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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羅志恒 馬家進

　　一、全球和中美經濟運行邏輯轉變：從“供需互補”到“需求爭奪”

　　過去十余年，各方共同見證和經歷了全球和中國經濟局勢的風云變幻。美國主動背棄由自身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頻繁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中國經濟增速換擋，從10%以上的高速增長降至5%左右的中速增長；經濟中速增長之下，出現“兩個偏離”。一是供需失衡引發的物價低迷導致名義增速低于實際增速，于是居民收入和財富增值速度偏慢；二是實際增速又低于潛在增速，于是就業仍面臨結構性壓力，微觀主體獲得感的提高相對滯后。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改革舉措推動“名義增速回歸實際增速”“實際增速回歸潛在增速”。

　　要同時解釋中美經貿關系從蜜月期轉向摩擦期、中國經濟增速換擋兩種現象，從經濟角度是隨著中國經濟持續轉型升級，中美之間關系從“供需互補”階段發展到了“需求爭奪”階段。產業向中高端升級是中國發展的正當權利，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中低端生產從而與美國互補，因此解決“需求爭奪”的核心在于重塑宏觀治理理念——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實現“重供給”轉向“重需求”，通過擴大內需實現我國新的供需均衡。

　　（一）為何中美經貿關系從蜜月期轉向摩擦期？

　　改革開放以來至中美貿易摩擦之前，中美經貿往來長期處于“供需互補”的良性運轉。中國生產中低端產品，為美國居民提供廉價商品；美國生產中高端產品，從中國賺取高額利潤。中美之間相互交換供給和需求，雙方經濟蛋糕均做大，商品層面是“襯衣換飛機”，要素層面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換取美國的資本和技術。

　　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中美之間開展“需求爭奪”。中國供給范圍不斷擴張，與美國供給發生重疊，于是出現了對存量蛋糕的爭奪，當然這是中國發展的權利。商品層面，中國以顯著的競爭優勢占據了美國原先中高端產品的部分市場份額，例如新能源汽車和電子產品等；要素層面，中國的資本和技術也逐步參與全球要素分配，對美國原先的超額收益形成沖擊。在此過程中，美國出現制造業空心化和產業工人失業，同時伴隨全球貧富分化拉大，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動。

　　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實質上就是試圖通過貿易壁壘排擠中國供給，將其國內需求還給美國供給；同時以美國需求為籌碼，強迫中國增加對美進口，讓美國供給搶占更多的中國需求。爭奪需求是直接目標，制造業回流和就業崗位回歸是美國爭奪需求的期望結果。

　　（二）為何中國經濟增速換擋以及當前微觀主體獲得感有待增強？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進入到“供需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居民和企業等市場主體可以更自由地進入更大的市場，在大規模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參與生產、獲得收入、繼而形成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又進一步促進對方的生產、收入和需求，于是經濟蛋糕越做越大，各方都從中顯著獲益。地方政府也通過“改善營商環境招商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增加—加大基建投資—進一步招商引資”的正向循環參與經濟建設。

　　但隨著經濟持續發展，中國經濟“供需失衡”的矛盾逐漸顯露。一方面，供給能力快速擴張，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占比偏低、收入財富分化、醫療教育養老公共服務仍不充分等因素既限制了居民消費需求增長，也阻礙了消費需求升級。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產能利用率下降、失業增加，需求升級停滯阻礙產業和勞動力轉型，經濟的實際增速和潛在增速均隨之下降。

　　宏觀總需求不足背景下，微觀市場主體陷入“內卷式競爭”。存量博弈導致了類似“囚徒困境”的低水平均衡，工作時間更長、資金投入更多，卻面臨增產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結果，生產要素的回報率下降，削弱了微觀主體的獲得感。實際和名義GDP增速分別反映了產量的增長和微觀主體收入的增長，經濟名義增速低于實際增速，是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背離的直接原因。

　　二、重塑宏觀經濟治理理念：從“重供給”到“重需求”，以名義GDP增速和就業為錨

　　基于全球和中美經濟運行邏輯的轉變，只有擴大總需求、實現新的供需平衡，才能解決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國內經濟增速下行、內卷式競爭的問題，這需要宏觀經濟治理理念從重供給轉向重需求。

　　擴大內需，既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和國內經濟增速換擋的治本之策。國內需求擴大，一方面，能夠部分對沖美國需求份額的損失，也將增加中美關稅談判的籌碼；另一方面，使微觀主體跳出“內卷式競爭”的陷阱，從低水平均衡提升至高水平均衡，增強各方的獲得感。

　　首先，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破除“重供給、輕需求”的制度障礙。例如，將生產地征稅原則轉為消費地征稅，推動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消費環境改善而非招商引資；從建設財政和吃飯財政轉為民生財政，解決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推動轉移支付隨人走，有利于釋放農民工的消費需求和落戶后的購房需求；不再以高昂住宅用地彌補低價工業用地等。

　　其次，政策目標體系應做出系統調整，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其一，高度重視物價指標，經濟增速目標更加重視名義GDP增速。其二，財政政策應更多盯住支出增速目標，而非赤字率目標，赤字率要大膽突破3%。其三，貨幣政策應更多盯住實際利率，即名義利率減去物價指數，如果物價指數持續下行引發實際利率上升則有必要降息。

　　最后，要努力實現有就業的增長、有收入的增長、有獲得感的增長。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將實際經濟增速維持在潛在增速附近，而失業率是觀察產出缺口的重要指標。當失業率顯著高于合意水平，就意味著資源存在閑置，要擴大總需求以實現更高增長。2024年10月，16-24歲青年失業率仍處于17.1%的高位，一是對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二是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降低未來經濟潛在增速；三是影響居民就業和收入預期，抑制消費能力和信心，加劇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更加強調增長的就業導向，把就業作為政策是否需要繼續和加大力度的重要標準。

　　三、回顧2024年：經濟運行的明線與暗線

　　2024年中國經濟分別受到三大支撐和三大拖累。支撐方面，一是出口超預期回暖及韌性，二是設備更新帶動制造業投資，三是中央政府加杠桿帶動中央基建投資；拖累方面，一是居民消費不振，二是地方基建投資下滑，三是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隨著9月下旬以來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實施，微觀主體預期和信心明顯提升，股市、房地產市場活躍度上升，經濟加快恢復。2024年中國經濟總體呈V型走勢，前三季度GDP同比分別為5.3%、4.7%和4.6%，四季度或回升至5%左右，預計全年增速為4.9%。

　　2024年中國經濟還存在兩條較少注意到的暗線：

　　其一，社零消費低迷，除了居民消費不振以外，還有社會集團消費下滑的拖累。社會集團消費占社零消費的一半左右。居民消費低迷，制約企業營收和利潤增長，于是企業降本增效，壓縮辦公、差旅等相關費用。2024年1-10月全國文化辦公用品類零售額累計同比為-0.6%；北京和上海的餐飲收入累計同比分別為-5.2%和-5.6%，部分源于企業商務宴請減少。

　　其二，地方財政緊平衡不僅制約地方基建投資，也影響了政府消費支出和公共服務業發展。一方面，基層“三保”壓力增大，影響GDP支出法核算中的政府消費支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壓縮基層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影響GDP生產法核算中的相關行業增加值。2024年前三季度GDP累計同比4.8%，而包含公共服務業的其他行業的增加值累計同比為3.3%，對經濟的拖累僅次于房地產業。

　　四、展望2025年：化債之后地方基建投資回升，出口直面“特朗普沖擊”

　　2025年經濟增速目標可設置為“雙5”，即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均達到5%。截至2024年三季度，名義GDP增速已經連續6個季度低于實際GDP增速。名義增速偏低，影響政府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可能擴大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差距，影響數據公信力。

　　2025年中國經濟運行的主導因素，從2023-2024年的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問題轉化為房地產和“特朗普沖擊”，當然地方債務問題仍需引起關注，即進入“2+1”階段。一攬子增量政策后，房地產市場正在筑底回穩，保供給、促需求和穩房價仍是核心任務，仍影響著經濟運行。同時，特朗普計劃對華加征關稅，將導致中國短期出現“搶出口”現象，但全年出口仍將承壓。化債緩解了地方政府的流動性風險，但化債仍未結束，部分區域仍面臨付息壓力和“三保”壓力。要充分利用時間窗口構建債務管理長效機制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核心是建立債務和資本預算、提高中央事權和支出比重。

　　從需求看，2025年的消費和基建投資將回升、房地產投資降幅收窄，但出口和制造業投資回落。消費需求可能在房地產和資本市場逐步穩定的基礎上而部分釋放；房地產市場逐步止跌回穩，對房地產投資也是正向貢獻，但房企流動性風險以及引發的上下游三角債問題依然要引起關注。出口在特朗普加征關稅的作用下大概率回落。2024年制造業投資基數較高，當然在設備更新和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支持下，2025年投資增速將略有所回落而非大幅下滑。

　　通脹方面，預計CPI同比溫和回升，由2024年的0.3%回升至0.9%；PPI同比仍為負增長，但降幅收窄，由2024年的-2.2%回升至-1.2%。

　　五、宏觀政策建議：更大力度、更快節奏、協調配合

　　2025年“特朗普沖擊”將加劇我國宏觀政策的外部掣肘：一方面，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沖擊中國出口，并加劇美國“再通脹”風險、延緩美聯儲降息步伐，人民幣匯率承壓，可能影響我國貨幣政策采取更大力度的降息舉措。另一方面，特朗普對內大規模減稅，可能再度引發國際稅收逐底競爭，在資本外流和國際輿論戰風險下，我國減稅的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導致宏觀稅負下行、推升財政收支缺口和政府債務。

　　但我國財政貨幣政策仍應“以我為主”，通過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穩定經濟后，匯率、債務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同時政策應靠前發力，走在預期前面。

　　財政政策方面，2025年可考慮以下方案：赤字率4.0%（規模5.5萬億）、專項債4.5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1萬億（支持“兩重”“兩新”）、特別國債3萬億（補充銀行資本金1萬億，房地產穩定基金2萬億），合計14萬億，相當于GDP的10.2%。這其中至關重要的是赤字率，無論是3.0%，還是3.5%和4.0%，赤字絕對規模相差不大，但信號意義和穩定預期的意義卻相差萬千。

　　與2024年比較，2024年的赤字規模4.06萬億、專項債3.9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1萬億、增發國債1萬億（2023年發行但主要使用在2024年），合計9.96萬億，相當于GDP的7.6%，即可考慮2025年廣義赤字率較2024年高2.6個百分點，規模高4萬億。

　　貨幣政策方面，一是考慮分別降準降息0.5個百分點，以配合財政發債、維護流動性穩定、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二是調整優化保障性住房再貸款，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將其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房地產政策方面，一是加快解除非必要的限制性措施，讓商品房回歸市場化配置，主要是北京和上海；二是加快推進保交房、收儲存量房、收購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三是引導鼓勵高品質住宅產品開發，以優質供給滿足居民合理需求。

　　（作者羅志恒，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馬家進，系粵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文本首發于作者微信公號“粵開志恒宏觀”，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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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