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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貝殼財經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延期30多個小時后閉幕。大會就新的氣候融資集體量化目標（NCQG）、《巴黎協定》第六條國際碳市場機制等關鍵議題，達成了名為“巴庫氣候團結契約”的一攬子平衡成果。

盡管COP29艱難達成了NCQG，但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遠遠不夠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發展中國家希望發達國家每年提供的氣候資金規模能夠達到1.3萬億美元。

過往氣候資金不僅不“達標”，而且存在“摻水”“湊數”

1989年，“氣候正義”一詞出現在了美國環境律師Edith Brown Weiss撰寫的一本關于代際不平等的書中，以闡釋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氣候變化在當代人和未來代際之間的嚴重正義問題。

自此，“氣候正義”這一術語開始流行，并從代際之間擴展到了國別……

從1992年《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開始,到剛剛閉幕的COP29，我們無不一再強調“氣候正義”，但始終有所缺失。

圖/IC

追溯歷史，發達國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首次承諾將提供資金支持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此后，氣候資金的承諾和目標逐漸明確，如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的承諾被寫入了《坎昆協議》，并被稱為“綠色氣候基金”。

盡管有過這些承諾，發達國家普遍沒有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導致氣候變化應對進展遲緩。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計算，發達國家每年提供的氣候出資不僅總額不“達標”，而且存在“摻水”“湊數”等問題。

OECD顯示，2013年至2020年，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每年籌措的資金從524億美元至833億美元不等，其中僅有四年超過700億美元，與1000億美元的目標相差甚遠。

除了資金總額不足外，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在相關資金的“質量”上也一直存在爭議。發達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中，有超過70%是以貸款而非贈款的形式提供，這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

一些國家甚至試圖把私營領域綠色投資和與氣候變化無關的傳統基建項目也列入官方的“氣候出資”，實際提供的有效資金遠低于官方通報數據。特別是美國僅完成應盡份額的不足20%，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不足一半。

再到本屆COP29，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峰會達成了“一份無力的侮辱性協議”，發達國家承諾提供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應對氣候問題。印度代表錢德尼·雷納直接表達了憤怒，稱3000億美元這個數字“與實際需要相比極其微薄”。非洲國家對這一結果感到失望，認為這表明發達國家缺乏善意，3000億美元還不到科學研究表明所需金額的四分之一。

圖/IC

氣候資金是慈善還是補償？如何保障？

氣候資金的發展脈絡可以概括為從最初的承諾到逐步落實和增加的過程。發達國家此前的承諾，每年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將于2025年到期。所以，在COP29上，發達國家同意提高出資金額，設立了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這一目標是2009年發達國家承諾每年出資1000億美元目標的延續。

盡管部分發展中國家感到不滿，但聯合國氣候變化負責人西蒙·斯蒂爾稱贊稱，這一協議目標是人類的保險性政策，“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但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將保持清潔能源的蓬勃發展，保護數十億人的生命。它將幫助所有國家分享大膽的氣候行動帶來的巨大好處：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強勁的增長、更便宜、更清潔的能源……但就像任何保險單一樣，只有按時足額支付保費，它才有效?！?/p>

氣候資金是慈善還是補償？

它既不是單純的慈善，也不完全等同于補償，而是一種基于國際責任和公平原則的資金流動。這種資金流動承認各國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的責任及預防和應對氣候變化后果的能力有很大差異，因此發達國家締約方應提供資金，協助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實現《公約》的目標。

從國際法和政策的角度來看，氣候資金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責任和義務，而非慈善。發達國家由于歷史上的高排放對全球氣候變化負有較大責任，因此需要向較脆弱和資源較少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以幫助它們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這種資金流動是基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責任分擔和合作精神。

既然是義務，如何保障？

鑒于1000億美元目標的經驗和教訓，新框架必須避免加重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具體而言，它應優先為低收入國家和氣候脆弱國家提供更大比例的贈款和更高優惠的融資，并根據各國具體需求和投資重點，量身定制金融工具。另外，要強化問責機制，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透明度框架，確保各國履行承諾、實現資金流向的公開透明，強調問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