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縮量現較大調整，我國“五大行”首度齊聚榜單

　　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黃鑫宇）北京時間11月27日，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公布2023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名單。記者注意到，我國“五大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以及交通銀行——自2021年以來，首度齊聚榜單。另一方面，不同于2021年、2022年時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數量均為30家，2023年上榜銀行在數量上“縮量”為29家，且出現較大調整。

　　值得關注的是，交通銀行首次上榜，位列第一檔首位。這家銀行也成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時隔8年出現的“中國新面孔”。在此之前，我國“五大行”中的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已分別自2011年、2013年、2014年以及2015年起被列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

　　此外，中國農業銀行與中國建設銀行也從2022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的第一檔升至2023年名單中的第二檔。

　　名單中的“變”與“不變”

　　所謂“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金融監管總局”）介紹，主要是指在金融市場中承擔了關鍵功能、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金融機構。

　　“這些機構一旦發生重大風險事件或經營失敗，就會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較大影響甚至系統性風險。2011年11月，金融穩定理事會確定了首批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并每年對名單進行動態調整。”金融監管總局表示。

　　不同以往，2023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中有29家銀行上榜，而在2022年、2021年時均為30家。名單將上榜銀行分為五個檔次，從第一檔到第五檔，每個檔次對應著不同的最低額外損失吸收能力要求，分別要求附加資本達到風險加權資產的1%、1.5%、2%、2.5%及3.5%。

　　與前兩年的名單相比，未變的地方主要體現在，2023年的第五檔銀行仍舊處于空缺狀態；第四檔銀行均為摩根大通銀行。對于第三檔銀行，2023年名單與2022年的保持一致，為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匯豐銀行三家。

　　但值得注意的是，與2022年名單相比，2023年第二檔銀行變動較大，上榜銀行數量由2022年的7家銀行升至10家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與瑞銀集團升至名單的第二檔。

　　此外，2023年名單中的第一檔銀行則由2022年的19家降為15家，其中瑞士信貸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跌出2023年名單，交通銀行則首次上榜，位列2023年名單第一檔。

　　名單出現較大調整的原因在哪里？

　　事實上，不只是我國“五大行”首聚榜單，在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杜陽看來，2023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榜單出現了較大調整。

　　據金融監管總局介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防范“大而不能倒”，成為各國反思危機教訓、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重要內容。

　　為此，國際金融監管部門推出了一系列監管改革措施。2010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批準了巴塞爾委員會起草的《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巴塞爾協議Ⅲ”），首次提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概念，并于2011年公布首批名單。在此基礎上，2017年底，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巴塞爾協議Ⅲ改革最終方案》，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了附加資本和杠桿率等要求；同時其評估框架也包含了規模、關聯性、可持續性、復雜性和跨境行為五個權重維度，全面評估銀行的全球系統重要性水平。

　　杜陽介紹，2015年至2023年，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平均得分由227上漲到231，且總體呈現穩健上升趨勢。

　　“分地區來看，北美地區G-SIBs（平均）得分由246下降到244，呈小幅收縮態勢；歐盟和英國G-SIBs（平均）得分下降較為明顯，分別由230和310下降到210和256，歐洲銀行業脆弱性逐步增加，全球競爭力有所減弱；日本銀行業G-SIBs（平均）得分變動較為明顯，2015-2021年間由181上漲到235，隨后快速下滑至2023年的199，受限于本國市場長期處于低利率環境，日本三大銀行集團均將國際化經營作為盈利的重要抓手，業務發展受全球經濟金融環境影響較為明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G-SIBs得分的變化趨勢中。”

　　杜陽同時亦就瑞士信貸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本次跌出2023年榜單的原因，分享了他的看法。“疫情以來，瑞士信貸（銀行）深陷經營困境，2022年凈利潤虧損80億美元，各業務板塊經營問題全面暴露。截至2022年末（意大利）裕信銀行總資產規模共計8578億歐元，同比下降6.5%，規模收縮或成為排名下降的重要因素。”

　　雖然“五大行”首聚榜單，但未來中資G-SIBs仍需增強資本補充能力

　　隨后，杜陽重點對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在評估體系中得分變化及背后原因作出分析。

　　他認為，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平均得分從161上漲到242，與近年來中資銀行快速發展、全球競爭力穩步提升的趨勢高度契合。

　　“（特別是）近年來，在實體經濟運行承壓的背景下，我國國有大行顯著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通過增加信貸投放支持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融資需求，因此規模成為驅動得分上升的重要因素。”杜陽解釋道。

　　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毫無疑問是對銀行重要性的認可，然而也意味著上榜銀行要面對更高資本監管要求。“當前，中資G-SIBs資本補充壓力較大”，杜陽坦言。

　　2021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原銀保監會、財政部聯合發布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總損失吸收能力管理辦法》提出，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應滿足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比率，應包括風險加權比率和杠桿比率（分別指符合規定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工具與風險加權資產和調整后表內外資產余額的比率）。按其規定，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風險加權比率應于2025年初達到16%、2028年初達到18%，杠桿比率應于2025年初達到6%、2028年初達到6.75%。

　　從目前工、農、中、建“四大行”的資本充足情況來看，杜陽認為“仍存在缺口”。

　　“未來，中資G-SIBs需要增強資本補充能力，從分子效應出發，通過定增和可轉債等工具的綜合使用，進一步補充資本金，緩解資本壓力。另一方面，從分母效應出發，加快業務轉型，大力發展理財、托管以及投行等表外業務，提高手續費及傭金收入水平，在擴大營收的同時放緩風險加權資產的增加，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杜陽提出。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黃鑫宇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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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