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連平 常冉

　　[ 展望2023年，根據全球經濟前景、加息節奏、能源危機、供應鏈沖擊、地緣風險等因素的可能演變路徑，結合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發展趨勢，綜合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外貿政策的調節力度以及基數效應，全年的出口增速存在落入負值區間的可能，對經濟增長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 ]

　　2022年前11個月，在內外需走弱和疫情反復的影響下，進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以美元計，我國出口累計增長9.1%，低于去年同期的30.7%。進口累計增長2.0%，低于去年同期的31.2%。2023年，海外加息和貨幣緊縮持續、全球衰退預期漸濃、生產型和消費型外需收縮。這些因素對出口造成的拖累程度如何？我國出口還有哪些積極因素？能否對沖外需下行？值得關注。

　　2023年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

　　1．世界經濟下行壓縮我國出口空間。

　　其一，高通脹擠壓海外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當前全球通脹高企，部分國家CPI達近四十年的高點。美國通脹仍處于高位波動，歐元區通脹居高難下，亞洲食品通脹率已升至4.5%。高通脹不僅造成居民收入大幅縮水、防御性儲蓄攀升，擠壓居民的消費支出，而且抬升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原材料成本無法傳導至消費端時，生產企業的經營利潤將受到擠壓。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指數由年初的-9.7降至-23.9。美國消費支出的同比增速由年初的7.4%降至2.8%，工業生產指數同比由年初的7.3%降至2.6%。明年部分經濟體尤其歐元區將在量化寬松支撐經濟和貨幣緊縮抑制通脹之間權衡，政策的進退維谷可能造成歐洲通脹高燒難退，全球通脹未必會快速大幅回落。

　　其二，海外加息將抑制出口貿易的增長。廣泛且持續的高通脹，促使以美聯儲為主的央行大幅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持續加息往往引發我國出口增速回落。2002年我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經歷了2004年和2015年兩輪美聯儲加息，在此期間我國出口增速與全球貿易增速的走勢基本驗證了上述相關性，其傳導鏈條為“美聯儲加息—美國需求收縮和投資放緩—誘發全球經濟下滑—海外需求不振—我國出口增速回落”。據測算，若美元加息后升值1%，全球貿易量將下降0.7%。需求的抑制將沖擊全球貿易，我國也難以置身事外。

　　其三，全球經濟和貿易下行壓力增大，我國出口預計同步下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最新預測值下調至2.7%，較前一預測降低0.2個百分點。OECD（經合組織）最新報告中，預測明年全球經濟放緩至2.2%，低于前一預測值0.6個百分點；美國經濟今年增長1.5%，明年放緩至0.5%；歐元區經濟今年增長3.1%，明年放緩至0.3%。根據上述國際機構預測，2023年全球將出現大范圍的增長放緩，約1/3國家將發生經濟萎縮。根據歷史數據，我國出口增速與全球貿易量的變化趨勢較一致，兩者相關系數約70%。當全球經濟和貿易下行，我國出口增速也將同步下滑。

　　2．主要貿易伙伴進口需求將不同程度減弱。

　　第一，美國生產消費需求回落，明年經濟可能進入衰退。今年以來，我國對美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由年初的17.1%降至15.7%，體現了美元加息及其關聯因素對需求端的抑制作用。住房、薪資和供給是通脹高企的三大因素。明年美聯儲緊縮將持續一個階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壓縮、被動累庫行業增多、房地產市場風險積壓，美國經濟或逐漸步入衰退，由此對我國出口需求的拖累將越發顯著。

　　第二，歐洲深陷通脹高企、能源危機、制造業低迷的困境，經濟前景十分黯淡。今年以來，我國對歐盟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由年初的17.9%下降至14.6%，其降幅大于美國，體現了歐洲通脹高企、能源危機、衰退加劇對我國出口的拖累。當前歐洲通脹仍未見頂，加之金融政策左右為難，歐洲高通脹可能持續更長時間。隨著歐洲工業成本飆升，部分地區被動開啟“去工業化”階段，將化工和制造業部分外遷至美國和亞洲等地。歐盟制造業正處于主動補庫末期，在制造業產業外遷的影響下，歐洲對我國中間品和資本品的需求將進一步回落。歐元區GDP增速由二季度的4.3%降至三季度的2.1%，尤其德國和法國的經濟增速均降至1%左右，表明歐洲經濟動能可能持續惡化，經濟前景可能弱于美國。歐洲消費預期低迷、生產成本飆升、支柱產業遭遇瓶頸、金融條件惡化，這將大幅壓降對我國產品的需求空間。

　　第三，明年來自東盟外需的持續性可能減弱。在RCEP（區域全面伙伴關系協定）互惠關稅助推下，2022年東盟對我國出口需求的拉動作用顯著。1~11月，我國對東盟的出口平均增長率為19.1%，高于對美國4.7%和歐盟12.1%的出口平均增速。明年是RCEP生效的第二年，貿易條款和關稅紅利將進一步釋放，預計來自東盟的外需拉動將成為我國出口的重要支撐。雖然RCEP政策可以在有限范圍內托底東盟對我國的需求，但在海外總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明年來自東盟生產端的外需并不一定可持續，東盟對我國的出口拉動可能也會相應減弱。

　　3．全產業鏈優勢增強出口韌性。

　　首先，全產業鏈體系支撐出口韌性，明年我國出口供給優勢仍可能顯現。地緣沖突仍在延續，大國博弈進入能源和科技領域，由此帶來全球產業鏈割裂、經營成本上行，將對海外的供給能力形成沖擊。疫情反復和高通脹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差距，“物價-工資”螺旋式上行的模式基本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與經濟衰退預期的組合影響了歐洲企業的供給能力和擴產意愿。今年德國出現了近三十年的首次貿易逆差和美國煉化行業的產能收縮就是例證。國內產業鏈經受住了4~5月期間疫情沖擊的考驗，海外供應不穩，我國供應鏈韌性優勢將更加突出。

　　其次，我國出口產業鏈的庫存去化和脆弱性的問題需要關注。我國工業企業的產成品存貨累計同比從年初的18.1%下降至三季度的12.6%，營業收入累計同比從年初的13.9%下降至三季度的7.6%，這表明國內工業可能逐漸開啟庫存去化。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優勢的產品尤其是機電類商品，在生產過程中也需進口大量中間品。根據出口脆弱性指標的測算發現，電器音像、機械零件、光學醫療這三類行業呈現高出口額、高嵌入度和高脆弱性并存的情況。一旦來自海外市場的出口限制、關稅壁壘、技術壓制等狀況發生，我國相關產業鏈的穩定性將受到沖擊。

　　4．成本優勢和人民幣貶值效應可能有限。

　　今年以來，價格因素對出口支撐作用明顯。前三季度，數量因素對出口金額的貢獻度僅為約-0.4。價格因素貢獻率的提升，體現了出口從“以量補價”向“量價齊重”的轉變，這可能與今年我國物價平穩、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等因素有關。當全球通脹高位時，我國出口得益于國內物價平穩，具備一定的成本優勢。但隨著全球通脹緩解，我國出口成本優勢可能逐漸消退。根據“J曲線”效應，人民幣的適度貶值本應對出口發揮促進作用，時滯約為1~2個季度。但本輪人民幣貶值主要是對美元的貶值，對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歐元和日元等）仍有升值。前10個月，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分別升值約12.5%和4.8%，所以出口的整體成本優勢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折扣。我國出口價格對貿易伙伴雖然略占優勢，但實現高增長也是基于“以量補價”的理想情況，這也與“馬歇爾-勒拿”條件對出口商品價格需求彈性的限制相吻合。明年多數經濟體的生產和消費品需求大幅走弱，在需求彈性偏弱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貶值對出口的滯后性推動能否發揮作用仍存在不確定性。

　　展望2023年，根據全球經濟前景、加息節奏、能源危機、供應鏈沖擊、地緣風險等因素的可能演變路徑，結合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發展趨勢，綜合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外貿政策的調節力度以及基數效應，全年的出口增速存在落入負值區間的可能，對經濟增長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

　　政策建議

　　針對嚴峻的出口形勢，需要大力推進穩外貿政策，綜合各項舉措保障和促進出口，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其一，充分利用RCEP紅利，擴大區域貿易合作。持續加大對外貿企業的RCEP宣傳培訓，指導企業全面掌握并運用協定規則。改善和增強經貿業務的配套服務和金融支持，建立RCEP公共服務平臺，及時為市場主體提供全方位、高質量的業務支撐。外貿企業應加快適應RCEP新環境和新規則，掌握成員國對原產地規則及其關稅減讓的規定，適度增加區域內原材料的使用比重，評估調整合規成本后再確認實施。企業通過加強RCEP區域內價值鏈分工，推動開展技術和業務交流，促進區域產品鏈深度融合。

　　其二，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發展空間。鑒于2023年大部分發達國家經濟可能步入衰退，應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尤其注重與“一帶一路”沿線、中東歐、中亞、南亞、拉美等地區的貿易聯系。加快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進程，加快“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升級。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進一步落地，推動從基礎設施投資轉向吸引企業家參與的軟環境構建。當前我國具備出口優勢的新能源、汽車等產業與發展中國家的需求較為匹配，應抓住產業對接的良好機遇，開拓市場份額。

　　其三，加大對外貿企業的金融和財政政策支持。出臺支持外貿企業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幫助外貿企業獲得更為便利的融資，并降低融資成本。金融機構應加強“銀-企”對接，梳理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微外貿企業并予以重點支持。銀行應按照市場化原則加大對外貿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保險機構應加強對外貿企業的融資增信支持，增加中小微企業的信保保單融資規模。加大出口信用保險的支持力度，擴大對外貿企業的承保覆蓋面，優化承保和理賠條件，縮短理賠時間。財稅部門需要適時推出相關舉措，精準實施減稅降費、出口退稅和優化稅收服務等舉措。尤其針對中小微外貿企業，應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減稅與退稅并舉，并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和推進大規模的留抵退稅。

　　其四，多舉措規避匯率風險并推進人民幣結算業務。金融機構應面向外貿企業提供更多匯率避險的咨詢服務。主動創新外匯衍生產品，提升基層銀行機構的服務能力。優化網上銀行、線上平臺的匯率避險模塊建設，提高業務辦理便利性，提升對中小微外貿企業的匯率避險服務質量。應拓展跨境金融服務平臺應用場景，推進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業務范圍。外貿企業應堅持以“保值”而非“增值”為核心的匯率風險管理原則。應在掌握各類衍生工具的基礎上，根據風險識別能力和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選擇合適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應將人民幣結算便利性及時傳遞至外商，提高采用人民幣結算的主動性。

　　其五，積極發展跨境貿易新業態和新模式。針對跨境電商行業特點，加大政策宣傳力度，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申報高新技術企業。統籌利用外經貿發展專項資金和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等，支持跨境電商拓展和海外倉建設。加強跨境電商平臺與企業端的聯動互促，積極應用虛擬現實和大數據等技術，優化云上展廳和虛擬展臺等新模式，智能對接供采，以促進跨境電商貿易的渠道多元化和手段多樣化。

　　（連平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常冉系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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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