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魯C”能否奪回“C”位？ 來源：中國經營網

　　本報記者 顏世龍 淄博報道

　　“我們的車牌號是‘魯C’，這是按城市的影響力來排位的。可見曾經多么輝煌！”如果是在幾年前，談起山東淄博這座城市，當地的老人多數是以驕傲的語氣開頭，而以惋惜作結語。

　　3000年泱泱齊風，最早一批近現代工業文明城市，因煤而興，因工業而興，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全國地區GDP排名擠進第13名。同樣是這座城市，也曾備受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而帶來的污染等問題所困擾，大量從小企業、小作坊、小工廠里排出的廢氣彌漫天空，似乎用遮天蔽日來形容并不過分。即便是在幾年前，淄博的夜晚還在散發出“臭雞蛋”味道。

　　《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到，隨著資源的逐步枯竭和環保風暴以來，淄博以雷霆之勢，壯士斷腕的勇氣，告別了以往的路徑依賴，也正是為此，2019年GDP甚至一度從全省排名第5位滑落至第7位。而如今外地人再入淄博，看到的是寬闊的街道，錯落有致的綠植，清新的空氣，或許還能聽到當地人自夸一句：“比以前好太多了，也覺得生活有奔頭。”

　　從地方主官主動向企業家們讓出“C位”，到為企業家們“站臺”，再到企業家們登上城市的榮耀廣場。淄博，這座既老又新的工業城市，能重新站回“C”位嗎？

　　“雙萬億” 曾經的輝煌

　　淄博位于齊魯大地的中心，得名源自淄川、博山兩地的并稱。作為齊國故都和齊文化的發祥地，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在這片土地上孕育了姜太公、齊桓公、管仲等一批歷史文化名人，可以說，淄博脫胎于“書香世家”，更顯厚重。而近現代以來，因煤而興，因工業而興的淄博，則成就了新中國成立后的輝煌。

　　從1904年德國在淄川建立山東第一座煤礦——淄川炭礦算起，淄博市近現代工業史已經117年。“自從有了煤礦，就有了能源，修建了膠濟鐵路線后，淄博就可以大進大出，就誕生了近現代工業文明。”山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助理蔣兵說，煤炭、絲綢、陶瓷、機電、水泵等產業得以興盛并行銷海內外，“新中國成立以前就有幾萬人在做陶瓷，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規模。”

　　而新中國成立后，淄博作為國家重點投資布局的城市之一，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四五”時期，國家在淄博布局建設了勝利煉油廠、山東鋁廠、新華制藥等37家大型國有企業，奠定了淄博工業在全國和山東的重要地位。

　　“記憶中，我父親所在的化纖企業內就已經有鐵路專用線。”蔣兵說，“那時，很多國有大項目都是以代號來命名。”

　　有數據顯示，1988年，淄博市工業經濟總量已經突破百億元；2000年，工業經濟總量突破千億元。至2011年，淄博市工業總產值和工業主營業務收入雙雙越過1萬億元大關，成為彼時全國工業銷售收入過萬億元的16個城市之一。

　　“那時淄博最典型的就是建筑陶瓷行業，作為江北最大的陶瓷生產基地，年產量達10億平方米，來自全國的經銷商都在這里設點，街道上車水馬龍，大量的外來人口活躍了這座城市，也提振了消費。”淄博市政府重大決策咨詢專家、山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董會中說。

　　作為建筑陶瓷行業的老人，統一科技總經理陳世偉也同樣見證了那段榮光，“我們那時的企業排產都要排到一個月以后。巔峰時期，在淄博同時有幾千個不同的陶瓷品牌，浙江、福建等地的客商紛紛前來投資。”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6年5月，作為“組群式”城市之一，應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會邀請，淄博市還作為79個世界大城市之一，參加了聯合國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大城市“人口與城市未來”國際會議。會上，時任副市長王裕民作了題為《淄博——組群式城市的現狀與未來》的演講。這在淄博乃至山東省的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而在1992年，國務院正式批準淄博市為“較大的市”。

　　壯士斷腕 刮起環保風暴

　　“1997年我還在上高中，那時候的夜晚是完全看不到星星的。一直到工作了，我的同學來淄博出差，問他對這里的感受，他說一是物價便宜，二是污染很大，根本不愿意在這里生活，辦完事他馬上就走。”蔣兵說，那是野蠻生長的階段，但也要看到，我們首先要解決量的問題，才能解決質的問題。

　　董會中說，當時淄博的工業發展犧牲了環境，是以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換來的發展。隨著時代的發展，資源在逐步枯竭，人們對環保要求和標準在逐步提升，淄博只能下決心，以環保為抓手整促經濟結構調整。

　　“建筑陶瓷行業的規模就從頂峰時期縮減了80%左右，散亂污的化工企業關停了上萬家。”董會中說，改善環境是要付出經濟代價的，但淄博市認識到，如果不徹底轉型，與污染企業做切割，產業和城市的發展都是沒有出路的。

　　除了刮起的環保風暴，在董會中看來，淄博以前經濟發展過緩的深層次原因還在于以往眼光不夠開放，對新技術新科技的引進和培育力度不高、不大，缺乏更優惠更具吸引力的政策，企業、人才、產業難以在淄博實現更好的發展。

　　蔣兵說，輝煌時期的淄博多是以大型國有企業作為支撐，而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老國企是不需要搞技術研發的，他們的技術是科研院所研發出來經國家統一調配到手中的，也就是說科研和生產完全是兩條線。即便改革開放后，很多民營企業的發展也是得益于當時老國企遺留下來的技術和人才，并不是從市場的搏殺中起來的，所以一直難以形成科技創新式的驅動，而這正成為淄博難以轉型的深層次原因。

　　蔣兵認為，我們過去有資源，有資本，但都屬于工業基礎類產品，附加值并不高，這就導致當地的收入水平不高，人才層次也多是以藍領工人為主，但單靠藍領工人并不足以支撐企業、產業，乃至一個城市的轉型。

　　“2014年我考取了山東理工大學的碩士，當時的室友去招聘會求職，把簡歷投給了山東非常優秀的一家企業，對方給出的工資是1500元，當他回到宿舍問了一下周邊同學，大連的企業都已經給到3500元了，當即他就回去把就業協議書要了回來，不簽了。”蔣兵說，“淄博抓住了資源和資本時代的機遇，但沒有抓住創新驅動時代機遇，而這個時代的競爭模式已經改變，他靠的是一批批優秀企業家和人才的創新來驅動。”

　　事實上，自2014年前后，淄博出臺了一系列辦法來力促轉型升級，但收效并不明顯。這是因為轉型和升級并不僅僅是淄博一個城市在做，而是全國各地都在奮勇爭先。

　　“一個城市如同一個人的境遇一般，都有起伏波折的時刻，但總體而言淄博一直在改革的軌道上前行。比如去年淄博出臺的人才金政37條，力度空前，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是不斷隨著變化而變化。”董會中說，城市的發展目的是要人民有幸福感和獲得感，雖然當前犧牲了一些GDP，但環境改善了，大家的幸福感強了，同時這也為日后的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GDP不能衡量一切。

　　積蓄能量 正待爆發

　　“環保整促剛開始時，散亂污的小企業全部關停，剩下的退城進園，而我們本身就將環保納入企業發展中了，而且體量比較大，所以采取了就地升級改造。從重裝企業外立面，到上馬環保運營設備，再到天然氣替換燃煤，先后資金投入了近4000多萬元，由于燃煤替換成天然氣，每平方米陶瓷磚成本上升了兩三元。”陳世偉說，“不過，這也確實倒逼著企業進行升級和創新。從結果來看，我們也做到了。”

　　據陳世偉介紹，公司投入了近5000萬余元，先后聘請了兩位院士領銜的數十人的科研團隊，從建筑陶瓷磚功能性入手，研發了一系列抗菌和防靜電瓷磚，瞬間打開了市場，避免了過去靠低價競爭的老路子。“光這一個放靜電陶瓷磚的研發就耗時一年多，經歷了上千次的試驗，當時看著一爐又一爐失敗的瓷磚，別提多心疼了，但現在看到自己的產品甚至被國家核心單位和領域都在使用，非常欣慰和自豪。”

　　從產品的花色、圖案，到規格、功能，陳世偉和他的團隊每天考慮的是如何差異化競爭，推出更多適合更多應用場景的新產品，而來自清華大學、山東理工大學的人才加入，讓他們一舉成為防靜電領域的第一名。

　　推陳出新的不止一家，轉型升級的更不止一家。作為淄博知名的傳統化工企業，全球最大的氟利昂生產廠家，東岳集團通過多年的研發積累，攻克了長期被國外壟斷的氫燃料電池的核心技術——質子交換膜。據了解，氫燃料電池是氫燃料電池汽車的核心，而質子交換膜則是核心的核心，因此這也被稱為氫能產業的“芯片”。

　　“我們現在可以做到12微米的厚度，實現了和國外企業并跑的階段。”東岳集團首席技術官兼副總裁魯孟石自豪地說。

　　積蓄的力量正在爆發。數據顯示，淄博上半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003.9億元，同比增長13.4%，增幅高于全省0.6個百分點，列全省第4位。

　　董會中說，任何一個地區產業的發展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淄博最重要的優勢則是有雄厚的產業和工業基礎，以及技術人才優勢。此外，蔣兵認為，淄博現在將企業家的地位提升了，讓更多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深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形成趕學比超的氛圍，正是淄博能量爆發的開始。

　　2019年9月19日，在淄博全市企業家大會召開前，市領導與淄博市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理事會成員合影時，當時新任市委書記江敦濤主動請企業家們站在了前排，而自己和市領導們站到了后排。他說：“企業家們很辛苦，毫不夸張地說，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建議，企業家要站前排，站C位，領導站后臺、當后盾。”企業家們站到“C”位了，那么，淄博這座城，是不是也將站到“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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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