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區分“擴大內需”與“擴大內需戰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以往談擴大內需，可能就是需求管理，是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是短期的，而擴大內需戰略是一個中長期概念，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落實到擴大內需戰略上，如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

　　2022年，我國經濟大船破浪前行。

　　一年來，面對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國及時應對超預期因素沖擊，保持了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大韌性和巨大潛力。

　　站在更高歷史起點上，黨的二十大報告對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戰略部署，強調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穩”字出現30余次，“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依然是明年主基調。

　　應變局、開新局，新京報貝殼財經采訪百位企業家及數十位學者，讀懂中國經濟，把握中國經濟發展大勢。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繼召開，為2023年的經濟路線指明了方向。

　　那么，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我國明年赤字率該如何安排？經濟增速目標又該如何制定？針對這些問題，貝殼財經記者專訪了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劉尚希表示，考慮到今年GDP增長的低基數，2023年還是可以定5.5%的增速。

　　財政政策加力應落到擴大內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來

　　貝殼財經：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那么應該從哪些方面加力提效？對于明年的赤字率，你怎么看？

　　劉尚希：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毫無疑問，現在財政政策強調加力，加力的基礎上還要提效。11月份我國經濟基本面不太樂觀，多項指標下滑，要是從財務指標看，虧損實際上還在擴大，這意味著許多企業已經越來越艱難，市場主體信心不足，面對這種情況，財政政策應該加力。

　　那么，財政政策加力如何體現？實際上還是要直接體現在支出強度上。經濟不景氣，稅收收入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支出強度要保持還要擴大，只能提高赤字率，擴大國債規模。今年12月份，財政部發行7500億元特別國債借新還舊，2022年財政收入下降，支出強度沒減，預算赤字率執行下來是擴大的，這實際上已經采取加力的政策措施了。

　　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來看，明年財政應當在中央層面加力，地方有力使不出，比如地方專項債就出現了“錢等項目”的問題，因為從縣域、市域范圍內布局投資項目的局限性已經越來越明顯，從這個角度來說，地方加力難度越來越大，因此，加力應該從中央層面出發，特別國債、一般國債的發行規模都有可能擴大，赤字率也要上調。

　　當前，我們沒有必要再拘泥于3%的赤字率，這個觀念一定要打破，3%是1993年正式生效的歐洲聯盟條約即《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財經紀律要求，時過境遷，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沒有歐盟國家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我國從實際出發，更不應該有這樣的所謂國際標準的約束，否則就有點刻舟求劍了。

　　其實，財政風險、債務風險并不取決于赤字率的高低，而是取決于增長趨勢，增長潛力能否發揮出來，這比赤字率高低、債務規模大小更為重要。我們不能只看分子，更要看分母，即GDP增長，如果通過擴大赤字，增加一些債務，使得分母更快增長，從未來趨勢來看，風險其實是收斂的。我們應該動態觀察，風險的趨勢在收斂還是擴散，而不是靜態地看赤字率高低，更不能僅僅看年份的赤字率。

　　中央一直提跨周期調節，就應該著眼于趨勢，用動態發展的眼光去看赤字率，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明年赤字率應該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上調，幅度小作用不大，就像開處方一樣，藥也有劑量要求，劑量小不管用。

　　此外，財政政策加力還應該落到擴大內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財政政策要著眼中長期去考慮問題，跳出傳統“三駕馬車”的短期宏觀調控框架，因為短期宏觀調控依據的是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當前的問題雖然反映在短期，但更多是中長期的問題，所以，財政政策加力必須著眼于擴大內需戰略。這里要區分“擴大內需”與“擴大內需戰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以往談擴大內需，可能就是需求管理，是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是短期的，而擴大內需戰略是一個中長期概念，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落實到擴大內需戰略上，如何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否則，花錢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徒增赤字債務。如何瞄準這方面發力，是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關鍵所在。

　　經濟增速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體現

　　貝殼財經：過去幾年，減稅降費政策持續落地，客觀來說降低了企業負擔、激發了市場活力，對穩經濟大盤發揮了作用，那么，你如何看待明年的減稅降費趨勢？

　　劉尚希：減稅降費有盈虧臨界點效應，越偏離盈虧臨界點效率越低，就像一個圓一樣，在圓形中間臨界點效果比較顯著，越遠離圓心效果越差。所以，減稅降費對正常經營、有營收的企業有效，但對虧損嚴重的企業效果已經不明顯，大量企業在疫情反復沖擊下處境艱難，一些企業甚至已經退出市場，要讓他們再復工復產，減稅降費難以解決問題，所以，即便咬緊牙關再推動減稅降費，可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已經很小了。另一方面，財政可持續性也難以承受，特別是地方財政減稅降費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因此，明年的重心不應該放在減稅降費上，當然，也還有許多工作可做。

　　過去幾年，我國出臺了很多階段性減稅降費政策，有必要進行系統梳理、分類、評估、轉化，看看哪些政策是階段性的，哪些政策可以作為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一些臨時階段性政策若能轉換成長期制度安排的應盡量轉化，避免出現到期之后的不確定性，這不利于穩定和改善預期。

　　從企業經營角度來說，可以短期考慮，干一天算一天，但從投資、研發角度而言，必須要有三五年甚至更長的考慮，短期階段性政策顯然難以滿足需求。所以，短期政策應該考慮調整，通過評估看是否能轉化成制度性安排；若難以轉換，應抓緊明確是否延長。此外，不配套的政策可以配套起來，力度不夠的政策可以加力，這些方面還有挺大的完善空間。

　　貝殼財經：2022年我國定的GDP增速目標為5.5%，2023年你覺得我國GDP增速定在多少合適？

　　劉尚希：考慮到今年GDP增長的低基數，2023年還是可以定5.5%的增速，這樣兩年平均下來實際增速也不高，是有可能實現的。

　　現在，關于經濟增速，有的人看法是，發展質量越來越高，速度低一些也沒關系，這種看法顯然把發展質量和發展速度割裂開了，沒有把兩者關系統一起來，這顯然不符合中央精神。經濟增速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體現，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速長期上不去，意味著高質量發展成效不顯著，這要從認識上調整、深化，不能小看經濟增速低，其實影響會越來越大，影響就業、居民收入，最終會影響整個經濟的循環。

　　要把擴大內需放到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去考慮

　　貝殼財經：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5次提及“內需”，強調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為何在當前形勢下，內需如此重要？你認為擴大內需的阻礙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真正實現擴內需？

　　劉尚希：擴大內需必須從戰略角度考慮，是一個中長期問題。那么，如何擴大內需？把擴大內需放到城市化、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去看可能就豁然開朗了，會發現擴大內需還有很大空間。

　　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2%，這實際上是有水分的，沒有考慮社會身份。我國戶籍城鎮化率不到50%，超50%的人口仍是農民，農民的根在農村，在城市的農民工是沒有根的漂泊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內需難以在戰略上擴大，如果僅僅是勞動力流動，而家庭人口難以流動，城鄉人口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消費場景不改變，擴大內需戰略就無從談起。只有將農民變成市民，才能在中長期持續擴大內需。因為農民的消費場景在農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只有逐步轉到了城市，消費場景發生變化，不用刺激，消費自然會提高擴大。那么，如何推動農民市民化？我們要順藤摸瓜，為何現在農民工不能扎根城市？是什么體制、政策阻礙了他們？把這些障礙消除，農民市民化會有更為明朗的預期，農民工對未來的謀劃就會改變，與在城市打拼，但隨時準備回鄉下的打算是不一樣的，對消費的考慮也不一樣，消費行為也會改變。所以，必須把擴大內需放到農民市民化的進程中來考慮，通過改變越來越多的人的消費場景來擴大內需。畢竟在消費場景固化的條件下，讓農民從口袋掏錢來消費難以做到。當然，農民市民化是一個中長期問題，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決的，這其中涉及很多改革問題，要調整思路。目前，我國許多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靜態的城鄉二元結構來考慮的，或者說是以此為基礎的，這反而會固化城鄉二元結構。要堅持系統觀念，必須有城鄉整體觀，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下意識地只考慮城市，農村被無意識地屏蔽掉了，只有研究農村的、職能與“三農”相關的部門才會想到鄉村，但也是基于“專業”“職責”孤立靜態考慮的時候多。如何打破這種城鄉二元結構思維，真正一體化統籌考慮城鄉問題？這需要有中長期視野和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人本觀念。解決農民問題，促進農民市民化，讓農民融入現代化進程之中，應成為政府各個部門、各個地方的職責。一旦脫離了“農民社會”這個基本國情，所有政策都會發生偏離。除此之外，還應該考慮人們的“風險處境”問題，現在很多人的預防性儲蓄在上升，主要是為了預防風險，他們覺得未來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風險越來越大，更愿意儲蓄而不是花錢。風險處境與整個經濟形勢、經濟結構的變化調整、就業環境、營商環境以及公共服務保障是緊密關聯的。比如，現在體制內就業、公共部門就業比重在上升，這是一個不好的趨勢。靠公共部門難以解決就業問題，這表明大家更不愿意在體制外就業，把體制內當成了“保險箱”，這是一種內卷。為什么大家覺得體制外越來越不保險？這是否與營商環境有關？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營商環境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改善，需要做系統性的評估、總結，不能泛泛而談。不可小看這種現象，這是一種苗頭，一種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反思我們的就業政策是否有效，尤其是數字平臺企業可以帶動就業創業，就應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么，政府對平臺企業的監管是否可以調整優化一下？這需要站在大局角度而非部門權力角度考慮問題，要高度關注以監管為名義的各種收權集權行為，要全面系統評估“合規性風險”所導致的行為收縮現象。降低宏觀不確定性，讓越來越多人的風險處境有所改善，這至關重要。圍繞這一點去做文章，除了宏觀經濟、就業外，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都事關老百姓對未來的確定性，通過完善這些服務，給老百姓未來構建更大的確定性，預防性儲蓄自然也就減少了。也就是說，擴大公共消費，有利于帶動全社會當期消費和消費性投資擴大，也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可謂“一箭三雕”。

　　提升信心更為重要的是非經濟因素

　　貝殼財經：目前，我國疫情防控政策已經優化，之前有些人認為，放開之后經濟就會向好，但目前來看，大家對未來的預期不明朗，你怎么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

　　劉尚希：這實際上還是市場信心的問題，信心具有不對稱性，信心下降很容易，但要恢復卻很難，信心并不是簡單的V型結構，而是復合函數，信心的提升要比指標提升更難。

　　提升信心取決于經濟因素，比如宏觀經濟與信心便相互影響，宏觀經濟的前景會影響市場預期，影響大家的信心，在宏觀經濟不太明朗的情況下，大家的信心不足，而信心不足又增加了宏觀經濟變好的難度。但提升信心更為重要的是非經濟因素，政策的不確定性如果較強，在某種程度上，市場就會成“驚弓之鳥”，在將信將疑下，信任難以建立，信心更無從談起。所以我們要謹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對新政策出臺進行風險評估，一旦出臺了，就要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可執行性，不能毛毛躁躁地出臺政策后發現有問題，又立馬收回，這種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政府監管的不可預期性，會打擊市場行為，打擊市場主體投資積極性，畢竟投資是中長期的決策。

　　同題問答

　　1、當下，隨著疫情防控措施得力、疫苗接種普及率提升，如何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已成為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對此，你的建議是什么？

　　劉尚希：應該盡快恢復市場信心，這其中包括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非經濟因素更重要，要謹防政策制定上的“塔西佗陷阱”，對新政策出臺要進行風險評估，一旦出臺了，就要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可執行性。

　　2、關于2023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你最關注什么？

　　劉尚希：未來，數字經濟將成為我國的支柱產業，而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嚴重放緩，與印度、歐洲等相比，差距進一步拉大，如果再不重視這個問題，過幾年我國數字經濟更難迎頭趕上，數字經濟最大的不安全就是發展停滯，所以明年我也會密切關注數字經濟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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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