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我問柳總這個問題的時候，劉總很坦率地說，原罪可以舉一兩件，您能舉原罪給我們聽聽嗎？

　　郭廣昌:

　　我比柳總信任在哪里？我出生比他晚，92年才創業，柳總的年代面臨兩難選擇，要么不做，要么必須做打著引號的原罪的概念。92年以后，整個社會環境給我們的空間已經比較大了，面對兩難選擇的東西就少了，還可以有第三個選擇，既不需要這樣也不需要那樣的出來了。

　　主持人:

　　言外之意你的創業比柳總干凈。

　　郭廣昌:

　　首先柳總就是干凈的，他冒著風險去做那些事情，需要勇氣，所以更應該給他掌聲。

　　主持人:

　　現在我要把時間給對面的同事，財經名記們，在很早的時候采訪過今天的在座嘉賓，所以現在把提問的權利給你們，請你們向這些老江湖們再次提出問題。哪一位先來？

　　何力:

　　我第一次采訪劉永好是15年前1993年，劉總在那一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那一年第一次有民營企業家參政議政，今天的劉總看起來，我記得93年春天3月份是友誼賓館，當時的劉總還是很靦腆的，甚至有幾分青澀，對媒體也不像剛才對你一樣侃侃而談。我特意讓同事去找了一份當時的采訪，劉總說改革開放我能致富，特別感謝鄧小平，向媒體承諾給小平的家鄉捐錢辦一個希望小學，不知道希望小學后來辦了嗎？

　　劉永好:

　　確實我們非常感謝鄧小平先生，他不但是我們四川人的，更重要的是他這種作為使我們國家有了今天，我相信在座的企業家和全國人民都感謝他，當時5萬塊算不少了，我們捐了當地的一個小學，以后我們跟工商聯的企業家朋友在鄧小平的家鄉搞了個森林，種了很多樹。更重要的是以后我們發展了扶貧的光彩事業，我們為老少邊窮地區也包括小平的家鄉，投入超過千億，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對社會作出了回報。我們發展了，對國家也有所貢獻，現在最大的貢獻是解決了超過70%人的就業，這個群體是光榮的。

　　何力:

　　我特別想問他你26年來一直專注于做農業，又是做農業的民營企業，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中，在做農業的民營企業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國家政策。你在1989年說面對困難，甚至要把自己的公司送給當地政府，很感謝當時的縣委書記，你覺得國家的政策對于國家的農業、農民、農村，從事農業的民營企業意味著什么？

　　劉永好:

　　國家的政策對農民對農村對我們都是至關重要的，我仔細想了想，在建國的時候，毛主席領導大家，農民分到了土地，奠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30年前鄧小平把土地經營權放給了農民，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現在又過了30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再一次提出，讓農村跟城市一樣享受的成果，又給我們帶來新的機會。在每一次重大的變化，都是以農村、以土地、以農村的政策調整作為先導的，我作為從事農產業的企業，中間的體會特別深。當然中間也有很多低谷，90年代初的時候，一方面農業經濟掉入低谷了，另一方面國內的爭論特別厲害。以前很多領導到我們這里來，縣里的、省里的，中央的都來，以后不來了，更重要的是做很多事情遇到很多問題，我們想了半天覺得算了，可能我們做個開明紳士吧，是不是把我們的資產全部交給政府。我找到縣委書記，我說書記你支持我們創業，你交給我們10個專業戶我們完成了，不但完成了我們公社已經有超過千萬的資產，我們交給政府了，但是有個要求，這個給我們管，至少是國家的。書記想了想說，劉永好你們做得是對的，科技興農帶動農民增加收入你們也發展這是對的，至于上面怎么說，媒體怎么說不要管，你該做什么做什么，沒有想收你財產的想法，你們好好地悄悄地干。到現在我們仍然非常感謝這位書記，因為他是書記，我們當時認為很大的官，他代表了黨的政府的意見，我們堅持下來了，才有今天。可見民營企業發展跟政策太有關系了。