臨的問題。

　　以下為演講實錄：

　　大家好，非常榮幸參加這個活動。我今天給大家匯報的題目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和中國經濟的一些核心問題”。

　　我想大家都了解，在目前這個階段，關于中國經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這里我們還是引用德魯克講的一句話，我特別喜歡，“一定要回答出正確的問題”。到底什么是中國經濟在目前乃至于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需要關注的重要核心問題，怎么去應對這些問題，可能是我們在追求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里面所需要關注的種種最核心的這樣一些問題。

　　按我自己的理解，大概就五個方面，跟大家談一談中國經濟核心問題和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一些理解。

　　首先，我們到底增長空間還有多大？

　　如果按照索洛理論，按照現在經濟學增長理論這樣一個核心的框架來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由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決定的。我們講的高質量發展，其實某種程度上講，增長本身是由全要素生產率來驅動。按這個邏輯的話我們很容易解釋，為什么我們在過去的40年時間里保持一個非常高速的增長，因為我們在推進工業化的進程，這個過程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應該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大家看到，我們在改革開放前三個十年，基本上每一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都在4%以上，貢獻了整個GDP接近50%以上的增長，導致我們能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一個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進入到本世紀的這20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有的學者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結束，進入了一個晚期，比較后一個階段。但不管怎么講，我們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們現在整個服務業、第三產業的發展遠遠超過第二產業。這種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就降下來了，我們現在大概是2%左右的增速。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大家經常會問，可能需要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這種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降下來之后，有沒有可能在未來重新啟動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重新增長的空間？

　　我們做過一個測算，我們在2035年，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達到美國的65%的話，需要每一年的增速比美國高出將近2個百分點，需要達到2.5%~3%。在這種背景下，有關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個爭論，就在于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還能夠實現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的V型反彈，從目前2%的增速能夠恢復到2.5%甚至3%，這樣的話我們整個GDP的增長還能保持在一個5%左右的速度，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順利地推進到203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是有爭議的，按照傳統觀點的話，大家認為很難，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種先例，美國沒有做到，日本、德國包括韓國、中國臺灣都沒做到。我們有沒有可能？我在想可能在理解這一點的時候，可能要結合中國目前的一些發展的階段、未來潛在的一些發展的動能。我自己感覺，其實我們有可能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還能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中國可能跟別的一些經濟體不太一樣，我們一方面在完成工業化，但是我們所有的行業都可以按數字化再做一次，它有一個再工業化的可能性在里面，這背后對應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可能。同時，我們有大量的基建跟再工業化相配套的這樣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它本身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同時，我們現在大國工業，特別是我們的制造業，目前應該說全世界按產值的話是最大的制造業大國，我們制造業的產值是美國加上日本，加德國，加韓國之和，我們現在還占到GDP的27%的這樣一個制造業的占比。我想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如果我們保持一個制造業的GDP占比比較高的這么一個水平，高于美國現在的11%，我想我們的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還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時，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也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可能性。這里面我們有改革帶來的可能性，高水平的開放帶來的可能性，這些都有助于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最后我想講一點，這可能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還有碳中和。碳中和本身是一個需要大量投資的一件事情，我們到2060年如果實現溫室氣體凈排放量降到零這樣一個目標，它對應著一個非常徹底系統的經濟社會的一個結構性的變革，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空間應該說還是很值得期待的。

　　從這個角度講，我個人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判斷，就在于我們在未來的空間還有，如果我們能夠實現一個2.5%~3%左右的這樣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速度的話，我覺得中國在未來保持5%左右的長期經濟增長，至少還有十來年的時間，這樣我們的空間其實是在的。

　　另外一個核心的問題是關于投資跟消費。中國現在到了一個靠消費來驅動這樣的一個經濟增長模式，可能我自己提一些不同的看法，我用這個圖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闡釋。從1985年到2018年中國生產網絡的變遷。生產網絡是什么東西？它是根據一個國家產業的投入產出關系所連成的網絡，這里面的每個點都對應著一個行業，這些鏈條反映兩個行業之間往來的強度。

　　大家可以看到，從1985年到2018年，最大的變化在于我們的網絡變得越來越密，密度非常大，而且在很多網絡的位置上出現一些節點的行業。什么叫“節點行業”呢？是在這些網絡最密的地方，它對周邊的這些行業帶來很多影響的這樣一些關鍵位置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行業。

　　本身通過中國生產網絡的搬遷，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我們一直講“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很多時候“有為政府”通過頂層設計，通過五年規劃、產業政策，它投資這些我們講到的一些關鍵的行業，這些行業投資之后，它有一個很強大的溢出效應，帶動上下游這些行業的市場主體的出現，最終使得整個這個經濟體產生很多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或者交換關系，使得這個網絡越變越龐雜，越變越密，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在理解中國增長模式的時候特別要關注的。

　　聚焦節點行業或者節點領域的投融資本身，它其實一直是中國經濟能在過去這么多年快速地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同時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在面對未來波詭云譎挑戰的時候，我們還有底氣說“我們有韌性”，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于未來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中國經濟要保持一定的長期增長率，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我們需要識別能構成未來中國經濟的這些關鍵的節點行業、節點領域，同時加大對這些節點行業、節點領域的投資。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變得非常重要，我想這是中國模式區別于我們講到的這些西方國家或者全市場經濟體系下的這種模式的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因為在這里那些處于關鍵節點領域的占最終回報可能不太高的這樣一些關鍵行業，就像高鐵、5G基站，它可以由政府來主導，帶動市場力量來完成這種投資。而在一個全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沒有有為政府這樣的積極介入，社會回報遠遠高于資本回報的投資項目或者這些行業可能會面臨投資不足的一些問題。加大對這些行業投資，是高質量發展的很重要的一點。我看了一下我們在過去將近40年時間，分析了一下中國投資率跟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聯，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是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投資率里面增加10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基本上增加1.18個百分點。未來高質量發展需要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驅動，意味著我們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強度，主要就是對這些關鍵行業、節點領域的投資強度，這可能是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一個很重要方面的分析。

　　到這一步很多人就問，到底什么樣的一些行業、什么樣的問題是我們講到的節點行業或者節點問題？投資未來往哪個地方傾斜？我自己理解，可能有兩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數字化轉型；另外一塊是生態文明、碳中和。我自己大概可能有這樣一個角度，我們理解一個文明它最重要的特征，以工業文明為例子，我這里列舉了工業文明時代最了不起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愛迪生，他對應著能源，用什么樣的能源、用多少數量的能源，這是決定一個文明水平的很重要的一個特征。另外一個人物是馬可尼，基本上他的發明讓人和人之間的互動、交互強度、量級大幅地提升，幾何級數地提升，這也是工業文明時代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我們知道無線電產生之后，電報、電話、互聯網，現在進一步深化到元宇宙這樣的一些數字世界，這是我們來形容的文明的兩個很重要的特征。

　　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在思考我們正好處于能源在發生巨大的變革，從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轉型，同時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這種量級程度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這種情況下，意味著我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可能處于一個新型文明的開端，這種情況下，跟新興文明相對應的行業、領域都是節點行業、節點領域。

　　因為時間關系，不再展開，給大家簡單分析一下我們整個碳中和，我們按照各種各樣的一些分析，中國在2050年如果說完成《巴黎協定》的約定，全世界凈碳排放量降到零的話，中國可能需要投資達到將近300萬億的這樣一個量級，255萬億到270萬億，折合成每一年，基本上相當于GDP8%左右的一筆資金投向跟碳中和相關的一些事情里面來，這里面意味著我們的增長動能和增長模式劇烈變革的開始，需要大量投資，這是我們講到的非常具有經典意義的節點行業。所以，傳統觀念，大家認為完成工業化進程，中國又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大規模的投資機會已經不多了。但我想其實我們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方式，聚焦這些構成中國未來增長網絡的節點行業，短期它解決經濟增長動能的問題，而中長期，因為它是面對未來的這樣一種投資，它其實有助于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

　　最后，針對2023年整個宏觀政策，我給大家簡單匯報一下，我們到底2023年的宏觀政策是怎么樣的一個取向，大家普遍認為可能會比較積極，到底能積極到什么樣的程度？我這邊其實有一個觀點，我一直認為我們在討論宏觀政策的時候，特別是討論宏觀杠桿率的時候，我們經常錨定的是GDP。宏觀杠桿率的衡量，分子是債務，分母是GDP。我認為這種衡量本身是有問題的，債務本身是一個存量的概念，GDP是流量的概念，是流量指標。那么更合理的一個指標應該分母不是GDP，我把它叫什么呢？一般這個叫整體價值的概念，它也是個存量，就是一個國家整體核心的競爭力，這個國家總的價值有多大的可投性，這個國家償債的能力，它體現為這個國家的信用，體現為這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體現為這個國家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動員資源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思路就會有變化，按這個標準講，到底我們的宏觀杠桿率高不高，換句話講，我們為了提升這個國家整體的價值，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個政策做得更加積極一些？為什么采取這種相對來講比較穩健，或者有的時候必須保守、克制的一種財政政策，主要是因為金德爾伯格和明斯基的觀點，特別是明斯基這些年在國內政策界、學術界推崇他，他就講債務快速上升會帶來金融危機，他是這樣一種觀點。

　　我想說什么呢？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分析，明斯基這種觀點，它在衡量一般的經濟體的時候，確實有它的說服力，也有足夠的事實來證明它。但是我們就看那些具有強大的整體價值的國家或者整體價值遠遠高于GDP的國家，那些有強大的國家信用，核心競爭力非常大的國家，我把它叫做政策空間比較大的國家，其實它們即使有這種快速上升的債務，它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也非常小。我想說什么？這樣一些前置條件，我們到目前為止，應該說國家的動員資源的能力非常強大，中國的國家信用也非常非常好，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杠桿，對杠桿這個事情不要那么保守，我們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把自己獲得的資金投向那些面對未來高質量發展重要的一些節點行業、節點領域，這一點可能應該成為我們未來制定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的框架體系的這樣一種基本出發點。

　　貨幣政策的話，我一直覺得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是特別通暢，效果可能事倍功半，但財政政策在經濟面臨轉型，急需回到快速增長軌道的過程中，可以扮演更積極的作用。

　　針對2023年，我倒是有一個期望，就是我們國債發行赤字率可以大幅提升一些，因為我們的分母如果說是整體價值，而不是GDP，其實我們舉債的空間是非常大的，可以增加一些長期國債的發行，這個資金甚至可以替代一些地方債務，解決地方政府目前面臨的債務上的一些巨大的壓力。同時我們現在消費是很大的一個問題，需要有很大的一個推動，我還是強調，也一直堅持在做這項建議，可能大規模的現金或者消費券的發放，它直抵消費端。其它一些關鍵領域，包括數字化轉型、碳中和這些領域都需要大量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用財政政策來引導，把市場資本還有市場主體的活力激發出來，聚焦解決關鍵領域節點行業所面臨的問題，用這種方式，我對中國的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一個相對比較合理的增長水平，同時不斷地提升增長的質量，還是充滿信心的。

　　好的，我先講這么多，好，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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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