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人民論壇

【摘要】東北亞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近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殖民地與霸權爭奪給東北亞留下了巨大戰爭創傷。二戰后，大國博弈跌宕起伏使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面臨諸多困難與障礙。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改變，東北亞國際關系與秩序也從以分裂、對抗為主轉向以和平、穩定為主，為區域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通過和平發展，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按照西方模式崛起的大國，引領和推動中美關系日趨穩定與均衡，東北亞正在成為世界首個告別因“國強必霸”導致大國武力相向歷史的地區。伴隨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和中美互動的深化，中日韓平衡、穩定、邊界明晰的三邊關系框架日漸清晰；伴隨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形成，中美、中日韓經貿關系日趨緊密。東北亞以共處共生共享為特征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日益浮出水面，三國已就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達成戰略共識。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中美關系 東北亞區域合作 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中圖分類號】D8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10

【作者簡介】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與政策、中美貿易、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東亞合作的文化成因》《日本文化在 中國的傳播與影響（1972-2002）》《東亞社會變革》等。

引言

東北亞是世界主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在地理上，東北亞包括中日韓三國、朝鮮、蒙古國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美國雖在地理位置上不屬于東北亞國家，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是東北亞國際事務中的一個關鍵角色。

2000年，日本學者深川由起子提出，東北亞經濟合作“首先把脫離了東北亞復雜的多國間關系作為先行經濟的日、中、韓三國設定為軸心，再由開放性的維持來吸收周邊國家和地區參加”。[1]從經濟結構互補性的角度來看，中國與日本、韓國在價值鏈層面已形成梯度分工，三國擁有主導區域價值鏈的能力。[2]2011年起，中日韓三國GDP之和占全球總量均超過20%，且于2020年達25%。

中國是東北亞最重要的國家，歷史的走向對東北亞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古代東北亞在大部分時間相對和平穩定，其原因在于中國作為一個強大的存在成為周邊地區的“穩定之錨”。近代以來，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對象，東北亞也陷入分裂與混亂。“中國的困難就是外國每一個國家的機會”“中國越弱，爭奪越烈。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一個積弱的中國竟成了東北亞地區的國際不穩定源。”[3]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式現代化進入快車道，這給東北亞帶來和平與穩定，也給區域合作帶來新的動力與前景。

中國式現代化與東北亞秩序重構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然而，中國并非通過無條件追隨西方加入世界體系，而是始終作為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闊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指出的：“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4]這一重要特征，決定了中國對東北亞國際關系與秩序的重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東北亞國際關系的調整。從二戰結束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一歷史時期，東北亞一直處于撕裂、對抗狀態。力圖通過侵略戰爭稱霸亞洲的日本被美國占領，改造成其盟國；朝鮮半島一分為二，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由蘇聯和美國軍隊接收。在美蘇的各自支持下，1948年8月朝鮮半島南部成立大韓民國，同年9月朝鮮半島北部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獨立后的蒙古國也成為蘇聯的盟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派出志愿軍抗美援朝，這是一場贏得不受美蘇兩個西方陣營擺布的獨立自主地位的“立國之戰”。戰爭結束后，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讓蘇聯日益感到控制中國的意圖難以得償所愿。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成為一個完全獨立于美蘇兩大陣營之外的、不容忽視的“特殊”存在。

冷戰時期，中國獨立自主、“束身自好”，不畏強權，與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漸行漸遠，對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卑不亢。沒有完全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也沒有深度參與美國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作為一個有著與西方世界不同發展邏輯的東方大國，中國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奉行的霸權主義起到了任何來自西方的力量所不能的制衡作用。鄧小平同志對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有著深刻理解，他毫不諱言中國在經濟、科技方面“窮”和“弱”，但自始至終都對中國所具備的戰略實力和巨大發展潛力深信不疑。他認為，中國“塊頭大”，作為第三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加入任何一方，都會使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發生質的變化，因此“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系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5]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出于戰略上的共同需要，1972年尼克松應邀訪問北京，中美關系發生變化。中美關系的改善與全球范圍內中美蘇大三角的形成，對扭轉當時國際社會面臨的緊張局勢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定，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發展之路。1979年1月，中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同志對美國進行為期八天的訪問，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強決心和實現現代化的堅定信心。

中國式現代化以開放而非封閉、團結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對抗為基本訴求，帶來東北亞國際格局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與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不支持任何一個國家或集團去反對另一個國家或集團。“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6]“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鄧小平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系，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7]除中美關系得到顯著改善之外，中日兩國于1978年8月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宣布雙方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1989年5月，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蘇聯解體后，1991年12月，中俄兩國簽署《會談紀要》，解決了兩國關系的繼承問題。1992年5月，中韓結束了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敵對與隔絕狀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至此，東北亞雖然未能全面結束分裂與對抗，但和平與穩定已成為地區國際秩序的主要方面。

反對霸權主義，促進東北亞和平穩定。鄧小平同志指出：“霸權主義是世界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穩定的根源。”[8]霸權主義是指大國或大國集團通過武力或采用其他手段，把自己的影響和意志強加于別國，謀求對一個地區或更大范圍進行統治的政策和行為。霸權主義是西方世界大國崛起的普遍遵循，霸權爭奪是西方世界興起以來人類社會頻繁陷入戰爭與殺戮旋渦的主要原因。20世紀60年代后期，蘇聯領導集團誤判全球戰略形勢，在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指導下從過去追求的蘇美合作主宰世界轉為力求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給東北亞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和平發展帶來巨大威脅。

中國式現代化有著不同于西方國家崛起的內生動力與內在邏輯，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主張和平發展、反對霸權主義。早在1974年4月，鄧小平同志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時，就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莊嚴宣告：“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9]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重申：“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范圍，不搞軍備競賽。”[10]

中國是近代以來唯一一個通過和平發展而非侵略擴張、武力顛覆的途徑邁向復興的大國，使近代以來一直是世界主要大國博弈重鎮的東北亞告別西方霸權爭奪與興衰的歷史，走出西方世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成為可能。1978年8月，中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雙方一致同意旗幟鮮明地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共同履行不謀求霸權的義務，同時反對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謀求霸權。1979年1月發表的《中美建交公報》，明確向世界宣示：中美“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中美日達成的這一共識，為東北亞和平穩定奠定了一定基礎。

中國在東北亞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對東北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雖然保持了冷戰時期蘇聯第二大軍事強國的地位，但在東北亞的經濟地位顯著下降。1991年至1999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40%以上。即使在201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俄羅斯對中日韓三國的投資與貿易也停留在一個較低水平。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復興，并在70年代至80年代達到頂峰，通過直接投資、技術輸出和對外援助帶動了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推動形成了所謂東亞經濟的“雁行模式”。但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日本經濟在區域經濟中的比重明顯出現下降。

2022年中國大陸GDP總量對美國的占比為71.1%，與美國一道成為在東北亞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2022年中國GDP總量為17.99萬億美元，日本經濟總量為4.2萬億美元，韓國只有1.8萬億美元，中國經濟已經是日本經濟規模的4倍，韓國的10倍。日本2022年版《外交藍皮書》指出：“在自由開放的安定的國際秩序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借助全球化，積蓄了力量、增加了存在感。”[11]

引領推動中美開辟大國正確相處之道

東北亞的發展現實，決定了區域合作以中美關系一定程度穩定與均衡為先決條件。以共同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1999年11月中日韓三國召開領導人會議，東北亞區域合作開始正式納入議事議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不斷探索推進與拓展，中美雙方共同構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使東北亞合作的條件日趨成熟。

中國“國強不霸”與西方大國政治悲劇的終結。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中美關系總體上處于相對穩定狀態，但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帶來新變數。2018年美國GDP為20.5萬億美元，中國GDP13.9萬億美元，約等于美國的68%。中美之間實力差距的縮小，引發美國對自身“世界領導權”遇到挑戰的擔憂與焦慮，[12]開始把中國定位為最大的中長期安全威脅和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一些美國政客罔顧事實，聲稱中國正在所有等級排序的頂端位置中取代美國，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輸不起的較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毫無疑問，在所有國家中，只有中國對我們構成了最重大的挑戰，無論我們在處理兩國關系競爭或合作的任何一個方面，我們都必須從強勢而非弱勢的角度來對待中國。”[13]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表示：“我們不想生活在一個中國人占主導地位的世界。”[14]

一些西方學者套用西方世界“國強必霸”、新興大國必然通過武力顛覆守成大國的西方大國興衰的古老邏輯定義，預測中美關系的現狀與未來，認為崛起的中國勢必要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最終取代美國，而這一過程，必然伴隨武力威脅、對抗與沖突，甚至引發全球性動蕩與戰爭。例如，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就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將激化中美之間的安全競爭，加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15]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甚至比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還要大。[16]

假設中國走西方現代化的老路，加入西方世界，以零和博弈法則為基本遵循，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必然會帶來兩國間的沖突與對抗，東北亞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戰火紛飛之地。但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出發點，“依靠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發展”，[17]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走西方國家武力擴張和殖民掠奪的道路。“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18]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面對強虜，偉大的中國人民通過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反抗斗爭，最終贏得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國際形勢如何風云變幻，中國人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獨立自主本色一如既往。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決定了其如何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也決定性地影響了其對外政策總方向。中國從未將超越美國作為發展目標，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與兩大陣營對抗的情形截然不同，蘇聯視西方為敵人，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而“中國無意顛覆既定的國際秩序”[19]，重視與美國開展合作。“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的強大不以損害美國的強大為代價，“中美各自的成功符合雙方共同利益”。[20]正如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美中之間不應該是零和關系，兩者之間應該建立的與其說是伙伴關系，不如說是“共同進化”的關系。

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歷史必然性。中國的和平發展為東北亞乃至整個世界走出零和博弈的叢林法則提供了可能。習近平主席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21]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和平發展，以人民為中心，同時具備人口規模巨大的特征，這使中國得以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形成了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任何力量難以阻擋的、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目前，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貨物貿易總額世界第一，“任何把中國從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中排除出去的想法都將是不可取的”。[22]

中國式現代化秉持互利共贏邏輯，始終認為和平與合作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好了，對世界有利、對美國也有利；美國發展好了，對世界和中國也有利。”[23]美國有一句諺語叫作：打不敗的敵人就是朋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在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與打壓不但越來越力不從心，而且越來越得不償失的情況下，尤其是到了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美國人發現中國依舊無意挑戰美國，也沒有成為美國現實的敵人時，認可和尊重中國的存在與價值就會成為唯一選擇。

中國作為和平力量讓世界趨向均衡與穩定。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加入西方陣 營，不照搬西方現代化的老路，是新時期中國與美國走出一條正確相處之道，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也是人類社會走出西方 世界以對抗沖突為基調的大國爭霸邏輯怪圈，避 免中美之間重演當年日德與美英之間、蘇聯與美國 之間的大國政治悲劇，實現持久和平的希望所在。

面對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態度”。[24]用美國著名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話說：“把中美關系簡單地看成只會越來越壞，是膚淺的，實際上中美正在共同努力打造一個富有建設性的關系，一個具有穩定性的關系”。[25]中國在與美國構建穩定、均衡的大國關系框架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為東北亞構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區域合作模式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日韓新型關系模式的形成

東北亞政治關系的顯著特征是中美雙邊關系、中日韓三邊框架與美日韓小三邊機制三重結構的相互作用。伴隨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和中美良性互動的深化，中日韓以平衡、穩定、邊界明晰為主要特征的三邊關系框架日漸清晰，為東北亞結束分裂與對抗，形成共處共生共享的新型區域關系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撐。

中美關系對中日、中韓關系的影響。由于日韓兩國都與美國建立了同盟關系，在以往40多年的時間里，中美關系對中日韓關系有著顯著影響。1979年中美建交，為雙邊關系升溫注入新動能。20世紀80年代中美戰略合作成為壓倒一切矛盾、分歧的重中之重。冷戰結束后的20世紀90年代，中美之間摩擦不斷，但經貿關系在曲折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進入21世紀，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中國旗幟鮮明地表明與美國共同反恐的堅定立場，帶來雙邊合作全方位蓬勃開展。“2000年，美國通過了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立法。這個立法意味著中美關系出現實質性突破，使兩國經貿關系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持續為兩國關系提供新的動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十年是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強勁拉動經濟騰飛的黃金十年，這是中美關系服務于中國現代化大業的極好例證。”[26]

相對穩定、總體向好的中美關系給中日、中韓關系帶來積極影響。1978～2010年，和平、友好與合作是中日、中韓關系主要方面。1989年日本參與西方對華制裁，但很快認識到與中國保持和發展良好穩定的關系對中日兩國的重要性，率先恢復了對華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訪華，中日關系進一步改善。1992～2010年，中日經濟合作保持強勁發展勢頭，但由于蘇聯解體導致中日關系戰略基礎弱化，兩國間存在的分歧與矛盾逐漸顯現，兩國關系進入合作與摩擦同步增長的交往狀態。但需特別指出：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發生的分歧、矛盾與摩擦，多與雙方的歷史、領土糾紛有關，幾乎無關于中美關系狀況。

1992年8月，中韓兩國發表《中韓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正式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從中韓建交到2010年，雙邊關系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人文交流等領域均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2010年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至2011年前后，美國戰略界達成共識：中國是今后數十年中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戰者。奧巴馬政府的應對之策是實行戰略轉向，或曰‘亞太再平衡’戰略。”[27]美國加強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中日關系受到影響；2010年以后，日本對華外交和軍事部署與美國的對華戰略保持了較高程度的同步性，如菅直人執政時期，日本將中國定位于“潛在威脅”。日本還多次督促美國作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表態。

在中美博弈中，韓國長期堅持戰略模糊，盡量避免介入其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對美國戰略追隨始終是基本遵循。韓國的保守派堅持認為韓國的地位和成就是在美國的幫助下取得的，所以現在應該配合美國。2010年奧巴馬政府時期，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李明博和樸槿惠兩屆保守政府相應地加大與美國的合作力度，美韓同盟由防御性轉型為進攻性，由專注于朝鮮半島安全事務的同盟轉型為可介入地區安全事務的地區性同盟。美國在拉攏韓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阻止韓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經濟手段受限的情況下，開始強調韓國對美國的安全需求，為牽制中國，美國推動“薩德”入韓，導致2016年以前一度呈全方位發展勢頭的中韓關系出現倒退。

2018年至今中美關系日趨緊張帶來日韓對中國對立與對抗成分驟增。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直接將中國定義為“首要威脅”，特朗普、拜登兩任總統不斷對中國展開遏制、打壓與圍堵，“在美國挑起并不斷加劇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呈現出一系列新態勢：戰略上加緊追隨美國，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強調以實力與聯盟構筑對華優勢地位；采取政治承諾與政策實踐相分離的兩面手法；推動低位政治高位化，將經濟安全納入對華戰略范疇；制造新借口、利用舊矛盾加大干涉中國內政力度”。[28]韓國雖在主要涉華議題上的表態有所保留，但拜登上任以來，在2021年韓美“2＋2”會談、2022年韓美峰會、2023年美日韓峰會等雙多邊會議中，都表現出較為明確的遏華立場。2021年5月的《韓美聯合聲明》中涉及“維護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內容，事關中國核心利益。韓國與美國主要針對中國的高科技合作也日趨緊密。[29]

中國因素對中日、中韓關系的影響。中國與日韓地理毗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以睦鄰友好為出發點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相互關系，對東北亞國際關系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1978年8月，中日兩國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宣示締約雙方將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發展睦鄰友好關系。該條約締結40多年來，雙方總體上堅持了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確方向，守住了和平共處、互利合作的底線。

1992年8月，中韓發表建交聯合公報，明確表示雙方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持久的睦鄰合作關系。建交以來，兩國政治關系進展順利，大體上以五年為時間段躍升新臺階：1998年雙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伙伴關系，2003年雙方宣布建立中韓全面合作伙伴關系，2008年雙方宣布建立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14年雙方宣布中韓努力成為實現共同發展的伙伴、致力地區和平的伙伴、攜手振興亞洲的伙伴、促進世界繁榮的伙伴。

中國作為一個獨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力量在東北亞地位的穩步上升，給日韓兩國帶來的利益越來越大，使兩國不得不在對華戰略上有意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留有一定轉圜空間。在中美關系緊張、美日關系升溫的情況下，日本依舊不愿意將雞蛋全部裝在一只籃子里。1990～2000年，蘇聯解體后美國開始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提上議事議程，中國遂由美國的朋友轉變為“潛在敵人”，但日本在這一時期并沒有完全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而是成為西方陣營中率先解除對華經濟制裁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日本繼續發展對華友好關系，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日關系總體上處于上升發展階段”，[30]宮澤喜一組閣后提出了“日中關系與日美關系是日本外交的兩大車輪”，從而將中日關系提高到“與日美關系同樣重要”的位置。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訪華，中日友好關系達到高峰。

在中美關系陷入低谷時，盡管當時執掌日本政權的菅義偉政權傾向與美國加深“戰略捆綁”，深化與其他“民主盟國”協作并排斥中國，但依舊聲稱要構建“穩定的日中關系”。岸田文雄繼任首相后，日本國內對華輿情持續惡化，執政黨、政界要求對華強硬的呼聲日益高漲，乃至“逢華必反”成為“政治正確”，但中日首腦很快實現通話，重申切實踐行“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密切溝通合作，管控分歧，確保兩國關系平穩過渡。[31]

近年來，雖然韓國已被綁上了美國“全球干涉的戰車”，還自命為“全球樞紐國家”全力配合美國，但韓國依舊希望與中國保持健康成熟的雙邊關系，并以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為基礎實現，未來會與中國加強溝通。[32]

中日韓三邊框架在與美日韓小三邊機制博弈中不斷鞏固。美日韓小三邊是拜登政府2022年以來為推進其以遏制與打壓中國為目標的所謂“印太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希望通過與日韓結盟補齊“印太戰略”在東北亞的短板。實際上，多年來，美國為遏制中國一直沒有放松對美日、美韓同盟關系的強化，為東北亞合作制造障礙。立足于和平與合作的中日韓三邊框架的持續推進深刻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給東北亞合作帶來強大的生命力和可預期的發展前景。

2008年5月，中韓雙方宣布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國與日本發表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為中日韓合作創造了條件。2008年12月，中日韓領導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于日本福岡舉行會議，決定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三國決定在保留“10＋3”領導人會議期間會晤的同時，將領導人會議機制化，三國輪流擔任主席國，每年舉辦一次。這一決定標志著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的正式成立，領導人會議至2024年已經舉辦9次。

美國主導的美日韓小三邊是主要針對第三方成立的、具有封閉色彩的軍事安全機制，支配與被支配、命令與服從構成相互關系的主要方面，而中日韓三邊框架的構建以平等的伙伴關系為基礎。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提出，三國將面向未來，開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領導人會議明確提出，三國建立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2010年5月，第三次領導人會議表示，將推動三國合作達到新高度，使面向未來、全方位合作的伙伴關系更加鞏固。2011年5月，第四次領導人會議提出，將進一步加強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33]2012的第五次峰會決定進一步提升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

與美日韓小三邊以對立、對抗為出發點與存在的前提不同，中日韓三邊框架以和平、平等、互利為共同訴求與基本遵循。2003年10月，三國在印尼巴厘島簽訂的《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明確表示：“三方合作將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三國將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謀求共贏的基礎上，在諸多領域加強廣泛的、面向未來的合作。”[34]2015年11月，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的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的《關于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重申：“我們認識到三國間有關雙邊關系是三國合作的重要基礎，深化三國合作也有利于三國間有關雙邊關系發展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35]在與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同時召開的第五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李克強同志指出：“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日韓合作順利發展的基礎。”[36]

美日韓同屬西方陣營，幾百年來秉持西方盛行的零和博弈的國際交往原則。雖然主要針對中國的所謂集體安全是同盟存在的重要理由，但美國利益優先與強勢地位不容挑戰，同樣構成美日韓相互關系的主要方面。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經濟方面出現趕超美國的勢頭后，美國通過讓日元大幅升值的“廣場協議”等方式有效地打壓了日本經濟的強勁增長態勢，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對深陷困境的韓國也幾乎一直隔岸觀火。

中國式現代化有著不同于西方大國崛起的內生動力與內在邏輯，這決定了中國的使命是致力于與日韓建立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正和博弈關系，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日韓三邊框架以互利共贏為基本訴求。2019年的中日韓第八次峰會上，三國領導人重申：“我們將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規劃三國合作，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贏、引領未來的合作模式，使中日韓合作成為東亞和平穩定與地區合作的穩固平臺和促進世界發展繁榮的重要力量。”[37]

中美、中日韓經貿關系的深化

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國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也使中美、中日韓經貿關系日趨緊密。中美、中日韓經濟上相互依賴程度的不斷提升，不可避免地對相互間政治關系的狀態起到影響與制約作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不斷走向深入。

不斷深化經貿關系是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內生動力。政治與經濟是區域合作的兩個方面，經濟合作應該是區域合作的主要方向，但經濟合作以政治關系為基礎。事實證明，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開放式發展，堅持與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推動中美經貿關系、中日韓經貿關系不斷深化，為東北亞區域合作提供了強大的內生動力。

國家間正式外交關系的建立與維系對經貿往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例如，1992年中韓建交后的第一個10年，雙邊貿易額增加了8倍多。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雖然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中的許多國家都沒有斷交，但相互間貿易聯系非常微弱。究其原因，在于兩者同屬于西方世界，共同服膺霸權主義，彼此間矛盾與對抗不可調和，且經濟體制大不相同。改革開放后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與冷戰期間兩大陣營間的關系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走和平發展道路。

由于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歷史、領土爭端等其他原因，中美、中日韓之間因政治互信不足而導致關系緊張的情況在所難免，但通常不會對經貿關系造成實質性傷害。中美、中日之間在交往過程中，曾經或正在經歷“政冷經熱”的階段。所謂“政冷經熱”，是指無論政治關系多么緊張，貿易往來基本不會受太大影響。中日間“政冷經熱”說，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解體后，美國把中國從朋友降格為對手，中日之間在政治軍事方面也出現變數，但雙邊貿易投資卻有增無減。進入21世紀，日本對華競爭意識明顯增強，輿論界開始出現對中國說“不”的聲音，小泉純一郎任首相期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高層互訪中斷，兩國關系倒退。但這一時期雙邊經貿關系依舊穩步發展，尤其是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例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盡管中日政治糾紛接連不斷，但雙邊經貿往來卻進入“黃金期”，在短短10年的時間里連續跨過1000億、2000億、3000億美元三個大關。2010年以后，日本的決策層制定對華政策時出現了強硬化趨勢，如2012年民主黨野田佳彥政府提出所謂“國有化”釣魚島，但對雙邊經貿往來的負面影響依舊不顯著。

在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穩居世界第二的情況下，如果日韓兩國對華有意“政經雙冷”，無疑將置自身于極其不利的境地。經濟合作的本質是互利雙贏。如果說20世紀后半葉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與日韓擴大經貿往來，進入21世紀后，情形逐漸逆轉，未來日韓經濟發展明顯需要織密與中國的關系。近年來，日韓加緊對美國打壓中國策略的追隨，配合拜登政府的對華“芯片禁令”，對中國構筑“小院高墻”，給自身利益造成的嚴重傷害已經初步顯現。2023年，中國對日出口和進口雙雙受挫，跌幅分別達8.4%和12.9%。[38]中國對韓出口與進口亦雙雙下滑，降幅分別高達7.2%和18.7%。對韓國打擊更大的是，中韓建交31年來，首次出現了對華貿易逆差。[39]

中美貿易持續穩定增長。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是通過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之間不斷加深往來而完成的，同時這一提升又進一步密切了中國與美國等經濟體之間的聯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關系。從1979年中美建交到2022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不足25億美元到2022年近7600億美元[40]，增長了300倍。

盡管2018年美國單方面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將中美貿易關系定位為零和博弈，為了不讓自己的霸權地位受到所謂威脅，甚至不惜與中國進行“負和”博弈，雙邊政治關系已經下降到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歷史低點，但數據表明，這種不光彩的行徑對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依舊低于美國的預期。在特朗普政府貿易摩擦威脅下的201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仍高達6335.2億美元，2019年同比下降14.5%，但仍有5413.8億美元，2022年的6906億美元更是創雙邊貿易額歷史新高（見圖1）。據美國聯邦商務部2023年2月7日發布的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21年的3535億美元增至3829億美元。[41]

日趨緊密的中日韓經貿關系。中日、中韓建交以來，無論中美關系如何影響中日韓政治關系，中日、中韓雙邊關系如何波動變化，相互間貿易投資一直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經貿產業深度融合已經成為中日韓經濟的現實。

1972～2022年，“中日經貿合作特別是雙邊貿易、雙向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率幾乎完全趨同，兩者存在十分明顯的聯動關系”。[42]2022年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恢復邦交時的10.4億美元增至357412億美元，是1972年的354倍。（見圖2）到2022年，中國連續15年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1／5以上。“在金融、財政、區域、科技、企業、地方等領域，兩國合作蓬勃興起，中日之間形成了多領域、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局面，合作質量、合作水平不斷提高。”[43]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經歷20世紀80年代緩慢的發展階段后，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日本企業對中國了解不斷加深，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幅增長，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累計已超過1200億美元，在華企業超過3萬家。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2021年，日本在華企業的投資收益率達15%以上，遠遠超過日本對北美、歐洲、東盟以及其他地區的投資收益率。一方面，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給兩國帶來互利共贏的效果，帶動了中日貿易增長。[44]大量日資進入中國，對中國產業結構轉型、技術革新、先進生產管理方式采用、GDP增長和就業率提高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日本企業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獲得豐厚利潤，對日本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韓建交后雙邊經貿往來日益頻繁。中韓兩國貿易發展最大的特點是起步晚、發展快。1992年中韓貿易在韓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只有4.0%，之后該比重持續提升。2003年韓國對華出口額達到431億美元，首次超過了對美出口，中國一躍成為韓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同時韓國對華貿易額也首次超越對美貿易額，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此后，中國在韓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持續加深，2018年上升至25.2%，到2020年仍然高達24.6%。中韓貿易額從1992年的50.28億美元，到2021年突破3600億美元，增長了72倍。[45]

韓國的對華投資始于1988年，在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得到迅猛發展。1993年、1994年，韓國對華實際投資額分別比上年增長87%、146%，這種快速增長的趨勢持續到1996年。[46]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隨著韓國經濟的恢復，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韓國對華投資重新進入活躍期。2003年中國以24.9億美元的收入保持了韓國最大直接投資接受國的地位。[47]2016年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第一年，韓國對華投資升至47.5億美元。據韓方統計，韓中直接、間接相互投資累計達到2500億美元，2021年韓國對華出口占其整體出口比重超過四分之一。[48]

2015年12月開始生效的中韓FTA成為中韓經濟合作的一個歷史性新起點。以此為契機，雙方貿易額出現“爆炸性增長”和“超常規增長”（見圖3），2021年達到3623億美元，這體現出中韓兩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和被長期壓抑的增長潛力。

結論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中國必須走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49]“中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將極大地改變現代化的世界版圖。”[50]馬丁·雅克指出：“中國將是兩個世紀以來的工業化過程中，第一個不按照西方模式崛起的大國。”[51]“巨大的人口與超高的經濟增長率相結合，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經驗，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正在改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而且還會把它帶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52]中國式現代化為渴望實現自身發展的國家如何發展、如何正確處理與發達國家的關系開辟了通衢大道。烏干達學者恩南達·基齊托·塞魯瓦吉指出：“中國在很多事情上都顛覆了傳統認知，這個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主要貢獻可能是成為另一種替代選擇的可能性的典范，其中一種可能性是，你可以在不去霸凌或使用武力使你在世界各地的足跡合法化的情況下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53]和平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之一，“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中國和平發展的信念”，[54]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了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暴力途徑完成力量對比變化的可能。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人口、超大規模國土空間、超大規模經濟體量、超大規模統一市場的現實，讓美國日益認識到兩國關系緩和的必要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我們正在努力為雙方關系穩定打下基礎，確保我們所處的競爭不會轉變為沖突”，因為沖突“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55]在中國堅持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和平相處，而非處在戰爭狀態下，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難以做到全面隔絕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聯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認識到：“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與中國關系中可能改變競爭結構的各種要素。但我們也深知，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并在解決跨國問題和降低沖突風險方面有共同利益。”[56]

“美國很難適應或接受中國的崛起，這是一個霸主對一個崛起的大國的理性和正常的反應，然而否認新的現實，拒絕與中國談判，并不能阻止中國的崛起。”[57]在未來10年至20年的時間里，或許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與打壓不會停止，但中國前進的步伐也不會停止。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所說：“反復互動可以培養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58]用沙利文的話說：“我們認識到，數十年來為塑造或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做的公開和私下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我們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是世界舞臺上的一個重要參與者。這意味著即便在雙方競爭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找到共存之道。”[59]

中國式現代化為東北亞開創一種新型區域合作模式。日漸走向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之路的中美關系，為東北亞合作構建了一種以均衡、穩定、多元與包容為特征的政治框架。中日韓雖然政治社會制度存在較大差異，但相互尊重各自發展道路與制度選擇，不尋求改變對方的制度與價值，而是以共同利益為主要著眼點，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均衡、穩定與包容還表現在以維護地區和平與經濟繁榮為目標的中日韓三邊框架，與以對抗與強化軍事同盟為出發點的美日韓小三邊在存在對立與排斥的情況下依舊能夠同時進行。2023年8月18日，美日韓首腦峰會在戴維營舉行，會后發表的《戴維營精神》聯合聲明提出三國領導人、外長、防長、安全顧問年度會談機制化。2024年5月26日至27日，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會后發表的聯合宣言“重申三國領導人會議和三國外長會應不間斷地定期舉行，以進一步推進三國合作”。[60]

東北亞合作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相互尊重的合作。“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都曾與各自的附庸國建立了極不對等的關系，從而大大削弱了這些國家的主權。直到今天，美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系或多或少依然如此。”[61]但中日韓之間平等相待，因為“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按照自己的意愿來塑造世界”。[62]“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謀求共贏”，這是三國領導人峰會達成的共識。

東北亞合作是開放的合作而非封閉的合作。2003年10月7日在巴厘島簽署的《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明確指出：“三方合作將是透明、開放、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的。三國將保持各自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機制，以相互吸取經驗，促進共同發展。”經濟是中日韓合作的優先領域，簽署FTA是中日韓三國的戰略共識。但中日韓FTA和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關系，而是能夠彼此兼容、相互促進。2015年11月，第六次中日韓峰會重申《2020中日韓合作展望》的承諾，即努力實現包括建立區域共同市場在內的進一步推進經濟一體化的長期目標，包括締結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和RCEP。盡管中日韓自貿協定尚未簽署，但2022年生效的RCEP以間接方式推動了中日韓三邊自貿區的建立，朝三國最終建立自貿區邁進了一大步。《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宣言》明確提出：“我們將推動‘中日韓＋X’合作，確保三國合作惠及其他國家，使中日韓三國與其他地區共同繁榮。”[63]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子課題 “習近平外交思想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項目編號：2019ZDGH00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博士研究生徐滕博雅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深川由起子：《以日本看東北亞經濟合作前景：形成日中韓軸心的道路》，載林振江、梁云祥主編：《全球化與中國、日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49頁。

[2]聶聆、匡蕾：《中國與日本、韓國的價值鏈互補性研究》，《東北亞經濟研究》，2021年第5期。

[3]袁明：《21世紀初東北亞大國關系》，載李玉、湯重南主編：《21世紀中國與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5頁。

[4]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編、蔣宗強譯：《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頁。

[5][6][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57、158頁。

[7]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660頁。

[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91頁。

[10]《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342頁。

[12]K. Lieberthal, W.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2, p. 21.

[13]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With Andrea Mitchell of MSNBC Andrea Mitchell Reports, WASHINGTON DC, 1 February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andrea-mitchell-of-msnbc-andrea-mitchell-reports.

[14]Lesley Stahl, Aliza Chasan, Richard Bonin, Mirella Brussani, "U.S. Ambassador on Why China Competition Must Be Managed While Keeping 'the Peace'", CBS NEWS, 25 February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ina-us-relationship-nicholas-burns-60-minutes/.

[15]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16]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90～434頁。

[17][50]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18][21]習近平：《出席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并訪問歐洲四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歐盟總部時的演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43頁。

[19][22][24][51][52][61][62]馬丁·雅克：《大國雄心：一個永不褪色的大國夢》，孫豫寧等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210、345、286、175、165、212、239頁。

[20]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494頁。

[23]《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74頁。

[25]"Open Questions | Has a "Thucydides' Trap been Set? Political Scientist Graham Allison Gauges Risks That Could Send US-China Tensions into Armed Conflic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June 2024,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264540/has-thucydides-trap-been-set-political-scientist-graham-allison-gauges-risks-could-send-us-china.

[26][27]陶文釗：《建交以來的中美關系》，《當代美國評論》，2017年第1期。

[28]朱海燕：《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新態勢》，《現代國際關系》，2023年第10期。

[29]張弛：《韓國對中美戰略博弈的認知、因應與中韓關系走向》，《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3期。

[30]吳懷中：《“同盟困境”管理與日本對華關系變遷》，《日本學刊》，2022年第5期。

[31]盧昊：《美國加緊遏華背景下日本的戰略選擇》，《東北亞學刊》，2022年第4期。

[32]??，APEC ?? ?????? ????“????? ?? ??”（??），????，2023-10-10，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31010165451504?section=search。

[33]《中日韓合作（1999—2012）》白皮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0日，第22版。

[34]《世界軍事年鑒·2004》，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第600頁。

[35]《關于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2015年11月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1/01/content_2958060.htm。

[36]《推動中日韓合作沿著正確航道前行——李克強在第五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的致辭》，2015年11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3/c1001-27769781.html。

[37]《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2019年12月24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12/24/content_5463712.htm。

[38][39]《2023年中國與日本雙邊貿易額與貿易差額統計》，2024年1月27日，https://www.huaon.com/channel/tradedata/959805.html。

[40]《外交部發言人就中美建交45周年發表談話》，2024年1月2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3859.htm。

[41]Office of Technology Evaluation, "202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 Trade with China,"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country-papers/3268-2022-statistical-analysis-of-u-s-trade-with-china/file.

[42][43]《中日經貿這50年量與質同步飛躍，繼續深挖內生動力》，2022年9月28日，http://whmsebhyy.com/china/gncj/2022-09-29/doc-imqmmtha9107451.shtml。

[44]徐梅：《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日建交50年回顧、思考與展望》，《現代日本經濟》，2022年第5期。

[45][48]《推動中韓相互間更高水平開放》，2022年9月2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9/20/t20220920_38113914.shtml。

[46]金樂琴：《中韓兩國相互直接投資：挑戰與對策》，《經濟研究導刊》，2008年第11期。

[47]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Korea, 2003 Annual Report, p. 10.

[4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著：《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頁。

[53]Nnanda Kizito Sseruwagi, "Harmony is China's grand strategy," New Vision, 3 May 2024, https://www.newvision.co.ug/category/blogs/harmony-as-chinas-grand-strategy-NV_187197.

[54]習近平：《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頁。

[55]"Kaanita Iyer, Blinken says US is 'Working to Put Some Stability' in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NN, 23 July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7/23/politics/antony-blinken-china-relations-cnntv/index.html.

[56][59]"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30 January 2024, https://www.cfr.org/event/future-us-china-relations-0.

[57]Kai He, "How Could China Bargain for a Peaceful Accommodation?" Orbis, 2016, Vol. 60, pp. 382-394.

[58]約瑟夫·奈：《軟實力與中美競合》，全球化智庫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189頁。

[60][63]《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宣言》，2024年5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5/t20240528_11312740.shtm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Wen

Abstract: Northeast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struggle for colonies and hegemony has left a huge war trauma in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game between great powers have made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ace many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ve chang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division and confrontation to being dominated by peace and stability, which has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first major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se rise does not emulate Western model, and promotes China-US relations to become more stable and balanced. And Northeast Asia is becoming the first region in the world to bid farewell to the history of "a strong country must seek hegemony", leading major countries to confront each other with forc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US interactions, the framework of China-Japan-ROK trilateral relations featuring balanced, stable and clear borders is becoming clear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ultra-large market and 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ROK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ence, symbiosis and sharing in Northeast Asia is increasingly emerging, and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reached strategic consensus on sign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US relation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hina-Japan-ROK Free Trade Agreement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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