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頓與李銀珩在2017年冬季達沃斯論壇期間合影

　　新浪財經訊 1月23日，由新浪和中民投聯合舉辦的“2018新浪中民投達沃斯領袖峰會”于瑞士達沃斯舉行，主題為：新時代，分享中國新機遇。中民投全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出席并發言。

　　而在行前，中民投董事局執行副主席李銀珩先生特別就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與迪頓教授進行了交流，其中的思想也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開啟幸福之門的鑰匙。

　　以下為對話摘編：

　　李銀珩：中國已經逐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目前超過60歲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2.2億。對于這個趨勢您怎么看？

　　安格斯·迪頓：經歷過人口過渡的國家都會出現生育率下降，“老少比”提高：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老年人數量龐大，但他們在低生育率期出生的子孫卻數量減少。而隨著生活標準的提高、醫療條件的改善以及個人行為（尤其是吸煙問題）的轉變，老年人死亡率下降，“老少比”將進一步提高。

　　最終隨著低生育率的持續降低，老少比會下降，但這一過程將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李銀珩： 人類社會的進步，伴隨的不僅僅是科技的發展，更多的還有家庭結構的改變。在您看來，這將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安格斯·迪頓：在人口過渡過程中，家庭生活與養老安排都相應發生了改變。

　　在傳統家庭模式中，由子女照顧父母或祖父母。在常見的農村環境下，親朋好友都住在附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沒有正式的“退休”，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孩子和家人可能承擔更多的工作負擔。但正如文學作品中經常提到老年人在農業環境中的作用：他們可能無法像以前一樣干重活，但他們在天氣、莊稼和害蟲方面積累了多年的智慧和經驗。

　　但在現代家庭模式當中，老年人的子女數量更少，有的老年人甚至沒有子女。他們往往獨自生活，在城市里，他們可能沒有太多認識的人。他們必須靠工作時積攢的儲蓄來養活自己，或者國家必須通過養老金或國家扶持的醫保贍養老人。原先由家庭承擔的責任，現在轉移給了個人或國家。

　　歷史上，受到戰爭、通貨膨脹或糟糕的投資機會的影響，許多國家很難實現長期儲蓄，所以國家往往會介入。像在美國，老年人的貧困問題，促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人口老齡化也會增加對醫療保健的需求，因為人們的醫療需求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

　　未來：樂觀還是悲觀？

　　李銀珩：這種由于人口過渡而帶來的生育率的下滑和養老模式的改變，在您看來對于老年人意味著什么呢？

　　安格斯·迪頓： 關于這對老年人的意義，有兩種觀點：一種悲觀，一種樂觀。

　　悲觀的觀點是，人口過渡對于老年人來說是一場災難。傳統體制是老年人的天堂，因為老年人會受到重視、照顧和尊重。在現代制度下則恰好相反，老年人不能從事生產，被孤立，無法適應外界生活，而且通常沒有足夠的儲蓄，社會保險成為家庭可憐的替代品。老年人的“犧牲”被視為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后果。 教育、技術變革和城市化，剝奪了老年人應該享有的尊重、權力和獨立性。

　　樂觀的觀點則認為，大家庭的“安全感”只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空想，忽視了在貧窮的農業社會經常存在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健康不良、糟糕的醫療和低預期壽命。有人將這種安全看做是缺乏個人自由。富裕國家有許多證據表明，子女不愿意與父母一起生活，而老年人也不愿意與子女共同生活。獨立生活可能是人們所期望的，至少在個人和社會支持使獨立生活可行的情況下。

　　李銀珩： 在您看來，悲觀與樂觀兩種觀點，哪個更能代表未來？

　　安格斯·迪頓： 我認為，樂觀的觀點可能是正確的，尤其是在中國。

　　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很高，所以許多老年人有足夠的資產支持晚年生活。經濟飛速發展，使子女過上了比父輩更富裕的生活，即使他們獨立生活，也可以為父母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他們可以幫助承擔住房、食宿和醫療開銷——子女依舊會履行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但是通過經濟支持的方式，而不是與父母共同生活。

　　李銀珩： 您在美國生活，也對中國有所了解。在您看來，中美的養老模式的差異在哪？中國的機會在哪里？

　　安格斯·迪頓：很顯然，加大養老照護產業的開發存在大量機會。美國有多種養老模式，其中大部分來自民營機構。老年人可以不限時間地獨立生活，并可享受到不同級別的必要護理服務，例如偶爾探視、全天候護理等等。在同一個養老院內可以同時存在不同的模式。當然這需要細致的國家監管和監督。

　　美國養老設施的質量參差不齊，募資的方式也多種多樣，包括老年人的儲蓄，或子女付費等。個別地區推出了用于醫療保健的反向抵押貸款，允許老年人使用住房交換有擔保的住所，在有輔助生活設施的地方獲得終生護理。美國養老設施的花費最高為每月2，500美元，這主要取決于內部工作人員的工資成本。

　　在中國，子女的平均收入普遍高于父母，老年人也通常有一定積蓄。因此，養老產業包含著巨大的發展機會。另外，我認為，應該將其（養老產業）作為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老年人與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糟糕的替代選擇。中國確實需要保證老年人享有更好的晚年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老年人需要傳統的生活方式。

　　中國老人幸福感處在全球較高水平

　　李銀珩：我非常同意您的觀點，這也是中民投為什么要大力布局健康管理和居家養老產業的原因。 其實在中國，子女想為父母做很多。但是，我們如何知道長輩是否感到幸福呢？

　　安格斯·迪頓： 評價生活幸福感的一個有效指標是坎特里爾階梯表（Cantril ladder）。受訪者被要求想象一個階梯，從0到10標記每一階，其中0代表你能為自己想象的最糟糕的生活，10代表最好的生活。然后要求受訪者說出自己目前處在哪個階梯。蓋洛普自2006年開始在全世界民意調查中調查這個問題，下圖所示的是中國的調查結果。

　　蓋洛普的坎特里爾階梯表中國調查結果（處于不同年齡段的受訪者被要求想象一個階梯，從0到10標記每一階，其中0代表你能為自己想象的最糟糕的生活，10代表最好的生活。然后要求受訪者說出自己目前處在哪個階梯。）

　　圖中顯示的兩條線，一條代表2006-11年的結果，另一條表示2012-16年的結果。兩條線的數據基于每個年齡段的評分的平均值。圖中顯示，中國最年輕一代的生活質量評價最高。而評價最低的是40歲年齡段的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評價高于中年人。

　　生活質量評價（或幸福感評價）的“U型曲線”很常見，這代表了人類生活的基本事實。但有許多國家表現出了不同的模式。例如，在多數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生活質量評價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老年人的評價最低。最顯著的是東歐和前蘇聯國家，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評價非常低。 對于他們而言，人口過渡是災難性的——他們失去了終生堅守的信念，雖然他們的子女擁有光明的未來，但他們卻沒有。

　　圖中顯示的中國模式在許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過去十年，中國各個年齡段的人口生活質量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均有大幅提升；

　　其次，最年輕一代的生活質量評價最高。我認為這是經濟飛速發展的結果，所以年輕一代現在和未來的生活，將比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更加優渥；

　　第三，老年人對生活的滿意度，高于中年人。

　　李銀珩： 這非常有趣，您怎么看蓋洛普的這份調查所揭示的中國老年人幸福感曲線，它準確嗎？

　　安格斯·迪頓：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評價，在任何國家都是難題，在中國同樣如此。特別是，隨著年齡增長，健康日益惡化，而身體狀況不佳會降低生活質量評價。由于我們不了解的原因，雖然老年人健康惡化，但他們的幸福感隨著年齡的增長卻在持續提升。

　　圖中顯示在最近一個時期，75歲之后的人口對生活質量的評價趨于平緩，但我對這個結果的統計顯著性表示質疑，我認為不應將其解讀為中國最年長群體的生活質量下降。相反，圖中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近幾年，與其他年齡段一樣，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評價也在快速提高，他們認為生活每天都在變得更好。

　　如果按照我認為的那樣，生活質量評價可以作為衡量人們生活的良好指標，則該圖表證明，當前中國并未出現悲觀觀點所描述的跡象。

　　李銀珩：最后一個問題，您對中國養老的未來怎么看？

　　安格斯·迪頓：中國正在飛速發展，并且是高儲蓄率的社會。因此，父母和子女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獨立生活，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并且有巨大的機會增加各種輔助生活設施的供應。密切關注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評價非常重要。當前的證據表明，老年人在這方面的評價較高，并且與所有人一樣，他們的生活也在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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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