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希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各類犯罪與洗錢活動相互交織滲透，洗錢犯罪充當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角色，洗錢手段不斷翻新，涉案金額持續攀升。今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6個洗錢罪典型案例，揭示各類上游犯罪的洗錢手段。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廳廳長鄭新儉、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局長巢克儉在答記者問時表示，這6個典型案例從不同側面展現了檢察機關、人民銀行對洗錢犯罪不放縱、從嚴懲治的司法態度。

　　今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實施，“自洗錢”行為將單獨構成洗錢罪，對于遏制洗錢及上游犯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同時，近年來央行不斷強化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持續加大執法檢查力度，建立了風險評估和執法檢查“雙支柱”反洗錢監管體制。

　　537家機構被罰超5億

　　在今日的通報中兩部門指出，近年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涉眾型犯罪轉移非法資金的洗錢案件持續高發，利用網絡販毒、跨境販毒并清洗毒資毒贓的洗錢犯罪呈現多發態勢，利用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的新手段更加隱蔽．．．．．．各類洗錢犯罪活動給社會穩定、金融安全和司法公正造成嚴重威脅。

　　根據黨中央、國務院對反洗錢工作的重要部署要求，最高檢、央行充分發揮部門職能，著力加強協同合作，有力打擊了各類洗錢違法犯罪活動，依法嚴懲了一批犯罪分子。

　　數據顯示，2020年央行對614家金融機構、支付機構等反洗錢義務機構開展了專項和綜合執法檢查，依法完成對537家義務機構的行政處罰，處罰金額5.26億元，處罰違規個人1000人，處罰金額2468萬元。

　　央行表示，在懲治洗錢犯罪方面，金融系統的反洗錢職責體現在預防和協助打擊兩個方面。

　　具體來看，金融機構、支付機構等依法履行反洗錢義務，包括建立反洗錢內控制度，開展洗錢風險管理，履行客戶身份識別、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義務，依法協助行政、執法和司法機關查詢、凍結、扣劃有關資金交易等。

　　央行依法履行反洗錢監督管理、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收集、反洗錢監測分析、反洗錢調查等職責，并配合偵查、監察機關針對相關案件開展反洗錢協查。金融系統可為偵破洗錢和相關犯罪案件提供精準的金融情報和資金流轉證據。

　　巢克儉表示，2020年各級人民銀行發現并接收的重點可疑交易線索16926份，開展反洗錢調查7804次，向偵查、監察機關移送線索5987次；配合偵查、監察機關對3321起案件開展反洗錢協查，協助破獲涉嫌洗錢等案件710起；推動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洗錢罪宣判案件數量是去年的3倍多。

　　根據已有案件倒查，有銀行被罰400萬

　　巢克儉介紹，央行發揮反洗錢監管職能，從四個方面促進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緊密銜接，一是引導義務機構加強反洗錢履職能力，配合好偵查、司法機關查詢、凍結、扣劃有關資金交易工作；二是在反洗錢執法檢查中發現并移送洗錢和相關犯罪線索；三是指導金融機構根據偵查、司法機關信息開展風險自評估，完善洗錢風險管理；四是根據已有的案件信息開展倒查。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第四條“根據已有的案件信息開展倒查”。巢克儉表示，央行積極運用司法機關已經宣判的洗錢案件信息，以案件為導向回溯查看義務機構反洗錢履職是否到位，針對性發現義務機構存在的風險隱患，并對相關機構和人員進行追責處罰。

　　本次發布的6個典型案例中，其中一則就是“倒查”的典型案例。在雷某、李某洗錢案中，偵查、司法機關準確認定了犯罪分子掩飾隱瞞非法資金的多種手段并將其繩之于法，央行據此對涉事金融機構反洗錢履職不當的情形依法給予了行政處罰。

　　具體案例如下：

　　被告人雷某、李某，均系杭州瑞某商務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某公司”）員工。

　　2016年年底，朱某（另案處理）出資成立瑞某公司，聘用雷某、李某為該公司員工，并讓李某掛名擔任法定代表人，為其他公司提供商業背景調查服務。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雷某、李某除從事瑞某公司自身業務外，應朱某要求，明知騰某公司以外匯理財業務為名進行非法集資，仍向朱某提供多張本人銀行卡，接收朱某實際控制的多個賬戶轉入的非法集資款。

　　之后，雷某、李某配合騰某公司財務人員羅某（另案處理）等人，通過銀行大額取現、大額轉賬、同柜存取等方式將上述非法集資款轉移給朱某。其中，大額取現2404萬余元，交給朱某及其保鏢；大額轉賬940萬余元，轉入朱某實際控制的多個賬戶及房地產公司賬戶用于買房；銀行柜臺先取后存6299萬余元，存入朱某本人賬戶及其實際控制的多個賬戶。其中，雷某轉移資金共計6362萬余元，李某轉移資金共計3281萬余元。二人除工資收入外，自2017年6月起收取每月1萬元的好處費。

　　2019年7月16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以雷某、李某涉嫌洗錢罪將案件移送起訴。2019年8月29日，拱墅區人民檢察院以洗錢罪對雷某、李某提起公訴。2019年11月19日，拱墅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雷某、李某犯洗錢罪，分別判處雷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360萬元，沒收違法所得；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170萬元，沒收違法所得。宣判后，雷某提出上訴，李某未上訴。2020年6月11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發后，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啟動對經辦銀行的行政調查程序，認定經辦銀行重業績輕合規，銀行柜臺網點未按規定對客戶的身份信息進行調查了解與核實驗證；銀行柜臺網點對客戶交易行為明顯異常且多次觸發反洗錢系統預警等情況，均未向內部反洗錢崗位或上級行對應的管理部門報告；銀行可疑交易分析人員對顯而易見的疑點不深糾、不追查，并以不合理理由排除疑點，未按規定報送可疑交易報告。經辦銀行在反洗錢履職環節的上述違法行為，導致本案被告人長期利用該行渠道實施犯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對經辦銀行罰款400萬元。

　　自洗錢、虛擬幣洗錢受關注

　　今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實施，“自洗錢”行為將單獨構成洗錢罪。上游犯罪分子實施犯罪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來源和性質的，不再作為后續處理贓款的行為被上游犯罪吸收，而是單獨構成洗錢罪，加大了對從洗錢犯罪中獲益最大的上游犯罪本犯的處罰力度。

　　鄭新儉表示，為貫徹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洗錢罪的修訂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在會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修改洗錢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解釋，對長期存在的法律適用難點和爭議點予以明確，對不適應執法司法實際情況的部分規定進行調整。

　　具體來看，檢查機關加大洗錢犯罪懲治力度，各級檢察機關建立“一案雙查”工作機制，在辦理洗錢罪七類上游犯罪案件時，同步審查是否涉嫌洗錢罪，深挖犯罪線索，加大追捕追訴與各類上游犯罪相關的洗錢犯罪力度。據介紹，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洗錢犯罪221人，提起公訴707人，較2019年分別上升106.5%和368.2%。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發布的6則案例中，陳某枝洗錢案被認定為“利用虛擬貨幣洗錢新手段”，兩部門在案例中指明，即使上游犯罪查證屬實未判決，也不影響其洗錢罪的認定。

　　具體案例如下：

　　被告人陳某枝，無業，系陳某波（另案處理）前妻。

　　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間，陳某波注冊成立意某金融信息服務公司，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以公司名義向社會公開宣傳定期固定收益理財產品，自行決定漲跌幅，資金主要用于兌付本息和個人揮霍，后期拒絕兌付；開設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發行虛擬幣，通過虛假宣傳誘騙客戶在該平臺充值、交易，虛構平臺交易數據，并通過限制大額提現提幣、謊稱黑客盜幣等方式掩蓋資金缺口，拖延甚至拒絕投資者提現。2018年11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對陳某波以涉嫌集資詐騙罪立案偵查，涉案金額1200余萬元，陳某波潛逃境外。

　　2018年年中，陳某波將非法集資款中的300萬元轉賬至陳某枝個人銀行賬戶。2018年8月，為轉移財產，掩飾、隱瞞犯罪所得，陳某枝、陳某波二人離婚。2018年10月底至11月底，陳某枝明知陳某波因涉嫌集資詐騙罪被公安機關調查、立案偵查并逃往境外，仍將上述300萬元轉至陳某波個人銀行賬戶，供陳某波在境外使用。另外，陳某枝按照陳某波指示，將陳某波用非法集資款購買的車輛以90余萬元的低價出售，隨后在陳某波組建的微信群中聯系比特幣“礦工”，將賣車錢款全部轉賬給“礦工”換取比特幣密鑰，并將密鑰發送給陳某波，供其在境外兌換使用。陳某波目前仍未到案。

　　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在查辦陳某波集資詐騙案中發現陳某枝洗錢犯罪線索，經立案偵查，于2019年4月3日以陳某枝涉嫌洗錢罪將案件移送起訴。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陳某枝以銀行轉賬、兌換比特幣等方式幫助陳某波向境外轉移集資詐騙款，構成洗錢罪；陳某波集資詐騙犯罪事實可以確認，其潛逃境外不影響對陳某枝洗錢犯罪的認定，于2019年10月9日以洗錢罪對陳某枝提起公訴。2019年12月23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陳某枝犯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20萬元。陳某枝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針對上述案例，兩部門指出，雖然我國監管機關明確禁止代幣發行融資和兌換活動，但由于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采取的監管政策存在差異，通過境外虛擬貨幣服務商、交易所，可實現虛擬貨幣與法定貨幣的自由兌換，虛擬貨幣被利用成為跨境清洗資金的新手段。

　　“洗錢罪雖是下游犯罪，但是仍然是獨立的犯罪，從懲治犯罪的必要性和及時性考慮，存在上述情形時，可以將上游犯罪作為洗錢犯罪的案內事實進行審查，根據相關證據能夠認定上游犯罪的，上游犯罪未經刑事判決確認不影響對洗錢罪的認定。” 兩部門在案例中如是寫道。

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